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歐洲，有不少傑出藝術作品的誕生都籠罩在傳染病爆發的陰影之下。這些與死亡息息相關的畫作，不僅充滿藝術家的觀察與想象，更透露著愛與悲憫的力量。這些傑作能帶來啟示，引導我們度過今天的危機嗎？本期分享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文章“Plague Visionaries: How Rembrandt, Titian and Caravaggio Tackled Pestilence”（2020年3月17日），作者喬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
薩爾瓦多·羅薩，《生命脆弱》區域性，約1657年
瘟疫影象：倫勃朗、提香與卡拉瓦喬如何面對疫病
喬納森·瓊斯/撰
姚雨辰/譯
今日境況與500年前何其相似——那時的人們面對疾病毫無抵抗之力，缺乏認知，亦找不到適當的治療措施。我們發現自己也正處於同樣的困境，瘟疫此刻佔了上風，並顛覆著我們以往的認知。當下各個國家正在使用的諸如隔離等方法，都與500年前沒有什麼不同。我們或許能從這些由瘟疫時期流傳至今的傑作中找到些許安慰，以嶄新的眼光看待這個陌生的時刻，甚至想出更實際的應對方法。
丟勒[Albrecht Dürer]：《四騎士》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1498]
丟勒，《四騎士》，約1496-1498年
高舉三叉戟的死神與三位騎士騎在疾馳的馬上，馬蹄所到之處，罪人們統統受到懲罰。一個主教倒在馬下，頭被地獄之龍吞噬著。這幅木刻版畫將《啟示錄》形象化，描繪出人類命運的三大殺手：戰爭、饑荒和瘟疫。1347年，從克里米亞半島返回的熱那亞船隻將毀滅性的瘟疫帶入了歐洲。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黑死病奪去了歐洲大陸上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這場災難後，鼠疫並沒有銷聲匿跡，而總是不時襲擊歐洲城市。最近有專家對來自倫敦和其他地方的骨骼進行了DNA測試，證實歐洲爆發的所有瘟疫均與腺鼠疫、肺鼠疫和敗血性鼠疫的病媒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有關。
薩爾瓦多·羅薩[Salvator Rosa]：
《生命脆弱》[Human Frailty，c. 1657]
薩爾瓦多·羅薩，《生命脆弱》，約1657年
早期現代歐洲的每一個城市都不斷承受著瘟疫帶來的重創，造成10%至50%的人口蒸發。1656年，那不勒斯至少有一半的居民（超過20萬人）死於鼠疫，羅薩的畫作就是最好的見證。
羅薩在1656年這場瘟疫中倖存了下來，但失去了他年幼的兒子、兄妹和侄兒女。畫中的嬰兒就是羅薩那個年幼的兒子羅薩爾多，被黑暗中到來的死神抓住手臂，簽下了協議，紙捲上寫著“受孕是罪惡，出生是痛苦，生活是折磨，死亡是必然”。死神的左翅右手，右翅左手構成了一個斜十字架，死亡的氣息在陰森森的黑暗中若隱若現。羅薩似是已接受了人類面對瘟疫時的悲慘境況，承認生命的脆弱與不堪一擊。
提香[Titian]：
《哀悼基督》[Pietà，1575-6]
提香，《哀悼基督》，1576年
提香，《哀悼基督》區域性，1576年
提香創作這幅畫時，威尼斯正在遭受瘟疫的肆虐。畫中一位半裸的老人在絕望中為兒子和自己發出禱告，希冀能在這場瘟疫中生存下來。微弱的暮光下，那是提香筆下的自己，拜倒在懷抱著奄奄一息的基督的聖母瑪利亞前。為了傳遞出更清晰的資訊，提香還在這幅畫中嵌入了另一幅畫：畫面右下角出現了一幅描繪他和兒子奧拉齊奧[Orazio]正在禱告的還願畫。祈禱並沒有應驗：提香和奧拉齊奧雙雙死於1576年的這場瘟疫，也讓這幅畫成為提香生前未完成的最後一批畫作之一。
安東尼奧·贊基[Antonio Zanchi]:
《聖母出現在瘟疫病人前》
[The Virgin Appears to the Plague Victims , 1666]
安東尼奧·贊基，《聖母出現在瘟疫病人前》，1666年
聖洛克因自己奇蹟般地治癒了感染而被認為是瘟疫的保護神，威尼斯的聖洛克大會堂就是為紀念他而建。儘管威尼斯開創了隔離制度——這個詞在義大利語中意為“40天”，亦即1348年外來船隻抵達威尼斯時，下貨與進城前需先被隔離40天的時間——擁擠的環境還是使這個城市成為了疫病傳播的溫床。大會堂見證了威尼斯的苦難。絕大多數遊客們蜂擁而至，只為看一眼其中丁託列託的作品。但在義大利當前的隔離結束後，你不妨在大會堂的樓梯上駐足，贊基在那裡留下了對1630年一場造成毀滅性後果的疫情記錄。
