編者按：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藏《趙鼎像》，被定為元人之作。此作繼承宋代人物肖像畫的傳統，儲存了“南宋四名臣”之一趙鼎的容貌，可考究宋元時期人物畫的技法和繪畫觀念。雖作者不詳，儲存狀況不佳有所殘損，但人物的服飾形制值得研究。畫上有簡短的立像緣由說明，以及趙鼎生平簡傳，對趙鼎的生卒年與宋元歷史的研究頗有意義。本文從影象入手，綜合史料進行多角度研究，辨別作品的時代氣息、傳摹過程，進而探討藝術風格與歷史真相。文章原發表於《新美術》2014年第8期，現略有修訂。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趙鼎像》研究
顏曉軍/撰
睹像思人、存乎鑑戒是中國人物畫的重要目的，由此發展出來的人物肖像畫是重要的一門畫科。唐代以降，肖像畫已經日臻於完善的頂峰，對人物的描繪能夠神形具備，惟妙惟肖。藏於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趙鼎像》現被定為元人之作，但是卻繼承了宋代人物肖像畫的傳統，儲存了“南宋四名臣”之一趙鼎的容貌。這幅畫的作者不詳，因儲存狀況不佳而有所殘損，但人物的描繪與服飾形制十分值得研究。其上有簡短的立像原由與趙鼎生平簡傳，對趙鼎的生卒年與宋元歷史的研究頗有意義。
趙鼎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一、趙鼎生平概況
像主趙鼎，字元鎮，自號得全居士，山西解州聞喜縣人，《宋史》卷三百六十有傳。四歲早孤，由母親樊氏撫育教導，二十二歲中崇寧五年（1106）進士，對策斥章惇誤國。趙鼎雖然較早嶄露頭角，然而仕途並不順利，多為僻地小官，先後擔任鳳州兩當尉、岷州長道尉、同州戶曹、河東縣丞，至其母樊氏去世後方才官至洛陽令，那時他已經仕宦近二十載。在這段時間裡，趙鼎的生活比較窮困潦倒，政和五年（1115）他的《夢覺一首時將解安邑赴調》中有句雲：“推枕惘不樂，念念墮空杳。所思天一涯，忽忽令人老。老境足悲傷，窮愁更縈繞。嗟餘竟奚為，濫為策名早。漫浪戲一官，不覺成潦倒。”[1]
直到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下侵宋，徽宗內禪，欽宗即位，靖康元年（1126）趙鼎受吳敏推薦擢為開封士曹，反對割地議和。在“靖康之難”後，徽、欽二宗被金人擄去，立張邦昌為帝，稱“大楚”。趙鼎與張浚等人逃入太學，不書議狀。高宗在應天府即位，改年號為建炎元年（1127），趙鼎率京畿父老上表請車駕還闕。高宗不敢還汴京，趙鼎遂舉家南亡至建康追隨高宗，並於建炎三年（1129）由張浚推薦除尚書司勳員外郎。其後趙鼎遂逐漸因其政治軍事才能受到重視，參與南宋初年的各項改革與決策，與高宗關係日益密切，雖又經歷波折，但最終於紹興四年（1134）、紹興七年（1137）兩次拜相，然那時他已經年過半百了。
在南宋的仕宦中，趙鼎立下很多功績，深得高宗信任。他主持修纂了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高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之。他妥善處理了與岳飛、韓世忠、張浚等抗金將領之間的關係，並且大膽推薦委任。加上各類改革措施，使得南宋偏安政權逐步穩定下來，處於防守的安全域性勢，甚至收復了部分失地。高宗曾對張浚說：“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2]從紹興二年（1132）趙鼎重新啟用到八年（1138）被秦檜排擠落職，既是趙鼎人生的頂峰，也是宋室南渡後基業日漸穩定的時期。尤其是紹興七年再相之後，趙鼎由正三品的正左奉大夫進為正二品的金紫光祿大夫，連進四官，榮極一時。但是自九年（1139）開始，受到秦檜等投降派的構陷，趙鼎一再遭受貶謫，最終貶至海南吉陽軍。因知秦檜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對其子趙汾說：“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趙鼎在病中自書墓誌，並書銘旌雲：“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3]遂不食自絕而死，時在紹興十七年（1147）。第二年，趙汾為其父趙鼎乞旨歸葬於衢州。孝宗即位，諡趙鼎“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陪祀高宗享廟。
