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曼 何惠鑑 | 梁清標收藏之淵源及價值

編者按:本文署名為李雪曼、何惠鑑合著,原以英文發表,刊於《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研院」,1981年,第101—157頁。譯文原刊於《新美術》2019年第3期;完整譯文收錄於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年9月最新出版的何惠鑑學術著作集《萬象自心出:中國古書畫研究》。

梁清標收藏之淵源及價值

李雪曼、何惠鑑/撰

曾四凱/譯

中國繪畫的愛好者和研究者可能會在一些讓我們讚歎不已的畫作中恰好發現梁清標的印章從而對這位收藏家有所了解。儘管梁氏的諸多印鑑在各類著錄提要中都有所記載,但這位鑑藏家本人卻一直對此諱莫如深,因此世人對經他收藏過的書畫所涵蓋的範圍與淵源,僅能窺見其中的一鱗半爪。儘管對梁氏書畫藏品的來龍去脈了解相當有限,但是由於我們對這些藏品所蘊含的鑑賞品味興趣盎然,因而渴望重構那批書畫藏品的內容及其重要價值。

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梁清標生於直隸真定(今河北正定)的一個名門望族。他的曾祖父梁夢龍(1527—1602)身居高位,官至太子少保。梁清標的父親和叔父都曾在朝廷身居要職,而梁清標最終被授保和殿大學士,也讓他達到其先祖或子孫後輩中最尊貴的官職。因此,在其晚年,他以真定梁尚書或梁真定為世人所知。儘管聲名如此顯赫,但梁清標並沒有傳記流傳於世。他的生平也需要根據各種不同的間接參考資料拼湊而成,這一點也令人頗為費解。

相關史料在描述梁清標天賦異稟時,往往充滿溢美之詞。對此,人們不必太過當真。梁清標幼年時天資聰慧,讀書一目十行,拈管成文,「飈發泉湧」。崇禎六年(1633),十四歲時「補博士弟子」,因而有資格參加院試,考取秀才。七年後,他通過省城的考試,中了舉人。次年(1634),梁清標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之所以青雲直上,飛黃騰達,或許不僅是由於他天資穎異,還在於明朝末年官場腐敗、科舉制度日趨沒落。

如今,事情接踵而至,這些事件將會對梁清標的聲譽造成顯著的影響。崇禎十七年(1644),當北京城被李自成的農民軍攻佔之後,崇禎皇帝自縊身亡。梁清標不知是出於自願還是受到脅迫,在農民軍政權中擔任了一個多月的官職。不久之後,李自成軍隊的殘餘勢力就被清朝統治者從北京驅逐到西部。次年(1645)春,梁清標從真定返回北京,向大獲全勝的清朝政府投降。他的罪責應該被認定得很輕,因為他立即官復原職,又被重新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很快又授編修。

因此,對於年輕的梁清標而言,這短短一年的時間內禍不單行,他已經在兩朝為官了。這在國人的傳統觀念裡始終是道德上的瑕疵。儘管考慮到當時存在著一些情有可原的客觀因素,即年少無知和形勢所迫,但事實卻已昭然若揭。更為糟糕的是,他曾經投靠「流寇」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因此,南方殘存的南明政權將梁清標的名字列入從賊案。無論如何,對於像梁清標這樣擁有崇高家族聲望的人而言,這樣的雙重恥辱顯然是異常沉重且影響深遠的。不過,他當時正值青春年少、風華正茂,這在某種程度上稍微緩解了他內心的痛苦。而其他有過類似恥辱經歷的人情況則更糟,尤其是另一位著名的書畫鑑藏家孫承澤(1593—1676)。由於他更加年長,且在明朝政府供職多年,因此在清朝統治者大獲全勝之後,他未能官復原職,社會地位也大不如前。

梁清標的雙重汙點很有可能使得這位年輕的文人士大夫特別在意自身的節操以及外界的評價。他的齋號為「秋碧堂」,「秋碧」二字的含義可以從我們非常熟悉的兩行詩中反映出來:

誰言秋色淡,仍有餘花香。

此處,「秋碧」可能也意指「美德」或「正直」。人們應該會提及他最鍾愛的一方鑑藏章「淨心抱冰雪」,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梁清標或許認為心靈的溫暖與高潔能夠融化世俗責難刺骨的冰冷。

儘管所有這一切不斷困擾著梁清標,但他的仕途生涯仍處於平穩上升期。清順治十年(1653),梁清標擢升為禮部右侍郎,並且在兩年後(1655)調任吏部左侍郎。同年,梁母病故。他返回原籍治喪守孝。順治十三年(1656),梁清標補授兵部尚書,位高職重。對於梁清標而言,這次任命意義深遠,因為當時蒙古諸部酋長前來朝貢,順治帝親自向他們介紹:「此朕新用兵部尚書也。」

