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理」一詞，在日語中有種種含義。最廣義的解釋：「義」是個人明白自己「理應如何」，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動。「義理」就是義的道理。
因此，義理，或者義，是在社會生活中，自己對他人處於怎樣的關係，遵循這一關係自己應當怎樣行動的約束。這種約束與義務不同，沒有權利的佐證。
日式禮儀
義理，就是對自己周圍多數人中的每一個人，應當採取的態度和行動的約束。於是推而廣之，便產生了作為對「世間」（社會）的義理的「世間的規矩」。
義理，在父子、夫婦、同胞、親戚、朋友、上司和部下之間，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不論哪一種，都是自古以來定下來的約束，其不問道理地要求人們「理應如此」行動。室直清（注：江戶中期的儒學者）的《五常五倫名義》中說，義理是「當生時生，當死時死，決斷萬物，些許不可違其道」。心學說，「非勉強之事」為義，下人全心全意侍奉主人、妻子愛護丈夫，為「宜」，「其宜者，人之道也」（《鳩翁道話》）。
室直清
在現在的社會里，義理就是對自己處境的滿足，就是進行前面已說過的那種「無我」的修業，就是使滅私奉公精神合理化的強制性的約束。
義理，一般始自上司向下級要求以忠義之心奉公，而相應地對下屬要以某種形式懷有愛和感謝之情。這就是上司的義理。
比如，與武士的忠義奉公相對，有「主君愛顧」這樣的話，忠義不只是單方面犧牲。「恩」一詞，古代長上感謝下人的服務時也使用。《伊勢貞丈家訓》中說：「主人不以扶持家僕米銀為恩，而以受家僕勞苦奉公為恩而悅，此主人之義理也。」這裡說的是：上下互有義理。
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被視為外國人理解日本人的重要窗口
宣傳武士道的書屢屢露有這樣的想法：忠義就是按受主君重視程度奉公。這依然說明義理不是單方面的。
《武道初心集》中說，「武家奉公者」有兩級：「足輕」（步卒）以下的小人之中，在臨近會戰之場所，少數人逃走或動搖，也沒有關係；但「數代數年厚恩以待、受平日之情」者，必須「懷御恩、御愛於一身，置生命於不顧」而報效主人。
其中還說，所謂「下下」者，因為他們「平日受恩薄，無所感，勿論不知義理，為此，下下也」。這就是說，義理之心的輕重是以受主君之恩輕重為比例的。
這樣看來，忠義或奉公，在德川時代的武士的道德中，已經相當程度地包含了交換、契約的意義。
可是明治以後，為維護天皇制而強化的「修身」，只強調了對天皇做出犧牲的滅私奉公的一面，把對權力的絕對服從和自我否定，強加給全體國民，從而使作為義理的忠義成了單方面的。
當然，國民的忠義，也有與其相對的「皇恩」，這大體上也有交換的意思，未必是單方面的。而且，實際上如果不這樣認為，無論如何前途肯定不妙。
其次，義理在父子之間，是以兒女的孝心和孝行報答雙親的恩愛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父子的感情與義理聯在一起，一般無法區別義理和「人情」。可是孩子對於作為家長的父親要特別尊敬和服從。從這一點看，日本的父子關係，便在其他國家的父子的感情之上，又加進了兒子「理應如何」的義理的內容。
類似父子關係，兒媳與公婆的關係，特別是在農村，義理佔上風。這與武士的忠義相似。義理「隨著財產的多寡，冷酷程度按比例增長。……越是有財產的家庭越要求兒媳相應地侍奉公婆、好好幹活，因為今後財產將交給兒媳。公婆似乎認為這樣要求兒媳，是理所當然的」（《農村的世態》）。這就是說，兒媳盡義理的心情是以奉公的形式出現的，它與自「人情」而產生的對親生父母的孝行不同。
日本的家族關係，在今天也十分鮮明的是：在農村裡，作為家長的父親的權力遠比母親大，長子的地位比其他兄弟高。這是日本人殘存很深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基礎。在國會里，從議員先生的發言都可聽到「作為男子漢」「像男子漢那樣」「男人和男人的交談」「給男人面子」「男子漢說話算數」這樣的話，這是不奇怪的。
家族關係對日本社會所起的巨大作用，遍及於所有的人際關係之中
在日本，在父親和長子結成一種權威性同盟的同時，母親和女兒也容易結成對男人進行精神上對抗的聯合。因此，日本的女孩子們，多數對母親盡義理的心情比對父親強烈。伴伴女郎、不良少女的悔過告白中，便有很多表示要對母親盡義理之情的話。
今後不論多麼痛苦，也讓死去的母親看一看，我拼死努力，認真勞動，成為一個誠實人的樣子。
我要做個老老實實的人，回家向母親賠不是，好好勞動。我希望在母親的旁邊。（《街娼的實態和她們的手記》）
可是，日本的家族關係對日本社會所起的巨大作用，不限於閉守於一個一個家庭之內，而在於遍及日本所有的人際關係之中，這些人際關係都是以雛形的家族關係為基礎的。日本的家庭是「以父子關係為主，以家長為中心」的，和其他國家的「以夫婦為中心的集合體」不同，「因此重視孝道是當然的」（《臣民之道解說大成》）。
這種父子關係的義理，使作為家長的父親，「居於家族全體之上，擁有大權和指導力，宛如軍隊的長官，毫無二致」 （《產靈的產業》），其他社會集團一切以家族集團作為基本的型，並仿照家庭的做法，從而產生了日本的獨特的家族主義的人際關係。