趙鼎平生長於著述，《宋史》中記載他“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4]，其文字功力可見一斑，然而流傳下來的並不多，僅有《忠正德文集》。根據山西聞喜縣發現的《趙氏譜牒·年譜並言行實錄》記載，趙汾為趙鼎歸葬衢州常山縣的時候，州守章傑知“中外士大夫與公有簡牘往來，意以為奇貨可居”，欲派遣官兵同常山縣尉翁蒙之一起搜查。然而章傑又擔心翁蒙之洩密，就遣人監視，翁蒙之書寫便條，深夜派僕人自後垣而出，密告於趙汾，“急令盡焚篋中書帖及刀弓之屬”。官兵到來之時遂一無所獲，趙家免於災禍，但趙鼎著作卻因此不傳於後世。[5]
趙鼎被貶後，秦檜唆使台諫們落井下石，紛紛上疏攻擊他，彈章逾千。雲其主要罪責在於汴都圍城之日，趙鼎受張邦昌偽命，糾集保甲抗拒勤王之師，並且貪汙受賄，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至於誣陷岳飛為“叛將”，與趙鼎交通，更是莫須有的罪名。趙鼎忍無可忍，擇其尤者六事作《辯誣筆錄》。而其《建炎筆錄》所記自高宗建炎三年（1129）正月車駕在維揚起，至紹興八年（1138）十二月十二日朝辭上殿，出知紹興府。這兩份流傳下來的筆錄皆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史料。趙鼎自絕前所作《自志》則附在《家訓筆錄》之後，對研究他的生平履歷十分有幫助。
二、趙鼎像服飾與宋代朝服
在這幅肖像中，趙鼎雙目有神，頤頰豐滿，鬚眉疏朗。朱勝非曾在《秀水閒居錄》中寫道：“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6]然而朱勝非與趙鼎在諸多問題上意見不合，《宋史·朱勝非傳》雲：“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7]《宋史·趙鼎傳》則雲：“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8]《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亦有多處記載二人不和，可見當時朱勝非傾軋趙鼎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因此出言相輕。清代李調元卻談到趙鼎修史能夠忠心直筆，“有古大臣之風烈”，因而朱勝非之言乃出於爭鬥之意，不必盡信。[9]
趙鼎所穿為宋代朝服，頭戴“貂蟬冠”，雙手持笏，佩方心曲領、大帶、玉佩、錦綬，足登黑履。這種服飾在傳世古代肖像畫中比較少見，足以為史所徵。朝服本來是古代君臣日常朝見所穿的服裝，然而自魏晉以後，在朝廷之上日常辦公所穿被名為“公服”，朝服遂特指大朝會時所穿禮服，是帝王百官除了祭服以外最高等級的禮服。朝服又稱“具服”，主要用於重大的朝會典禮場合，如冊封、拜表、籍田、元旦、冬至等禮儀活動。基本的裝束為樑冠、朱袍、朱裳、中單、方心曲領、蔽膝、大帶、革帶、錦綬、褲、襪、黑履，搭配顏色、紋樣因不同等級而有所差別。
趙鼎像的貂蟬冠
兩漢時期的朝服為黑色袍服，區分等級主要體現在冠與佩綬上。魏晉時期朝服改為絳色，各種冠的差別依然存在。隋唐時期對朝服與公服的區分已經非常清晰，對各個等級之間服飾的搭配也有明確的規定。宋代的朝服在力求復古的努力中繼承了前代的很多樣式，區分等級最重要的部分是冠的差別，各種冠的名稱古已有之，與唐代更為接近，其形制在《宋史·輿服志》中有詳細的記載。
宋代天子朝服為通天冠、絳紗袍，僅次於大裘冕、袞冕。《宋史·輿服志》記載雲：
通天冠。二十四樑，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高廣各一尺。青表朱裡，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翠緌，玉犀簪導。絳紗袍，以織成雲龍紅金條紗為之，紅裡，皁褾、襈、裾。白羅方心曲領。白襪，黑舄，佩綬如袞。大祭祀致齋、正旦冬至五月朔大朝會、大冊命、親耕籍田皆服之。[10]