順治十六年(1659),在擔任兵部尚書四年之後,梁清標陷入長達七年時運不濟的歲月。就在那一年,鄭成功兵鋒直指東南沿海,梁清標由於用兵不力、決策失當而遭到御史大夫的彈劾。鄭成功則因為將荷蘭人從台灣驅逐出去而被視為民族英雄,並且把台灣島作為仍在一直抵抗清朝的明朝流亡政府的最後據點。而梁清標受到的懲罰也頗為令人玩味。他雖留任兵部尚書一職,但遭連降三級。次年(1660),他因瀆職行為遭到順治帝的訓斥。鑑於之前的懲處,所以對梁清標而言,這應該是情有可原的。人們可以猜測所有這一切可能源於梁清標在崇禎十七年(1644)的貳臣之過,順治皇帝對他仍有猜忌,而對他的責罰也模稜兩可,從中可以看出這是對他仕途生涯政績斐然的一種認可,儘管他有過一段並不光彩的歷史。

康熙三年(1664),梁清標出面極力反對朝中一位京畿大臣提出來的罷停科舉考試製度的建議。由此可以想象,梁清標仍然非常推崇傳統的科舉制度。康熙五年(1666),他調任禮部尚書,並且於次年(1667)任主持京城考試的會試主考官。然而就在同一年,他突然被革除一切官職,這樣的懲罰似乎註定是難以避免的。不過到了康熙八年(1669),梁清標已經洗清了強加於他身上的所有罪名,因為它們最終被確定為空穴來風。這個令人欣慰的判決結果加上他於康熙十年(1671)年被任命為刑部尚書,似乎暗示著從公元1659—1669年這十年間朝廷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其中有一些顯然是針對梁清標的。從他於康熙十一年(1672)年被任命為經筵講官可以看出這是對他博學多才、品行高潔的肯定,並且還調任戶部尚書這一重要的行政職務,直到他於十九年後去世時,這仍是他保留的其中一項官階。

康熙十三年(1674),康熙皇帝對他委以重任,派他去完成其宦海生涯中最艱險的任務。表面上,他奉旨前往廣東監督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舉家遷往滿洲(歸老遼東)。實際上,他的任務是去安撫此地民心,並且在圖謀叛亂的南方地區與朝廷建立起更緊密的聯繫。

此時,華南地區處於三藩的實際控制之下:平西王吳三桂(1612—1678)掌控雲南和廣西;靖南王耿精忠(1644—1682)鎮守福建;平南王尚可喜則控制廣東。這三個藩王協助清朝征服明朝,但由於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漢人,三藩的疆域對於志在反清復明大業的人而言始終是充滿誘惑的區域。清政府認為尚可喜是三藩當中最穩定和最可靠的一個。當梁清標南下之際,另外兩個藩王想試探一下康熙帝的態度,假意主動提出撤除藩王爵位。這些奏章送到朝廷,立即得到批准。這兩個藩王如今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遂協同尚可喜的長子尚之信叛變。當時,尚可喜已經體弱多病,確實想在康熙十二年(1673)告老還鄉。此次叛亂史稱「三藩之亂」,對康熙帝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儘管它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梁清標卻無功而返,而他究竟是如何全身而退的,我們就不得而知。

作為耿家與皇室聯姻的一種手段,其中一個反叛的藩王之弟耿昭忠(1640—1686)與皇家的一位公主之女成親。此外,他被迫作為人質住在京城,從而避免成為逆賊的角色。對於梁清標的鑑藏史而言,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註腳,因為耿昭忠也是著名的書畫收藏家。儘管他與梁清標生活在同一時代,但是朝廷按照慣例禁止朝中大臣與耿精忠之弟耿昭忠交往。因此,雖然梁清標與耿昭忠有著相同的興趣愛好,但他們似乎未曾相識,因為他們的書畫藏品極少鈐蓋對方的收藏印鑑。這種情況與同輩的收藏家諸如孫承澤或宋犖(1634—1713)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梁清標與他們非常熟悉,從這三位鑑藏家的書畫藏品中往往可以看出他們擁有這些藏品的先後順序。

康熙二十三年(1684),梁清標除了被任命為戶部尚書之外,還重新被任命為兵部尚書。二十七年(1688),他登上仕途生涯的巔峰,被康熙皇帝授予保和殿大學士。正緣於此,他後來被稱為真定梁尚書。梁清標卒於康熙三十年(1691),並且賜祭葬,祀鄉賢祠,但他從未得到諡號封賜。這可能也是因其年輕時的貳臣之過以及順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八年(1669)這段多事之秋,易於招致朝廷懷疑所造成的後果。

