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2年到日本留學開始,我在東京這一座城市已經生活了整整30年。
「東京」的概念,有兩個,一是行政上的「東京都」,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另一個是區域範圍的「東京」,通常稱作為「東京首都圈」,包括了東京都以及相連的埼玉縣、千葉縣和神奈川縣。
東京都的人口是1400萬人,但是,東京首都圈的人口是3700萬人,全日本12700萬人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這一個瀕臨太平洋的地帶,形成了世界最大的都市群和最繁華的灣區——東京大灣區。
日本有一個詞,叫「一極集中」,說的是上世紀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出現的一個社會現象:渴望大都市熱鬧繁華生活的人們,把資金、企業、人口都往大都市集中,因此造成了「都市擁擠,鄉下掏空」的社會大問題。
日本製造企業和國際大商社的一大半,發源於以大阪和京都為中心的關西地區。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出現了高速發展,這些企業和商社的總部大多搬到了東京,因此,日本出現了一種「東京模式」,就是「管理和研發在東京,生產在地方城市」。
東京證券交易所近4000家主板上市企業中,有75%的企業的總部在東京。外資企業的80%的日本總部也放在東京。所以,東京都知事的日子很好過,睡著就可以數錢,因為東京都的GDP總量佔到了日本的三分之一,企業交納的法人稅,就夠養活非洲好幾個國家。
但是,過去這麼多年,當年帶著夢想闖蕩東京的年輕人,如今都已經是7、80歲的老人,東京也成為日本老齡化最高的地區,人口質量出現了惡化,社會負擔日益加重,城市擁擠不堪,房價居高不下。
當年讓世界各國認為是城市發展模範生的「東京模式」,開始出現了崩潰,如今,「東京病」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一場醫治「東京病」的城市革命,已經悄然興起。
這場城市革命的第一處方,是解決城市擁擠問題。
如何解決?就是打造城市綜合體。對於上世紀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建成了市中心老舊建築,實行局部改造,以超高層公寓樓、超高層辦公樓、綜合商業設施、大型開放式公園為主體,建成一個「在這裡居住、在這裡上班、在這裡生活」的三位一體的「智慧化現代城市村」。
其次是推行「居家上班」制度,鼓勵一部分東京人搬到生活成本低、環境悠閒的地方城市生活,政府提供高達100萬日元的安家費。
第三,是提高「東京人」的個體質量,提高每一個人的「生產性」。也就是說,企業多僱傭有才能掙錢的人,逐步淘汰「佔位庸才」。這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推行「基本工資+績效工資」相結合的薪資模式,鼓勵有才能之人往高處走,對於那些混日子的員工,讓其主動下崗辭職。
由於日本的勞動制度是保護勞動者,而不是保護資本家,況且長期以來實行終生僱傭制,因此,企業要開除一名員工難度很大,最近東京企業中流行的一個新辦法,是鼓勵員工搞副業。通過搞副業增加收入,來平衡收入趨低員工的心理,變相鼓勵他們自找活路。
再者,就是去「總部經濟」。
經過半個世紀的實踐,日本大企業已經發現「總部經濟」的弊端——企業越來越像政府,官僚氣息瀰漫總部上下,決策越來越滯後,難以應對快速變化的國際市場。
因此,日本大企業開始了「分家」,將一個個事業部門分拆為核心子公司,實行獨立核算,獨自經營,總部改為「控股管理機構」,讓孩子們不再在父母的庇護之下,獨立去闖蕩世界。最近,東芝公司的分拆案,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其次,將一部分集中在東京首都圈的研發職能,分散到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建立研發中心,研發適應當地國家國情和市場的產品,在海外打造「研發、生產、市場」一體的「集團軍」,各佔一個市場獨立作戰,而不再依賴於總部的技術和統籌管理。
這一場「東京城市革命」才剛剛起步,值得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