皇太子朝服為遠遊冠、朱明服，僅次於袞冕。《宋史·輿服志》記載雲：
遠遊冠：十八樑，青羅表，金塗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為纓，博山，政和加附蟬。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裡，皁褾、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裡。白花羅中單，皁褾、襈，白羅方心曲領。羅韈，黑舄，革帶，劍，佩，綬。餘同袞服。襪帶，勒帛。執桓圭。受冊、謁廟、朝會則服之。[11]
諸臣朝服的等級差別較多，大致來說分進賢冠、貂蟬冠、獬豸冠三種，都是朱衣朱裳，而按照官階和職位的使用情況則更為複雜。宋代的諸臣朝服儀制，經過了宋初、仁宗、神宗、徽宗四個時期的演變，逐步明確起來。南宋沿襲北宋，大體沒有變化，使用時某些具體方面略有調整。
進賢冠是一種樑冠，因品階的差異而變動樑的數目以及所配衣飾，宋初的時候規定：
進賢五樑冠：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立筆。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並皁縹襈，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玉劍、佩，銀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白綾襪，皁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
三樑冠：犀角簪導，無中單，銀劍、佩，師子錦綬，銀環，餘同五樑冠。諸司三品、御史台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
兩樑冠：犀角簪導，銅劔、佩，練鵲錦綬，銅環，餘同三樑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無中單，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袴褶紫、緋、綠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綾袴，白羅方心曲，領本品官導駕，則騎而服之。[12]
但是宋代的百官品位高低與官職大小經常出現不匹配的情況，有官卑品高的，也有官高品卑的，因此很難裁定朝會典禮時這些服裝的穿著。
仁宗康定二年（1041）朝廷特意頒佈了《衣服令》規定：“五樑冠，一品、二品侍祠大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加籠巾貂蟬。”[13]《官品令》規定：“一品：尚書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二品：中書令，侍中，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少傅、少保，諸州府牧，左右金吾衛上將軍。”[14]《閤門儀制》規定：“以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臣，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京尹兼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宣徽南北院使、僉書樞密院事並在東宮三司之上。以上品位職事，宜準前法給朝服。宰臣、使相則加籠巾貂蟬，其散官勲爵不繫品位，止從正官為之服。”[15]這幾項制度對五樑冠的使用做出了具體的規定，提出了將貂蟬籠巾作為一種特別的榮譽加以使用，也使得貂蟬籠巾成為之後最具特色的一種冠式。其他如三樑冠、兩樑冠適合使用的官員品位也都有了明確的規定。也可看出，宋代百官的朝服自五樑冠以下，與漢、唐舊制稍有不同了。至於“獬豸冠”則是在冠上加“獬豸”，為御史、司法部門官員使用，所以又稱為“法冠”，之後沒有太大的變化，僅在服飾搭配上有所差別。
