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藤周作說，西方「用善惡來看待人類的道德」，而在日本，堪稱「美醜感覺」的汙穢意識則是「基礎性的感覺」，支撐著日本的生活文化。那種基礎性的感覺「厭惡明確的空間、裸露的樣子」，以「一種潛藏在所有情趣中的泛神性美學」為基礎。
日本文學與西歐文學之間最大的「障礙」是「日本風土」中培養出來的「日式感性」。正如和辻哲郎把日本溼雨般的感性稱為「模糊一切事物界限的溼雨」那般，日本人「討厭把本質明確的事物以及無感情的事物剝開，露出其本體」。「日式感性」是一種「泛神論的感性」，它以溼雨般的感性為基礎，「拒絕區分人、神、自然，反對它們之間的對立」。也就是說，由於日本的「溼潤美學」「討厭對立，拒絕自然與超自然的嚴格斷裂」，因此很難適應「基督教的藝術性刺激」。
西歐的美感意識具有「界限的區分」「對立性」「能動性」這三個條件。與之相比，「孕育於泛神論土壤」的「日式感性」為了「不感知個體與整體的區分和界限」，「還原」為「不要求對立」。「被動」這幾點。即「將範圍與界限模糊化、暖昧化的事物」，就彷彿「暈映成灰色風景的春雨、陣雨」，抑或「朦朦朧朧的晚霧」，這正是「日式泛神性的一個特徵」。
「櫻花」審美與日本人的感性密不可分
而且，「日式感性」厭惡「對比、差異、區別」，正如神西清所言，一切就像「櫻花花瓣」象徵的那樣。換言之，櫻花花瓣的顏色本身是淡紅色，「帶有微妙的半透明」，並且花瓣極「薄」。薄薄一片不是櫻，團團簇簇方為櫻。它的顏色呈現為「淺淡模糊的色調，已經很難作為顏色存在」，「其顏色和光澤已經嚴重喪失了個性和實在性，彷彿已經無法獨自前行」，而「把這種顏色和光澤緩慢且若有若無地發散出來、表象出來的」則是「花香」，也即「日式感性」。
無論是櫻花花瓣的顏色還是形狀，一切都顯得過於淺淡短暫。比起盛開的櫻花，人們內心更加傾向於把審美價值賦予飄落的櫻花。剎那芳華，轉瞬即逝。日本這片土壤恰恰具備與此種哀傷產生共鳴的情緒價值。
比起盛開的櫻花，日本人內心更加傾向於把審美價值賦予飄落的櫻花
短暫和哀傷所引發的情緒價值其實源自日本的風土。在日本，地震等天災以及戰火都很頻繁，並且由於木製建築較多，火災也是常有之事。每逢天災人禍，一切都在眼前煙消雲散。故而這片土地在漫長曆史中培養、積蓄、形成的記憶和感性，與保留了大量中世紀以來石制建築的巴黎必然存在根本性差異。
此外，由於日本地域狹小，平地面積十分有限，因此，在這個居住空間相當密集化的農耕社會，人們不可能具備「自我」等概念。
短暫和哀傷所引發的情緒價值源自日本的風土
司馬遼太郎從年輕時就開始思考「自我」，卻一直無法理解其中的含義，「閱讀外國小說時，常常抱有近乎自卑感的情緒」。結果，司馬遼太郎得出結論——那是因為日本人原本就沒有「自我」，縱使有也非常薄弱。原因在於，如果「自我」存在，現實中就「很難」在狹窄的日本都市和村落「生活」。況且在日本社會，「自我非但沒有形成的餘地，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反而會 添亂，造成危害」。
「自我」這個所謂的西方概念在日本社會反而只是「危害」。
日本近代以來長期沒有「自我」這一概念。司馬遼太郎曾說，他對自我的「違和感」或許與身為日本人的「自卑感」有關，就連察覺到這點的他也將有關「自我」的問題視為「自己一直以來的痛苦」。
儘管「自我」在日本社會是「危害」，絕對無法顯示其有效性，但是當「自我」作為西方概念被引入之際，司馬遼太郎看著無法擁有「自我」的自己，不禁產生了身為日本人的「自卑感」。特別是那些直面西方權威化的知識階層，對他們來說，西方概念的引進就是「痛苦」。
與此同時，倘若沒有「自我」這一概念，人們就不可能擁有「個人」這一概念。恰如前文中「櫻花」所象徵的那樣，日本人的自我界定並非在個人這種單一的成分中成形，而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性中成形，即和辻哲郎、木村敏、濱口惠俊等人持續闡述的「間人主義」。
自我正是在「人與人之間」才得到界定（木村敏）。也就是說，日本人的自我界定是他者依存型，它意味著人與人之間邊界的模糊性。正因如此，理論物理學家渡邊慧才指出，日本人為了「不作為個人而生存」，於是「依靠所謂的日本人這一集體來生活」。換言之，「自己即集體，集體即自己，這就是他們的生存方式」。
欣賞落紅葉，也是日本人的一種情緒投射
據渡邊所言，由於日本人缺乏作為個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故而產生一種傾向，「認為日本過去沒有出現過偉大的學者，就連自身的價值都消失了」。該傾向演變為「日本人的自卑感」，化為日本整體的社會氛圍。舉例而言，即使聽聞「日本沒有科學，沒有哲學」等「統計性的事實」，該事實也「不可能讓人們得出關於個人能力，以及作為可能體的個人的結論」。由於日本人沒有形成「個人」這一概念，「統計性的事實一躍化為自身的自卑情結」。換言之，「集團邏輯」對「日本式自卑感」產生了影響。
事實上，西方有個人主義、市民革命、民主主義等概念，日本卻沒有。因此，正如政治學家神島二郎把否定日本的思考方式稱作「欠缺理論」那般，在經歷了西方權威化的知識界，該思考方式已成為一種典型的思想模式並長期存在。該現象同樣發生在日本人與基督教的交集中。只要非西方的日本繼續以西方為模範，那麼日本的知識界就會一直思考「西方有，日本卻沒有」這個問題，也就無法擺脫否定日本的思考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