以上是根據各種外部材料對梁清標的生平事蹟進行簡要的重構,因為他的傳記並未收錄於重要的傳記叢刊如《碑傳集》(Pei-chuan-chi),而他的名字在《清代碑傳文通檢》中甚至都未曾被提及。恆慕義(Arthur W. Hummel)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中雖然提及梁清標,但並未將其單獨列為一個條目。儘管我們知道他一生著述盈篋,至少留下五部書稿,但並沒有編纂成文集。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他的詩集有所記載,這是由他的侄子梁允植私底下為他在杭州刊刻的,題為《蕉林詩集》。他的一部詞集在他去世之後也已付梓刊印。其中有一部分資料源自後來的著作,包括《清史列傳》,這是20世紀初的一部著作。此外,還有徐世昌編撰的《大清畿輔先哲傳》。其他傳記材料源自與梁清標同一時期的原始資料,則散見於他的同僚、友人以及門生的文稿,例如徐乾學和徐電發,他們對梁清標的看法或者敘述對於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梁清標為官、鑑藏以及學者、詩人的生涯具有非常珍貴的價值。

我們可以從梁清標現存的三十七方印章所涉及的典故加以考證,從而對他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儘管只有一方印章提及他位於真定的祖屋,但至少有九方印章(第3、4、5、6、8、9、19、22、26方,見附錄三)提及「蕉林書屋」,即其北京的寓所,他從順治二年(1645)開始直至去世之前一直居住於此。這應該是他逃避宦海浮沉與官場傾軋的一處隱居之所,這種內在含義可以從「蕉林」這個主要的母題的性質推論出來。他珍藏的《西園雅集圖》這個手卷在其末尾處將芭蕉這種植物作為一個主題。這種植物在中國北方很罕見。芭蕉蔭涼的樹陰下適合於靜讀及與賓朋雅集,正如現在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這批稀世珍寶,此前暫存於台中鄉間古舊庫房的環境亦是如此。芭蕉也往往與孤獨聯繫在一起,尤其當秋雨在其碩大的葉子上彈奏起憂傷的音樂。蕉林書屋或許就是在梁清標從顯赫官位上跌落下來的那段低谷期修建的,當時他可以從佛學奧義中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其他的印章則流露出梁清標對故土的熱愛。其中有四方印章(第1、2、14、25方)提及真定府郊區的「棠村」,此地以牡丹聞名於世。三方印章提及「蒼巖」,位於真定府西南井陘縣內的一座山丘。一方印章「家在北澶」中蘊含著歷史典故,這與真定城內的一處名園相關,自五代以來即享有盛譽。北澶最著名的一處別墅屬於梁清標的祖父所有,名曰「雕橋莊」。當然,也有「秋碧堂」的收藏章,這是他在真定住所的書齋號。真定府聞名河北,不僅由於此地的名門望族及其居所,還在於它的標誌性建築,並稱為「河北四寶」:高達72尺的銅鑄千手觀音像,目前據信早在11世紀就已落成,迄今依然屹立的建於6世紀的趙州石橋,體型龐大的滄州鐵獅子,以及勉強歸入吳道子名下的壁畫《雲行雨施》。秋碧堂在其主人離世之後,漸漸為世人所遺忘,正如他極其珍貴的書畫藏品一樣悽然地四處散佚,並無藏品著錄流傳於世。

可以找到梁清標同輩或後輩的收藏家對其作為書畫鑑藏家的地位予以評價,儘管有過多的溢美之詞,但還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清代最著名的詩人王士禎(1634—1711)如此描述梁清標:

公嗜書畫古器,鑑別最精。

公精賞鑑,蒐羅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於海內。領袖詞林數十年,風流弘長,巋然為鉅人長德。

王士禎用「風流」一詞來形容梁清標絕不是一位只關心自己書畫收藏的鑑賞家。言外之意還在於梁清標性格謙和並且對戲劇、音樂以及歌伎饒有興致。這與他的同窗,也是他終生的朋友和對手的魏象樞(1617—1687)形成鮮明的對比。魏氏家族與梁氏家族一樣都是河北的名門望族,而且由於兩人家中的子女也互有聯姻,所以他們還是兒女親家。然而,魏象樞是清初名重一時的理學名臣,剛正不阿,思慮謹嚴。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不熱衷收藏古器,他還為此寫過一篇關於「收藏古物之弊端」的奏疏,所有這些都足以作為對梁清標的勸誡。