雖然如此，神宗元豐二年（1079）朝廷又詳定朝會儀注，問題在於“隋、唐冠服皆以品為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準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雖因襲舊文，然以官言之，頗為舛謬”，所以品位不可參用。若以事務差遣為根據，又有各種實際的麻煩，所以差遣也不可參用。最終，仍採取“以官為定”的方式，使得“名實相副，輕重有準”，將官員分為七等，所用冠綬也一樣分七等。[16]這次的儀注規定，冠樑從七樑到二樑，共有六等，第一等只是在七樑冠上加貂蟬籠巾。這次對貂蟬籠巾進行了改革，以前以玳瑁製成蝴蝶狀的蟬，改為黃金製成，只有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可以使用。
到了政和年間，議禮局再次上群臣朝服之制，又有了新的變化。其中對七樑冠加貂蟬籠巾的規定為：
七樑冠，金塗銀稜，貂蟬籠巾，犀簪導，銀立筆，朱衣裳，白羅中單，並皁褾、襈，蔽膝隨裳色，方心曲領，緋白羅大帶，金塗銀革帶，金塗銀裝玉佩，天下樂暈錦綬，青絲網間施三玉環，白韈，黑履；三公，左輔，右弼，三少，太宰，少宰，親王，開府儀同三司服之。[17]
南宋中興後，百官朝服基本上沿襲政和年間的這次規定，只是在穿著的場合方面略有變化，而且樣式更具體了。而七樑冠加籠巾的冠式《宋史·輿服志》有非常詳細的描述。進賢冠系以漆布為之，上有縷紙為額花，金塗銀銅飾，後面有垂下來的巾幘名為“納言”。進賢冠仍然分為七等，以樑數為差，從七樑至二樑，以羅為纓結之。第一等仍是七樑加貂蟬籠巾，有貂鼠尾、立筆。貂蟬冠的籠巾以細藤絲織成正方形，如同平的巾幘，然後加漆使之方硬。裝飾以銀，前有銀花，籠巾上點綴玳瑁蟬，左右各為三隻小蟬，蟬銜玉鼻，貂尾插在左側。三公、親王侍祠、大朝會的時候加於進賢冠而服戴。蟬象徵“居高食潔”，貂象徵“內勁外溫”，用於冠上則期望警醒那些最高等級的官員能夠身居高位卻潔身自好，內性剛勁卻處事溫和，這樣才能夠上和下睦、公正廉潔，以致國泰民安。立筆，“古人臣簪筆之遺像，其制削竹為幹，裹以緋羅，以黃絲為毫，拓以銀縷葉，插於冠後”。[18]按照宋代舊令，文官七品以上穿朝服要簪白筆，武官則否，後來無論文官還是武官都要簪筆了。
趙鼎於紹興四年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19]七年九月授左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年十月引疾，除檢校少傅。按照宋代《官品令》、《閤門儀制》，趙鼎皆在服貂蟬冠之列。
三、趙鼎像與肖像畫中的貂蟬冠
根據以上史料仔細分析此幅趙鼎像，其所戴應為七樑進賢冠，然而因畫師不明其具體形制，描繪不夠準確，七樑並不明顯，應是前排中間七根樑，最外兩側是邊。進賢冠後排往往有高聳的外圍，一般作左右兩個丘狀的隆起，但趙鼎像仍作樑的形狀。所謂“樑”，即冠上用於支撐冠頂的金或銅條。樑正前方的方片有細線描繪的紋路，或為銅飾；額上則有額花，為雙鳳相對纏枝紋樣。貂蟬籠巾為細藤絲織成，用犀簪導自右向左橫貫冠中，通過髮髻固定。籠巾兩側用細藤絲編成兩片狀若蟬翼的下垂，其前方為弧形，後方為方形。左右各有三隻黃金制的蝴蝶狀小蟬，銜玉鼻。冠左側插貂尾，尾毫青灰有斑紋；冠後插立筆，此像仍用古制，以緋羅裹竹幹，以黃絲為毫。
從趙鼎項上可以看出，他穿戴白羅中單、白羅方心曲領。“中單”即是朝服的裡衣，又稱中衣、中禪，後來泛指汗衫。方心曲領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舊制，並非宋代的創舉，但是宋代方心曲領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宋代方心曲領是一種套在項間下綴方框的圓形飾物，以白羅為之，方有二寸許，在項後繫結固定。所以不同於隋唐時期中衣領上的襯領，而是完全獨立的裝飾物。這成了宋代朝服區別於前代的顯著特徵，在很多繪畫和雕塑中仍可見到。
趙鼎所繫為緋白羅大帶，原本大帶為白羅，政和間改為緋白二色。大帶一半為白色，另一半為緋色，緋色為紅色，接近硃砂，即趙鼎朝服之色。腰右側掛金塗銀裝玉佩與天下樂紋樣的錦綬。元豐二年即規定“至於綬，則乘輿及皇太子以織成，諸臣用錦為之”。[20]天下樂錦是蜀錦中非常著名的品類，主題富有生活情調，用於貂蟬冠也帶有美好的寓意。趙鼎足穿黑色雲頭履，即鞋頭向上翹起，分左右兩半，作如意或雲朵狀，可以防止下垂的衣襬被踏而絆倒。雲頭履唐代已經發展成熟，宋沿唐制，以黑履作為朝服的鞋制。