這樣的家族主義的關係，或親分（黑社會集團的頭目或作坊師父兼主人等）和子分（部下、徒輩）的關係，使日本的成人們，不只在家庭裡，在社會集團當中也一樣，不是扮演者父親的角色，就是扮演著兒子的角色。由於大部分的日本人在家庭以外的社會集團中也充當著假的父親或兒子的角色，所以日本人的心理，被植入了家族式的狹隘性和調和性的傾向。日本的人際關係中的獨特的「父母心」主義、「溫情」主義就是它的表現。這不只是指長者對下屬擁有父母般的慈愛，像待孩子一樣嬌慣、重視他們，同時也是指「有把下屬當作孩子吞下去（不放在眼裡的通俗說法）的肚量」，「有自己居於高處愛護、培養、引導周圍的自覺」（《產靈的產業》）。
因此，「父母心」主義，內心多伴隨著認為可把下屬「吞下去」的輕視下屬的觀念。或者，縱然本人未必覺察，但究其底，是居於「高處」「俯視」下方，這一點和家長的權威是一樣的。
這種「父母心」主義，在軍隊裡表現得最鮮明，它把日本人的家族感情原封不動地搬了過去。下面的這個小插曲反映的士兵對嚴父般的軍官的信賴，曾作為軍隊的理想的人際關係受到推崇。
「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一月三十日，我作為連長參加了爭奪203高地的戰鬥……也許是因為黑夜裡打仗，士兵完全看不見指揮官的身影，似乎有點不放心，時時可聽到士兵喊：‘長官在嗎？’我回答：‘在！’他們似乎安心了，又聽到他們興奮的喊聲。起初可聽見我身邊的人回答‘在！’後來便只剩下我一人的聲音。」（內山雄二郎：《戰場心理學》）
這樣的信賴感，只有在類似父子關係的血肉相連的人際關係中，才能建立起來。同時，這也與日本人成年以後更靠近家族關係的心理和自我不發達有關係。換言之，在日本的成人中保留了相當多的孩子似的氣質。
與此相反，日本領導者們的「父母心」主義，反而因把部下當成自己的孩子，有一種異常心理——犧牲部下也不後悔。今天看起來，這種「父母心」對於日本的年輕人，完全是幫倒忙。
義理，除像上面所說的表現在君臣、父子之間所謂「上下明確」的人際關係以外，在商人和顧客之間，還有把客人當作主人對待的義理。東京最現代化的某百貨店教育店員說：「以往稱客人為「前主」……意思是前臺的主人。這是對顧客的尊稱」，因此「尤其對客人的態度，不能以新的民主主義的方式對待」（某百貨店雜誌《金字塔》）。
這僅僅是一個例子。據日本國立輿論調查所的《關於社會教育的輿論調查》（1953年3月）顯示，至少上了年紀的人，至今依然重視義理是社會的約束。
日本社會甚至還流行在情人節贈送「義理巧克力」，和愛情無關，只是一種維護人際關係的社交手段
「有人認為：現今的社會，不知義理的人多起來，可恥。你是否也這樣看？」對此，雖因年齡的區別回答的比率不同，但約佔70％的回答者贊成這一看法。當然，這一提問有相當的誘導性，而且回答者對義理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因此對這一數字需要打折扣。不過，在今天還流行著「義理人情是日本的名產」這樣的話，這足以說明義理還很深地保留在日本人的心裡。
其次，當義理不是對長上、家長等有限的個人，而是對世間（社會）的時候，便變成「名譽」「世間規矩」。這裡的「世間」不是指廣義的社會評價或作為社會意見的輿論，而是指個人所處的整個人際環境，因個人不同其範圍也不同。
對一個普通市民來說，左鄰右舍就是「世間」，而政治指導人物，可能會把整個社會作為「世間」。
因此，對於「世間」的義理，最窄的範圍是不可「在近鄰面前幹壞事」。同近鄰交往要按「理應如何」去做，就是義理。對於廣泛的「世間」的義理，就是保證絕不做「敗壞名聲」「對不起世間樣的事」。
「世間樣」這種叫法，便包含著日本人的感謝「世間之恩」、感謝社會生活的關照的心情。也就是說，人以某種形式承受了社會的恩惠，與此相應，要遵守對社會的義理，服務於社會。「今天自己能夠這樣地生活，是多虧了國家、祖先和周圍的幫助。」（《產靈的產業》）這個沒有明確界限的「周圍」，就是「世間樣」。
因此，日本人要不斷地遵守義理，這也是對「世間」的一種奉仕（服務）。上面舉出過的輿論調查問道：「不知義理，舉例說是指哪些事？」回答「不知恩」的佔三成，回答「利己主義」的佔一成。多數人依然認為報恩、「奉仕」是義理要求的當然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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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編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閱讀日本書系」之《日本人的心理，日本人的自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特別註明外，文中圖片均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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