傑出的收藏家宋犖曾寫過一百首關於中國繪畫的詩作,其中有五首是關於他最推崇的鑑藏家:孫承澤、梁清標、卞永譽(1645—1712)、高士奇(1645—1704)、周亮工(1612—1672)以及曹溶(1613—1685)。宋犖賦詩如此描述梁清標:

棠村座上見聞新,好古應知自有真。

一語殷勤忘不得,別來長嘆巷無人。

當時的大鹽商、著名收藏家安岐只佩服宋犖名單上的兩個名字:梁清標和孫承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應該記得安岐曾指責卞永譽將宋徽宗的印鑑以及宋代的其他印記添加到他自己珍藏的畫作中。

在總體衡量梁氏藏品之前,我們最好先考慮到自己對其下落知之甚少,至今有二百五十七件鈐有梁清標本人印章的繪畫作品依然流傳於世。之前宮廷內府的藏品中至少有一百四十四件如今分別珍藏於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台北故宮博物院。這構成了保存下來的繪畫作品的主體部分,並且至少可以作兩種解釋:他擁有的大部分書畫藏品要麼被朝廷查抄了,要麼被這位鑑藏家的子孫作為禮品送出。至於究竟發生過什麼事,以及是如何發生的,我們便無從知曉或者已經無跡可尋了。鑑於梁氏諸多繪畫藏品之後便成為安岐引以為豪的收藏品,人們可能猜測由於梁氏家道中落,因此其中相當多的畫作隨之流入市場。儘管後來梁清標的孫輩顯然已經贖回了其中一部分,但我們可以推測在梁清標死後不久,他的書畫藏品應該已經開始流散了,因而安岐能夠得到其中部分藏品。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梁氏藏品中的某些畫作會在相當偶然的場合中出現。因此,宋犖為北宋畫作《青溪釣翁圖》卷題跋,並將它鑑定為燕叔高的作品:

之後歸梁棠村相國。相國歿,書畫多散去。訪之遂不可得……康熙戊子(1708)正月,兒致觀察閩海,遣人持此捲來壽……

此外,清代中期的收藏家陶梁(1772—1857)提及他在真定一家書肆中購得曹知白的一個手卷。我們由此也可以推斷出梁氏留存下來的少數畫作存在著這樣一個古怪的現象,比如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四樂圖》上面鈐著梁清標的真印及其孫子的印章,但這幅畫作顯然出自袁江或袁氏畫派之手,並非北宋晚期畫家閻次平的作品。倘若梁清標在鑑定方面出現這樣的謬誤,那是難以想象的。然而,如果把這一謬誤歸入梁氏子孫所為,似乎就更加合理了。因為,梁清標雖已過世,但其子孫應該仍然保留著他的一部分鑑藏章。因此,他們可以延續家族顯赫的傳統,鑑定這幅年代也許並不久遠,但題材寓意卻相當吉祥的畫作。最後,梁清標有相當一部分書畫藏品在此後若干年內悄無聲息地流入西方收藏家手中。這也暗示著梁氏子孫通過各種市場對這些藏品進行任意處理,這令人感到相當遺憾。人們馬上可以想到的是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調琴啜茗圖》、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伏生授經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文姬歸漢圖》、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李衎《竹圖》,以及現藏於美國底特律藝術學院的沈周《瓜榴圖》,我們在此只是簡單提及梁清標藏品中少數一部分有幸找到的散佚畫作。

圖1 南宋 閻次平(傳) 四樂圖 絹本設色192.6釐米×97.2釐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梁清標用過的印章是我們判斷其書畫藏品唯一直接的證據,因為他並沒有編撰過藏品目錄或記錄,至少這些記錄未曾傳世。鑑於梁清標的性格既樸實又謹慎,人們可以預料到他不會留下這樣的藏品著錄。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對於鑑藏印鈐蓋的方式,他相當慎重且很有章法,並不像項元汴或乾隆皇帝那麼誇張。梁清標總是小心翼翼,儘量不對藏品的畫面造成任何損壞。儘管梁清標有六方姓氏章(第10、16、18、20、28、29方),但卻很少使用這些印章。

根據王季遷和孔達(Victoria Contag)合作編纂的《明清畫家印鑑》一書的標準藏品,雖然此書在附錄中列舉了梁清標的二十四方印鑑,但其中有一方印章(第22方)是後人偽託梁清標的收藏章;更有甚者,這或許根本就不是梁清標本人的印章。根據《故宮藏品印譜》可以再增加八方,而我們還能夠再找到五方,因此至今已知的梁清標印章總數達到三十七方,我們已經把它們複製下來,在此我們可以根據題材將它們分類,並且按照使用的頻率由高到低依次排列(見附錄三)。