趙鼎像的天下樂錦綬與玉佩
趙鼎像的緋白羅大帶、黑履
貂蟬冠只有一二品的高官才能服戴，一般的大臣是沒有資格的，所以宋代人臣畫像大多描繪的是常服形象，頭戴襆頭，腦後有各式各樣的襆頭腳。即使傳世的宋代帝王像，如南薰殿舊藏宋太祖、宋神宗、宋徽宗、宋高宗像也是頭戴襆頭的常服形象。雖然有較多文獻記載進賢冠和貂蟬籠巾，卻缺乏直接的歷史實物，而繪畫、線刻、壁畫或雕塑等藝術作品中的描繪很大程度上經過了藝術處理，皆各有不同，很難引以為據，只能選取部分宋代名臣像相互對比加以分析。
江蘇吳縣有范仲淹像刻石，刻於元至正九年（1349）十月七日，宋閻灝贊，宋之才正書，元好問記，範伯仁鐫。
范仲淹江蘇吳縣石刻像 刻於元至正九年（1349）十月七日，宋閻灝贊，宋宋之才正書，元好問記，範伯仁鐫
像中范仲淹手持笏版，項上掛方心曲領，頭戴貂蟬冠，其形制與趙鼎像接近而略有不同。其進賢冠額花也是雙鳳紋，然而前部有七個半圓形擋片，中間為圭形，繪有蟬的紋樣，兩側有花瓣形裝飾，冠的後方有高聳的丘狀外圍。貂蟬籠巾與趙鼎像幾乎一致，細藤絲織，籠巾左右下垂的前部也是圓形而不作方角，兩側亦有三隻蝴蝶狀小蟬銜玉鼻，貂尾插在左側，冠後有立筆，簪導自右向左橫貫於冠中，連安裝纓帶的花狀金屬孔都很相似。不同的是，范仲淹像貂蟬籠巾後面的簪筆為直立向上且較粗壯，銀縷葉明顯，較接近毛筆的形狀，貂尾也直立、硬朗；但趙鼎像的立筆很細且彎曲，絲毫較長，整體較大，不見銀縷葉，貂尾則彎曲、較小。范仲淹像刻石進賢冠的問題在於，其冠頂隆起過小，而且作七樑冠。范仲淹卒於仁宗皇祐四年（1052），雖經仁宗康定二年（1041）的制度改革，但仍然使用五樑冠加貂蟬籠巾，並無七樑冠。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幅范仲淹像，傳為明人所作，人物面朝的方向與吳縣至正九年刻石相反。其貂蟬冠形制大約參考過前代畫像，但是畫工已經不知宋代貂蟬冠的樣子，簪導自左向右橫貫，額花過大，額飾過於複雜，且冠上無纓帶繫於頷下——簪導的方向理應是自右向左為順手，無纓帶則不能固定進賢冠。立筆插在冠頂前方，作彎曲立幹，絲毫為紅色絨球，貂尾則插在冠後方。這些都與宋代形制相去甚遠，大概是明人蔘考了明代一些官服的樣子進行改造的。
范仲淹肖像 明人繪，南京博物院藏
清代南薰殿藏曆代聖賢明人像中有韓琦像，其面向右方，笏版在前，頭戴貂蟬冠。
韓琦像 清代南薰殿藏本
與范仲淹、趙鼎像對比，其進賢冠額花接近菱形，也是雙鳳紋。冠上前方中間有類似范仲淹吳縣刻石的圭形，繪蟬紋樣，但圭形尖端被繪成圓弧花瓣狀；兩側不是半圓形擋片，而是作小菱形，數目則是每側三個。進賢冠後方也有范仲淹像上的丘形高聳的外圍，簪導自右向左橫貫。藤製籠巾下垂為方形，前面為方角，兩側的三隻小蟬個體很小，左側插貂尾，冠後插立筆。立筆與趙鼎像一樣是較細長彎曲的。韓琦的進賢冠從樑的位置看畫的應該也是七樑，韓琦卒於神宗熙寧八年（1075），元豐二年（1079）朝廷詳定朝會儀注後方才改五樑冠制度為七樑冠等次，所以描繪也有失誤。
南薰殿藏本中還有司馬光像，其面向左，與南京博物院藏范仲淹像一致，也是笏版在前。
司馬光像 清代南薰殿藏本
司馬光卒於哲宗元祐元年（1086），已經使用七樑進賢冠，此像描繪正確。簪導是自右向左橫貫的，貂尾插在左側，立筆在後，但是過於簡略。形制上的問題卻更多：第一，貂蟬籠巾應是藤製，此作卻繪成烏紗制，而且下垂前面畫成方角；第二，籠巾左右兩側應各有三隻小蟬銜玉鼻，此作卻無；第三，貂尾雖然插在左邊，但是插的位置卻不對，應是插在籠巾外小蟬所銜的玉鼻上，而非籠巾裡面；第四，額花與裝飾太過於粗略，沒有雙鳳紋，冠上前面擋片為雲頭形，且只有左側，沒畫右側的；第五，缺少纓帶系在頷下。
山西夏縣有司馬光的石刻的立姿石刻像，為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刻，杜國卿摹，有方孝孺、尹直贊，裴吉秋、裴吉利鐫。
司馬光山西夏縣立姿石刻像，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弌陽月刻，杜國卿摹，方孝孺、尹直贊，裴吉秋、裴吉利鐫
