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史密斯:現代性及其二重身

按:文章節選自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B.Smith)《現代性及其不滿》,朱陳拓 譯,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27-31頁。

我想要提出如下問題:如何能在保持對現代性的批判立場的同時,免受對其進行激進否定的誘惑?如果反啟蒙從一開始便是現代性的二重身(doppelgänger),那麼又該如何面對這種挑戰呢?第一步便是要意識到,為現代性支持者和批評者所接納的現代性標準圖景,並不是在各方面都準確的。啟蒙運動及其反啟蒙批評者,在現代計劃中更多是合作者而非對手。他們代表了現代性的兩面。現代性並不單一,它包括了許多相互競爭的部分。對現代性的不滿——確切地說,現代性的異化——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現象。除了對現代性表示不滿,難道還有更好的手段表達現代性嗎?僅僅是對現代性的批評並不必然意味著全盤拒絕。

現代性最好的辯護者們經常恰好是那些吸納了反啟蒙思想成果,但尚未被引導投入法西斯主義或是其他「反動現代主義」形式懷抱的人。在挑戰啟蒙的支配地位時,存在並不必然滑向虛無主義和資產階級自我厭惡的路徑。最有可能捕捉到這敏感性的是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也許因為身為貴族,他並沒有表現盧梭、福樓拜、馬克思和尼采這類人展現的資產階級的焦慮感和異化感。托克維爾鮮明地表達了對平等時代的擔憂。他對偉大的中產階級民主制,以及它的物質主義、對舒適的熱愛、和對無限進步的信念深深抱有懷疑。然而托克維爾的著作卻沒有怨恨精神——怨恨作為對復仇的無法遏制的慾望,被尼采視為現代的惡習。托克維爾將民主視為一種歷史必然性,但它能夠被那些有利於自由的實踐和制度所節制。

下述這一例子能夠對此加以說明。托克維爾承認當今民主時代將建立在一種自利的倫理之上,他稱其為「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托克維爾所謂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指的並不是貪財或貪婪——它並不是在奧利佛·斯通(Oliver Stone)導演的《華爾街》(Wall Street)中戈登·蓋柯(Gordon Gekko)所說的名言「貪婪是好事」——而是一種人類抱負的總和。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暗示了啟蒙、反思以及與追求此類抱負的方式有關的冷靜盤算的精神。當自我利益被正確理解時,它能夠作為一定公民德性的基礎,當然此種德性並非那包含了美、高貴和自我犧牲的高級貴族德性,而是較低等級的、世俗的「資產階級」德性,包括了合作、節制、寬容以及對自我的征服。對此類德性,我們不能嗤之以鼻。托克維爾並沒有指責自利是瑣碎、狹隘或是粗俗的,或是像康德的追隨者那樣視其為某種倫理學的扭曲。與之相反,他認為其能夠對一定的心靈與思想的卓越成就負責,這種卓越成就與民主時代最適合。

另一位充分吸收了托克維爾對現代性理解的思想家,是德國流亡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在所有20世紀思想家中,施特勞斯最致力於復興對柏拉圖和古典政治哲學的嚴肅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反對將柏拉圖與極權主義膚淺地聯繫在一起,而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普遍。他對古代的觀點相當複雜。施特勞斯並沒有將其視作針對現代自由民主所存在的問題的簡便的備選方案,也沒有將其看作在現代民主的演進過程中邁出的嬰兒般猶豫的第一步。他堅持認為,雖然古代並不能為今天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但通過將現代自由民主制喚回經常被遺忘的前現代根基之上,西方傳統中的前現代思想——既包括古典時代也包括中世紀——就能夠為現代自由民主制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

在他對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未來的思考中,施特勞斯最為旗幟鮮明地發展了這些觀念。在他看來,博雅教育從詞源學上與有胸襟的美德(the virtue of liberality)相聯繫,其最初意味著慷慨或寬容。因此,自由民主制便是一種包括了對——且不說是經過挑選的——少數人的教育的政體,在是民主政體的同時,它還吸收了某些先前與貴族制相關聯的特徵。因此自由民主制是古人所謂的「混合政體」之一種,因為它混合了民主和貴族原則,換言之,在這一政體中所有人在原則上都能享受到博雅教育的成果。施特勞斯相信這至今仍成立,尤其是對美國和英國而言,在這些地方博雅教育的傳統以及公共服務的德性仍在那些偉大的大學內得到培養,比如牛津和耶魯。

然而正如施特勞斯所知道的那樣,博雅教育的一切實踐目的都在於維持某一少數群體——他樂於刻意使用「紳士」(gentlemen)這一老派術語——他們在當代民主制下能夠作為抵禦大眾文化壓力的中流砥柱。現代教育日益與古人為其奠定的基礎相脫離,並在本性上變得越來越技術化和專門化。現代教育並沒有成為大眾民主制的中流砥柱,相反卻成為它的女僕。只有基於經典或「偉大著作」的教育才能夠為現代的男性或女性提供卓越的品位,而這種品位曾被不公正地否定。「博雅教育,」施特勞斯寫道,「是我們從大眾民主向原始意義上的民主攀登的梯子;博雅教育是在民主的大眾社會里創建貴族政治必然要付出的努力。」因為此類評論的緣故,施特勞斯經常被描述為精英主義者和民主的敵人。然而他更願稱自己為自由民主制的摯友,正是因為自己是其摯友,所以才不允許自己成為奉承它的人。

反啟蒙充其量只是幫忙在現代性及其批評者之間發起了場對話,這一對話曾因尚不成熟而被打斷。重啟這一辯論的目的並不在於宣佈其中一方最終戰勝了另一方——這樣的勝利究竟會是如何?這難以想象——而是為了發現我們現代人還需要學習什麼,或至少去發現什麼是不能遺忘的重要事物。事實上,正如托克維爾和施特勞斯這類作者所意識到的,現代性與其對立面之間的裂隙從來就沒有像早期現代主義者試圖宣稱的那樣徹底。連續性與中斷性的重要領域都持續存在,並以豐碩的成果來表達自身。正是出於讓這一對話保持生機的目的,我寫就了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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