蕉林——第3、4、5、6、8、9、19、22、26方

棠村——第1、2、14、25方

蒼巖——第11、13、23方

冶溪(在真定)——第7方

秋碧——第24、27方

觀其大略——第12方

梁清標——第10、16、18、20、28、29方

北澶——第15方

保和殿大學士之章——第21方

淨心抱冰雪——第17方

在畫作上鈐印往往遵循某種固定的格式,附錄四中嘗試著標示出他在立軸、手卷以及扇面或冊頁中鈐蓋印鑑的通常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小幅扇面或冊頁一般只鈐有一枚印章。立軸則在不影響畫面的邊角處鈐押長方印,重新裝裱之後往往只會加蓋少數印章,通常是兩方,同時也極有可能為了表明裝裱是在梁氏親自監督指導下完成的。手卷則較為複雜,而那些明顯經過樑氏裝裱的書畫尤其如此。在這些情況下,可能會出現更多的鑑藏印,而增加的印鑑僅鈐押於隔水處。加蓋的印章只會出現在絹本或紙本的押縫處。這些印章通常較小,梁清標往往會很謹慎地使用那方精緻的朱文小方印「蕉林」。在他自己裝裱的精美細緻的綾子上,引首處人們往往可以找到朱文長方大印「蕉林」;在跋尾處,或剛好在卷軸前,往往可以發現兩枚印章:朱文圓印「蒼巖子」(第13方)與白文方印「觀其大略」(第12方)。所有這些印章都鐫刻得圓潤典雅,其中並未流露出虛妄的自負與尚古主義,或者其他表明個人主義和任性妄為的性格。人們可以從中領略到他的淵博儒雅、襟期瀟灑以及意度廓落。然而,對這些印章進行偽造並不罕見,尤其在20世紀運用照相複製術製作的印章最具欺騙性。而仿製的作偽印章相對容易露出馬腳,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現藏於美國底特律藝術學院原本相當精彩的手卷《早秋圖》上面偽造的那些鑑藏章。

梁清標的這一批藏品包羅萬象,因為如今至少可以找到其中的二百五十七件藏品。倘若與台北故宮博物院超過五千件的藏品相比較,這顯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它還是可以與安岐那一批蜚聲海內且品質精良的藏品相媲美,而安岐三百多件藏品中至少有兩百件是冊頁。大致在同一時代,高士奇著錄了一百六十七件藏品,其中只有兩件藏品是冊頁。同時必須承認,與梁清標和安岐的藏品相比,高氏的書畫藏品中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存疑的或非常可疑的藏品。當然,梁清標的收藏品中有許多已經佚失,此外還有許多尚未找到。但是,他存世的藏品數量以及它們卓越的品質標誌著這批藏品在晚明和清代足以與任何私人或民間的收藏相媲美。

了解一位鑑藏家手中出自不同朝代的中國繪畫藏品的數量及其所佔比例是非常有意思的,而將它們與同一時代其他著名藏家的書畫藏品進行比較,同樣饒有趣味。按照朝代作出劃分,梁清標收藏的繪畫作品情況如下:宋代之前作品三十七件;北宋作品三十九件;南宋五十一件,其中包括十二件馬夏一派的作品,以及宋代的四件織錦和一件刺繡;元代八十一件;明代四十四件。

安岐著錄其繪畫藏品情況如下:宋代之前作品十件;北宋作品十五件,其中包括一件清代仿品;南宋七件;元代四十件;明代四十三件。

高士奇的藏品則為:宋代之前作品十二件;北宋作品二十件;南宋二十二件;元代五十七件:明代五十六件。粗略比較一下這些數字,就可以看出梁清標在宋代及宋代之前的作品收藏方面遙遙領先,在元畫的收藏方面與其他二人旗鼓相當,而在明代繪畫的收藏數量方面則遠遠落後。通過這些比較,可以讓人更加肯定對於梁清標的性格及其藏品的印象,他較為保守並且對年代更為久遠的唐宋名跡深感興趣。安岐珍藏的十件宋代之前的作品當中至少有三件原為梁清標的收藏:如今珍藏於大英博物館顧愷之《女史箴圖》,現藏於故宮博物院董源《瀟湘圖》,以及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趙幹《江行初雪圖》。

圖2 北宋 燕文貴 溪山樓觀圖 絹本水墨 103.9釐米×47.4釐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北宋 巨然 溪山蘭若圖 絹本水墨 185.9釐米×57.5釐米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圖4 唐 王維(傳) 伏生授經圖 絹本設色 25.4釐米×44.7釐米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

圖5 北宋 調琴啜茗圖 絹本設色 28.0釐米×75.3釐米 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安岐珍藏的十四件北宋作品中也有兩件來自梁清標: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燕文貴《溪山樓觀圖》與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歸入巨然名下的《溪山蘭若圖》。