司馬光像頭上所戴也是貂蟬冠，由於石泐不甚清晰，但是相較於南薰殿藏本要精緻很多，僅有少數問題，如籠巾兩側下垂的前部作方形，額花花紋不對。
總的來說，貂蟬冠由於其使用為最高等級的朝服，民間鮮有所睹，若無當時衣冠實物的直接描繪流傳，畫師或是根據傳說，或是參照後代衣冠，往往因不明形制而畫錯。所以，很多祖先像、宗譜的祖宗像等資料，如果頭上有方形籠巾、兩側蟬翼下垂的形制，一般都是描繪貂蟬冠。但是在細節上往往有問題，有的甚至將貂尾描繪成雉雞尾羽或荊棘狀的，更不要說各種裝飾物和花紋的準確性了。趙鼎像繪製的時間較接近於宋代，而且寫真技術高超，藝術水平卓越，其衣服冠式都更為接近宋代形制，這就為分析其他肖像畫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參照。
四、趙鼎像題字與趙鼎生年考
趙鼎像上方左右兩側各有一段題字，由於邊角殘破漫漶，辨識頗為費勁，但是卻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圖左題雲：“依奉：囗囗（行）文，於聞喜縣儒學立鄉賢祠，傳囗遠（崇）祀。”
趙鼎像左題
所以，此作是紀念鄉賢的功能性的肖像畫作。這種肖像畫一般只以單個人物為中心，對人物所處的空間並不加描繪，對能夠顯示人物性格特徵的姿態、服飾等方面進行突出，並且出於紀念的功能，畫作旁總附有簡傳以著其行誼履歷。而這種供後學瞻仰的鄉賢畫像從宋元時期開始出現，並逐漸成形，發展至明清兩代已頗具規模。
圖右題雲：“囗傳，囗忠簡，（追）封豐公中書（門）囗囗（章）事兼樞密使。解州聞喜縣（人），元祐丙，國，趙公鼎，字元鎮，號得全居士，（八）月十二日薨。囗囗囗寅歲正月五日（生），紹興丁卯歲，享壽六十三歲。”
趙鼎像右題
畫幅頂部疑有裁切，而此段題字殘破不堪，語句不通，卻甚有可考之處。
因為原作破損，裝裱師在重裱修補時不僅對原作題詞填墨重描，如第一行“門”字、第二行“解州”、“公”、“鼎”等字，而且將殘破不堪的題詞裝裱錯位。比如趙鼎追封“豐國公”，其“國”字被平移至左側第二行“趙”字上；而“元祐丙”三字本應在第三行“寅”字上，卻被裱在了第二行“聞喜縣人”下；第三行“丁卯歲”本應在頂部“八月十二日薨”之上，卻被裱在了行末。特別是第四行“享壽六十三歲”，字的結體和用筆與前面三行完全不同，筆畫較瘦硬不圓渾，起筆收筆尖刻，“歲”字與前兩個“歲”相比尤為明顯，應是後來裝裱時所補。結合《宋史》趙鼎的傳記，按照古人書寫簡傳的常例重新理順這段題詞，大致應當如此：“趙公鼎，字元鎮，號得全居士，解州聞喜縣人，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元祐丙寅歲正月五日（生），紹興丁卯歲（八）月十二日薨，享壽六十三歲。（諡）忠簡，（追）封豐國公。囗傳。”
依據此題，“囗寅歲正月五日（生）”，“生”字雖殘，然而猶可辨識，則他的生辰應是元祐元年丙寅（1086）正月五日。孫豔輝整理的《趙鼎年譜簡編》，沒有參考此幅趙鼎像，其記載趙鼎生於元豐八年（1085）乙丑正月初五。[21]根據是紹興六年（1136）丙辰，趙鼎有壽辰詞作兩首，其中《醉蓬萊·慶壽》雲：“破新正春到，五葉堯蓂，弄芳初秀。”“堯蓂”亦稱“歷莢”，相傳是帝堯階前所生的瑞草，此草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積至十五莢。從十六日起，日落一莢，月末而盡。小建則餘一莢，萎而不落。所以“五葉堯蓂”，即指初五日。由此可以推斷趙鼎生於正月初五日，但是生於何年則不得而知。
然而趙鼎《家訓筆錄》後附《自志》，雲：“二十一歲，鄉里首薦。明年，登進士第，崇寧五年也。”[22]考查宋代科舉制度，舉子一般在秋季參加鄉試，鄉試中者彙集到京城參加開春禮部的會試。以他崇寧五年（1106）得中進士計算，他應當生於元豐八年（1085）乙丑，現在學界大多從此說法。但是此幅畫像上明題“囗寅歲正月五日（生）”，如此確切的日期，應不可能屬於誤記。