倫勃朗[Rembrandt]:
《亨德里克耶·施託費爾斯肖像》
[Portrait of Hendrickje Stoffels, c. 1654]
倫勃朗，《亨德里克耶·施託費爾斯肖像》，約1654年
我們不得不承認，世界上一些最偉大的藝術作品背後都籠罩著黑死病的陰影，亨德里克耶·施託費爾斯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在愛人倫勃朗筆下，她用那雙溫柔的雙眸注視著我們，栩栩如生，不難想象倫勃朗在畫下她時，兩個人之間分享著怎樣毫無保留的親密。斯特費爾斯本是倫勃朗的管家，在他的妻子過世之後才成為他的生活、生意伴侶。她與他孕育了一個女兒，並將他的兒子提圖斯撫養成人。在倫勃朗窮困潦倒時，是她苦心經營，使他不至於入不敷出。這幅畫就是他們愛情的見證。1663年，一艘來自阿爾及爾的船隻把瘟疫帶到了阿姆斯特丹，斯特費爾斯不幸染病。她的離世無疑為倫勃朗晚期的自畫像增添了悲劇和痛苦色彩。
赫裡特·凡·洪特霍斯特 [Gerrit van Honthorst]:
《聖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 c. 1623]
赫裡特·凡·洪特霍斯特，《聖塞巴斯蒂安》，約1623年
古羅馬戰士塞巴斯蒂安因其基督教信仰，在教難時期被判處亂箭射死，一直被視作抵禦瘟疫的保護神。洪特霍斯特的故鄉荷蘭烏得勒支於17世紀20年代遭遇了瘟疫席捲。這幅畫將聖塞巴斯蒂安刻畫為一位奇蹟般生還的英雄，振奮人心。那些深深扎進他肉裡的箭，每一支都似浸滿瘟疫致命的病菌——但塞巴斯蒂安從磨難中挺了過來，恢復了健康。畫中英雄蒼白的皮膚、黑暗的背景帶來的強烈衝突無疑受到了卡拉瓦喬的啟發。
卡拉瓦喬[Caravaggio]:
《七善行》[The Seven Works of Mercy, 1607]
卡拉瓦喬，《七善行》，1607年
反覆襲來的瘟疫給歐洲帶來最令人痛心的結果之一，就是死者得不到體面的埋葬。而這正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七個善行之一，也是卡拉瓦喬在陰暗的畫面中所描繪的場景。在那不勒斯狹小的街道上，牧師舉著火把，死者正被抬往埋葬點，雙腳從裹屍布中露了出來。薄伽丘在目擊了佛羅倫薩黑死病慘況後，講到屍體在街上堆積，也打破了哀悼程序。後來發現的塞滿屍體的“瘟疫坑”也證實了當時的死者就是如此被扔進亂葬崗的。
卡泰麗娜·德·尤利亞尼斯[Caterina de Julianis]:
《時間與死亡》[Time and Death, before 1727]
卡泰麗娜·德·尤利亞尼斯，《時間與死亡》，1727年前
到了18世紀，黑死病對歐洲的影響逐漸減弱。它最後一次大掠奪發生在1720年的馬賽。這件由那不勒斯一位修女所作的蠟製品顯示了人們對死亡所到之處的持續記憶。就像漢斯·霍爾拜因的《死亡之舞》系列版畫和老勃魯蓋爾的《死亡的勝利》一樣，這體現的是一種能摧毀人類所有希望的可怖死亡景象。作品和作品所屬的傳統均可追溯回黑死病本身——可見我們對這場瘟疫的記憶從未消失過。
漢斯·霍爾拜因，《死亡之舞》系列版畫，1523-1525年
老勃魯蓋爾，《死亡的勝利》，約1562年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學脈深厚，近百年來名師薈萃，人才輩出。建校之初即率先建立“藝術科學”觀念，為我國的藝術學研究奠定教育根基。1980年獲碩士學位授予權；1984年成為全國首批美術類博士學位授予單位；1987年招收首屆史論本科生；2008年獲浙江省重點人文社科基地；2011年獲藝術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2016年獲浙江省高校 “十三五” 特色專業建設專案。學院的藝術學理論研究地位崇高，2015年獲評浙江省一流學科A類，在2017年教育部發布的全國學科評估中名列前茅。2019年，藝術史論專業獲評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學院目前擁有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培養、訪問學者等層次豐富的人才培養，既是國際藝術史學研究的重鎮，又以持續推進中國藝術研究為己任，是當代中國”藝術智性與新人文教育”的建設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