安岐及其交遊的友人往往貶抑南宋畫風,他們代表著更加與時俱進的文人趣味。梁清標則頗為不同,他珍藏過的大量手卷並非出自當時風靡的大師之手,其中就包括馬遠和夏圭的九件作品。在審美方式上對這兩位大鑒藏家加以比較,並非刻意強調梁清標僅僅收藏了文人趣味的品評者董其昌的一件作品這個客觀事實,而安岐則擁有至少十件在當時具有崇高地位與聲望的董其昌的書畫。梁清標對往昔以及當時並不流行的南宋大師們的興趣可能有助於說明為何與他處於同一時代的某些大師難以在他的藏品中覓得一席之地。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在清朝為官而且位高職重,加上他之前作為明代文人「亡國變節」的汙點,妨礙了他與那個團體才華橫溢的大師們進行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接觸,他們對清朝統治者而言,都是藝術與文化上的反抗者,譬如朱耷、龔賢、髡殘、石濤、陳洪綬等人。所有這一切都令人遺憾,陳洪綬的例子尤其如此,其實他謹嚴奇秀的擬古風格似乎與我們所推測的梁清標的性格並無二致。

圖6 唐 陳閎(傳) 八公圖 絹本設色 25.1釐米×82.2釐米 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圖7 北宋 劉寀 落花游魚圖 絹本設色 26.8釐米×252.2釐米 美國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藏

這批藏品中的其他分類及所佔比例其實並沒有太大意義,僅能反映一種普遍的狀況。在這批書畫藏品中,如今還有一百二十二件立軸、六十六件手卷、二十三件扇面或冊頁依然流傳於世,其中人物畫和歷史畫(二十六件)的比例相對較高,而山水畫(八十三件)數量較多也屬意料之中,此外還有梅、蘭、竹、菊等相關題材的畫作共計三十件。然而,有趣之處在於這位膽識過人的鑑藏家很有可能為子孫後代挽救了數量可觀,受損相當嚴重的古書畫。與此相關的有以下作品: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陳閎《八公圖》與歸入周昉名下的《調琴啜茗圖》;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伏生授經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文姬歸漢圖》殘卷;現藏於美國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的馬遠《四皓圖》;收藏於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的王庭筠手卷;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顧安和倪瓚合作的圖軸,以及收藏於美國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的劉寀《落花游魚圖》。

圖8 南宋 佚名 文姬歸漢圖 絹本設色 22.4釐米×24.2釐米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從我們對重構的梁清標這批藏品進行的統計分析中,可以發現趙孟頫書畫作品的數量共計十件,是這批藏品中任何一位大師中數量最多的,這或許是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資料之一。除了其作品內在的趣味和藝術品質之外,它們在從傳統到元代初期文人理想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梁清標在忽必烈汗的這位重臣身上找到了一種與自己心靈契合、志趣相投的感覺。他曾在宋、元兩朝為官,並且在元朝也飛黃騰達,身居高位。其聲望在明朝的時候已經江河日下,因此他當時已不再名列元四家之一。梁清標必定從過去的歷史中了解這些相似之處,所以將這位前朝人臣視為藝術上志同道合的知音。

除了運用他非凡的眼力,梁清標是如何把如此卓越的藏品彙聚在一起的呢?我們已經提及他相當喜歡高古的畫作並且非常鍾情於那些被世人忽略的書畫精品。他身居高位而且遊歷廣泛,這肯定也對他的收藏有所裨益。他珍藏的某些畫作,尤其那些手卷似乎經過精挑細選。其實,並非由於它們超凡脫俗,儘管這些畫作質量確實不錯並且年代久遠,但真正的原因卻在於它們的題材。可以想見,鍾愛歌伎題材者必然欣喜於購得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故宮博物院藏),這卷畫作表現的是五代南唐重臣韓熙載夜宴群僚,縱情聲色的情景;亦或鍾情於衛九鼎繪製的飄渺靈動的立軸作品《洛神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不過,每當有書畫精品出現在市面上的時候,梁清標毫無疑問就會運用他的權力和財力得到它。我們在朱彝尊的《曝書亭集》中可以找到這樣一個生動的例子。朱彝尊是著名的鑑藏家,也是商賈和收藏家項元汴的親戚。朱彝尊在這部文集的《書王叔明畫舊事》一文中提及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王蒙立軸劇跡《青卞隱居圖》:

京師故家有藏黃鶴山樵畫者,俾縫人持以售諸市。予適見之,許以錢三十緡,掛於寓居之壁,觀其勾皴之法,若下筆作草書,全不修飾,而結束入細。華亭董尚書(董其昌)大書其額雲‘天下第一王叔明畫’,其裝護亦精,用粉綠色官窯軸子,堅慄如玉,留之旬日,囊空羞澀,終無以應。俄而棠村梁尚書(梁清標)以白金五鎰購之,神物化去,見之魂夢,不可弭忘也。尚書以宰相歸裡,聞其身後墨寶散失,偶憶舊事書之。

圖9 元 王蒙 青卞隱居圖 紙本水墨 140.6釐米×42.2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圖10 北宋 趙佶 竹禽圖 絹本設色 33.8釐米×55.4釐米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本文將梁清標書畫藏品中現存的畫作輯佚出一份暫定目錄作為附錄(附錄一、二)。隨意瀏覽一下這份目錄便會發現,這批藏品綜合地反映出直至梁氏收藏成熟期這段時間的中國繪畫史,確實如我們當前所了解的一樣。這些精挑細選的藏品兼顧品質與真偽,並無偏廢。令人驚訝的是其中存在少數品質低劣的藏品,以至於當人們發現鈐蓋梁氏鑑藏章的書畫作品時,他們就得加倍小心地審辨這些作品,因為這些印鑑極有可能是特意添加上去以便使一件品質低劣或偽造的贗品成為一件欺世盜名的浮華之作(附錄二)。

這批書畫藏品中最早的作品反映了10世紀之前中國早期繪畫中人物畫的傾向。我們對早期人物畫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梁清標,因為他將具有這種風格的許多重要圖卷保存流傳了下來。倘若沒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和《洛神賦圖》、張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以及《北齊校書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王維(傳)《伏生授經圖》、趙幹《江行初雪圖》,那麼我們對中國早期繪畫的了解就會遜色得多。中國重要的早期山水畫風格同樣如此。王維的《雪溪圖》、荊浩(傳)《匡廬圖》、范寬《溪山行旅圖》以及巨然、燕文貴、郭熙、王詵與宋徽宗的作品都對我們了解早期山水畫風格取得巨大發展的這兩個世紀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珍禽翎毛」和「歲寒三友」這些題材則出現了許多繪畫精品以及不可或缺的傳世傑作。其中的代表作就有宋徽宗《竹禽圖》、王庭筠《幽竹枯槎圖》、李衎《竹圖》、趙孟頫《竹石幽蘭圖》,以及王淵的五件作品。

在這批藏品中,南宋及以後的藏品顯然就變得愈加包羅萬象了,因為即使在17世紀,北宋以及北宋之前的書畫作品也是極為罕見的。我們已經見識過樑清標對南宋書畫藏品非比尋常的關注以及兼顧藝術品質與真偽的處理方式。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觀點:在所有的書畫類別中,梁清標流露出對精心完成的,更為傳統與古雅的繪畫作品的偏好。他的藏品中,宋徽宗、王淵以及人物畫等較為鮮明的代表作都反映了這個傾向。我們從他對明代繪畫的選擇上似乎也可以印證這一點,他珍藏的仇英和唐寅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迄今為止,在他的藏品中,還沒有發現與他們處於同一個時代的某些畫家低劣粗糙的作品。出自文徵明及文氏家族之手的畫作數量較多,這也表明了這位鑑藏家對畫風嚴謹工整的作品有所偏愛。

附錄二中提及的畫作良莠不齊,由於種種原因,有些可能並非真的是梁氏藏品,儘管畫作上面有明顯的印鑑證明其出處。其中有一些值得在此專門點評,如有一件所謂的「張擇端」,其實是一件贗品。或者說,是一個錯置身份的案例——這是日本土佐派相當晚期的畫作的一個局部,上面有作偽的印鑑以及宋徽宗的書法並且還偽造了梁清標的兩枚印鑑,分別仿製第8方與第14方鑑藏章。很不幸的是,並非所有的贗品都是如此明顯,如錢選《早秋圖》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例子。這是一件極好的手卷,我們贊同高居翰的觀點,它應該是16世紀的一件保守之作。顯然,收藏這件作品的藏家不擇手段地將任何能夠證明其創作者的證據刻意抹掉。其實,上面原本有一套完整的款識、題跋以及印鑑,其中包括梁清標的七枚印章,所有印泥的顏色完全一致,且這些印章的刻制都透露出其刀功相當粗糙。

通常在一幅畫作上,如果只鈐蓋梁清標的一方收藏印則僅僅為了給人留下一種出自名家鑑藏的印象。波士頓美術館收藏著吳鎮的《風竹圖》恰好是這樣的例子,上有梁清標的一枚朱文圓印是「蒼巖子」字樣的鑑藏章(第13方),但尺寸實在太大,與我們了解的梁氏其他印章根本無法對應起來。