且趙鼎晚年得知秦檜意在取己性命，不願禍及家人，遂在絕食臨終之前書《自志》，文末雲：“丙寅十一月，得疾。丁卯八月十二日，終於貶所，壽六十三。”[23]古代替人寫墓誌銘，執筆者一般不熟悉死者詳情，若非死者家屬明確告知，有關死亡的具體時間與年歲都會先空出來，或者據執筆者所知情況書寫，由死者家屬辦葬禮刻制墓誌的時候再行填寫或修改。傳世黃庭堅書《宋盧南詩老史翊正墓誌銘稿》雲“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並有塗改，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黃庭堅書《王史二氏墓誌銘稿卷》（區域性）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何況趙鼎乃生前預作《自志》，當然無法填寫死亡時間與享年。所以，《自志》上的卒年與享壽並非趙鼎親書，當是家人後來填補，卻與畫像上所題完全一致。由此可以證明趙鼎像上的生卒年是很可靠的，應當很有來歷。
那麼趙鼎病歿前回憶幼年，以晚年的年歲倒推而記的年齡並不能與實際的年齡相符。同時考慮到古人計算年齡並不嚴格，虛歲經常出入一到兩歲，加之古人有“積閏享壽”的風俗習慣，所以考證時不可拘泥於推算年歲。而畫上明題生於元祐丙寅（1086）而薨於紹興丁卯（1147），以今之演算法僅六十一歲週歲而六十二虛歲，又云“享壽六十三歲”，豈非自相矛盾？以古人對干支紀年月日的熟悉程度，又豈能對此矛盾絲毫不察而任之？按照農曆“十九年七閏”的規律，並參考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則趙鼎卒時已經有二十三個閏月了，完全可以算作兩年時間，故六十一週歲積閏兩年，則是六十三歲無誤。此幅趙鼎像上的生卒年與享壽六十三歲的說法，當時必定在聞喜縣趙氏後人那裡有可靠的來源方能如此明確。所以，仍然應以此畫上所題“囗寅歲正月五日（生）”即元祐元年（1086）丙寅為宜。
後記
美國西雅圖美術館藏有一幅絹本《文天祥遺像》，其右上方曾經撕毀破損，後世加以修補。然而修補者對貂蟬冠不明所以，造成了冠形制的錯誤，貂尾和立筆也完全被省略了。
文天祥遺像 西雅圖美術館藏
文天祥遺像的貂蟬冠
從其命名來看，是臨摹了趙鼎像作為文天祥的肖像來使用，題為“南薰殿歷代名臣像之一”。因此，其時代不可能早過明代，題更是在清代之後。這涉及到肖像畫的使用功能問題，即早期的古代名人畫像並不是個人的寫真肖像，只是作為膜拜物件的精神承載物件。《趙鼎像》的繪畫技藝與創作時代表明瞭它應該是趙鼎的肖像，應該符合趙鼎的體貌特徵。由於《趙鼎像》上題有像主趙鼎的姓名，一般情況下是不會認錯的。而《文天祥遺像》的絹本較新，且在摹制過程中把肖像拉寬變形了。其使用功能表明瞭一種觀念，它只是起著影象的作用，象徵著文天祥那樣的一位偉大人物。若非修復者或者題者對像主身份的臆測，那麼，這種隱藏在肖像畫背後的觀念，也是不可不察的。
註釋
[1] （宋）趙鼎《忠正德文集》卷五《五言古詩》，浙江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刻本，第6頁。
[2] 《宋史》卷三百六十，中華書局，2004年，第11289頁。
[3] 同上，第11294至11295頁。
[4] 同上，第11295頁。
[5] 參考王沛鬱《趙鼎緣何少傳文》，《山西檔案》1999年第1期。
[6] 見（宋）趙鼎《建炎筆錄》李調元所作《序》，《全宋筆記》第三編六，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00頁。
[7]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中華書局，2004年，第11319頁。
[8] 《宋史》卷三百六十，中華書局，2004年，第11288頁。
[9] 同上，第11295頁。
[10] 《宋史》卷一百五十一《輿服三》，中華書局，2004年，第3530頁。
[11] 同上，第3533至3534頁。
[12] 《宋史》卷一百五十二《輿服四》，中華書局，2004年，第3550頁。
[13] 同上，第3551頁。
[14] 同上。
[15] 同上，第3551至3552頁。
[16] 同上，第3554頁。
[17] 同上，第3556頁。
[18] 同上，第3558頁。
[19] 有關趙鼎紹興四年拜相之事，《宋史》趙鼎本傳失書紀年，中華書局出版校勘記雲：“本書卷二七《高宗紀》、《十朝綱要》卷二二系此事於紹興四年九月。”《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〇也有記載。趙鼎《自志》雲：“甲寅二月，召赴闕奏事。三月，除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八月，除知樞密院事……九月，充明堂大禮使。是月末，除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乙卯……二月，遷左僕射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其所述履歷十分清晰。
[20] 參考孫豔輝《趙鼎及其詩詞研究》，南京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
[21] （宋）趙鼎《自志筆錄》，《全宋筆記》第三編六，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7頁。
[22] （宋）趙鼎《家訓筆錄》附《自志》，《全宋筆記》第三編六，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23] 《宋史》卷一百五十二《輿服四》，中華書局，2004年，第3554頁。
作者簡介
顏曉軍，2005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獲學士學位。2009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史論系書畫鑑定專業，獲碩士學位。2013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史論系藝術史專業，獲博士學位。2013至2016年，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文藝學研究所博士後。現為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工作於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從事中國古代書畫與碑帖的鑑定與研究。
發表文章主要有：《趙孟頫與吳鎮家族交遊考》、《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趙鼎像研究》、《董其昌諸子及董氏第宅》、《外師造化，內營丘壑——董其昌的旅行與》、《董其昌的藝術鑑藏研究》、《落花三徑何須掃，中有幽人自往來——董其昌友人蔣道樞考》、《論董其昌對仇英形象塑造的影響》、《趙孟頫山水畫對董其昌的影響》、《書貴小楷——中的小楷作品》《青山雲起荊溪客——江蘇宜興與董其昌的藝術活動》、《九峰三泖白首至交——董其昌與陳繼儒的藝術交遊》等數十篇。出版著作主要有：《董其昌杭州諸問題綜考》、《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畫禪室裡的藝術鑑賞活動》、《龔賢研究文集》等十數種。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學脈深厚，近百年來名師薈萃，人才輩出。建校之初即率先建立“藝術科學”觀念，為我國的藝術學研究奠定教育根基。國內率先開始研究生培養，並於1980年、1984年分別成為全國首批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單位；1987年招收首屆史論本科生；2008年獲浙江省重點人文社科基地；2011年獲藝術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2016年獲浙江省高校 “十三五” 特色專業建設專案。學院的藝術學理論研究地位崇高，2015年獲評浙江省一流學科A類，在2017年教育部發布的全國學科評估中名列前茅。2019年，藝術史論專業獲評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學院目前擁有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培養、訪問學者等層次豐富的人才培養，既是國際藝術史學研究的重鎮，又以持續推進中國藝術研究為己任，是當代中國”藝術智性與新人文教育”的建設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