眾所周知,梁清標對於自己用於畫作上的印鑑的數量極為考究,同時也相當節制。而與此相反,最為極端的例子則是耶魯大學發現的傳為米芾所作的《雲山煙樹圖》,在這幅畫中至少有十六枚據稱是梁清標的印鑑,它們以一種怪異的方式鈐於畫上。從中,我們可以一眼看出作偽者對印鑑不合乎常理的鈐蓋方式。這個手卷質量低劣,可證明其刻意作偽以欺世盜名。

另一方面,我們從中也可以發現對梁清標印鑑的一些非常高明的複製手法,可能是通過照相複製過程製作的。比如所謂的梁師閔的作品《蘆汀密雪圖》鈐有五枚外觀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印鑑(第6、12、11、13、9方),但它們不合乎傳統的位置,並且這幅畫作較晚的日期,都證明其不可能是梁清標本人的藏品。此外,最令人生疑的是,像梁清標這麼敏銳的鑑藏家怎麼可能會把這件作品當作11世紀的作品購入。

我們如今知道的梁清標書法真跡寥寥無幾,其中包括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珍藏的梁清標題於扇面上的一首詩作,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王時敏冊頁上的兩通梁清標題跋,以及美國華盛頓一位私人藏家手裡一件冊頁上的詩作。梁清標書畫藏品中有一些手卷上的題簽是他以清麗秀潤的書法題寫的。《蕉林詩集》和《棠村詞》是梁清標結集刊印的兩部詩詞選。其中的一首詩作保存於《歷朝名人詞選》這部最引人注目的文集當中。梁清標的這首詩已經在由羅伯(Robert Kotewall)和史美(Norman L. Smith)合作編譯的「企鵝叢書」《中國詩詞選譯》(Penguin Book of Chinese Verse)第62頁譯出。這首詩與我們所了解的梁清標在性格和興趣方面的一些特徵相吻合。字裡行間流露出淡淡的憂傷、鄉愁,以及某種孤獨感,但同時也體現了他對大自然以及女子細緻入微的觀察。

日射晴窗靜無譁,風嫋柳枝斜。

有人深院,凝妝獨坐,門掩桃花。

追思往日重回首,心事付啼鴉。

隔牆笑語,卻疑春色,只在鄰家?

隔牆笑語,卻疑春色,只在鄰家?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何惠鑑(1924—2004),廣東中山人,號午夢千山閣主,齋名響山堂。早年先後求學於嶺南大學、燕京大學,師從陳寅恪。1950年赴美求學於哈佛大學,師從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本傑明·羅蘭教授與哈佛燕京學社陳觀勝教授。1953年在哈佛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53年至1958年,為哈佛大學遠東語言學系與藝術史學系中國歷史與亞洲藝術博士聯合培養項目唯一候選人。1959年至1983年,在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任職。1984年至1994年,轉往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任職。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凱斯西儲大學、堪薩斯大學客座教授。1988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海外研究員。2004年,擔任上海博物館客座研究員,獲「上海博物館美國之友」 設立的「中國美術史傑出學者獎」,同年12月28日因病逝世於上海。

譯者簡介

譯者簡介

曾四凱,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史博士,畢業後留校工作。著有《塞蒂尼亞諾的智者——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的鑑定大師伯納德·貝倫森》;參與《木馬沉思錄:藝術理論文集》《阿佩萊斯的遺產》《規範與形式》《現代雕塑簡史》《萬象自心出:中國古書畫研究》等著作的翻譯;發表「鑑定家的眼睛——從貝倫森的日記中走進風景」「梁清標收藏之淵源及價值 」「致用與怡情的圖像——大清盛世的世俗繪畫」等論文及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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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貫中西的藝術史家丨何惠鑑學術著作集首次全面整理出版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學脈深厚,近百年來名師薈萃,人才輩出。建校之初即率先建立「藝術科學」觀念,為我國的藝術學研究奠定教育根基。國內率先開始研究生培養,並於1980年、1984年分別成為全國首批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單位;1987年招收首屆史論本科生;2008年獲浙江省重點人文社科基地;2011年獲藝術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2016年獲浙江省高校 「十三五」 特色專業建設項目。學院的藝術學理論研究地位崇高,2015年獲評浙江省一流學科A類,在2017年教育部發布的全國學科評估中名列前茅。2019年,藝術史論專業獲評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學院目前擁有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培養、訪問學者等層次豐富的人才培養,既是國際藝術史學研究的重鎮,又以持續推進中國藝術研究為己任,是當代中國」藝術智性與新人文教育」的建設高地。

編輯

楊可涵 劉雨塵 李光耀 孫梓鈞 王思凡 林冰冰 李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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