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客觀日本
本文為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現日本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研究開發戰略中心主任野依良治對日本科學研究、大學教育中存在問題的分析，句句擊中要害，對於中國也極有參考意義。本文原載於微信公號「客觀日本」，我們將分上中下三部分刊載，希望能給讀者一定的啟發。
撰⽂ | 野依良治
編輯 | 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如果把以科技立國為基本國策的日本比作是在洶湧波濤中行駛的航船，我希望研究開發戰略中心（CRDS）能夠成為這艘巨輪的領航者。然而，無論是外海還是近海都在這個變革的時代驚濤迭起，其航行的風險遠遠大於人們的預期。
地球環境的惡化、多國出現逆全球化的跡象，大眾化政治讓國際合作舉步維艱、世界經濟前景愈發不明朗、各地頻繁發生戰亂和恐怖襲擊等等，告訴我們正在經歷著一個秩序缺失的動盪時代。
「日本號」巨輪無法承擔選錯航線的代價，同時更不能忽視其動力不足——科技創新成果不足而帶來的問題。日本除了再換裝上一部最先端的動力引擎之外別無選擇。所謂的等待新的出航時機而選擇觀望，或者僅是在風平浪靜的內海航行來尋求安慰是敗北主義的體現，只不過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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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徘徊的日本
二戰結束時我剛剛上小學，1957年前蘇聯發射全球第一顆人造衛星，宣告科技時代的到來，這一年我剛好升入了大學。彼時日本還是東亞的一個不起眼的邊遠島國，教育研究環境十分艱苦，我在開展科學研究的時候完全沒想過與世界發達國家去競爭。但是後來，未曾想日本的經濟奇蹟般實現復甦和增長，同時科技界的實力也迅速增強，到199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全球屈指可數的強國。然而，日本的科技在本世紀初走到了頂峰，隨後後開始出現明顯的衰退跡象，其前景令人堪憂。如今的日本正在十字路口徘徊。
科技研究從最初的國內活動逐漸走向國際化，現在正處於全球化的浪潮中。近來日本的存在感下降，除了科技投資額減少的原因外，還要歸咎於無法適應時代的落後制度。我所認識的政府官員們都非常有能力。那麼日本的行政體制是否合理？政策是否取得了成績了呢？我認識的學者們都智慧過人。那麼日本的大學在國內外是否得到了高度評價？不得不說，所有問題的癥結都在因循守舊的制度上。
要想提高教育研究的質量，需要採取切實可行的基本方針，必須「戰略性縮減」功能不健全的組織，同時將重點資源投放在增長型領域。我希望日本的政治與行政能夠堅決徹底地推動改革，使教育研究從封閉的另類狀態切換到開放的世界標準上來。這個改革的關鍵在於轉換學術界的意識。當前的學術界過於保守，且缺乏危機感。我所尊敬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和田昭允對我講過寺田寅彥（日本著名物理學家）的一句話：「無論任何時代，阻礙科學進步的因素並非來自缺少知識的外行人，而是來自科學家自身對科學的使命和本質認識不足。因此我輩當深刻反省才能進步」。我也時刻用這句話來告誡自己。
我深知自己才疏學淺，經驗不足，有感於懷而記之。此非過時之戲言，望與有識之士共議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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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不是「國營大學」
大學是「文化的載體」，這個定位想必今後也不會改變。如今，大學還被賦予了「文明的領航者」的使命。但是十分遺憾的是，日本的教育與研究很難讓日本國民體會到這一點。
目前，日本的國債超過1,000萬億日元（約65萬億人民幣），政府財政狀況已然非常嚴峻。儘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向高等教育和科技研發投入了鉅額的公共支出，這也說明政府對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依然充滿著期待。以2016年為例，日本政府的一般財政收入有35％之多來自國債。儘管如此，國立大學運營費補貼和科研經費也僅僅是維持了與上財年相同的水平。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啟動了「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設定了五年內實現研究開發總經費達到26萬億日元的目標，該目標已創歷史新高。然而，消費稅增稅計劃被延期，明年以後的財政收入要從何而來呢？加之英國脫歐，這對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考慮到國內外的多種不確定因素，教育研究擺脫對國家財政經費的過度依賴已經不可避免。
日本《憲法》第23條本來就規定學術界要秉承「自立」和「自律」的宗旨，國家行政對大學運營的干預應該控制在最小限度。獨立自治的學術界的服務對象是社會，在這裡「社會」並不等同於「國家」。因此學術界必須摒棄傳統的對國有、國營的體制的依賴，必須要創建新的研究教育體系，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同時憑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培養積極向上的人才。希望日本學術界能夠開展世界一流水平的教育，並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並在「Society 5.0」的口號下為實現超智能社會貢獻力量。
2015年，日本中央政府將國立大學法人劃分為3種類型【注1】並實施了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制度，希望通過這些制度改革將促進中央權限的下放。我希望這能使那些規模較小的第一類國立大學能夠把目光轉向外面的世界，通過靈活的合作方式創造出輝煌。究竟這樣的改革能否強化國家競爭力的源泉——人才培養與科研成果的創造呢？如若不能，日本公共教育研究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將不容樂觀。
國立大學和國立研究開發法人中的「國立」二字是被國家和國民所賦予的特殊榮譽。這些機構是國家競爭力的源泉，其價值應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它們使命不僅僅是服務於國家利益，還在於為實現人類共同的利益發揮作用。在英國並沒有「國立（National）」的說法，相應的是「皇家（Royal）」的稱謂，但是這並不代表這些機構一定要從皇室或者國家拿財政撥款。換句話說，「國立大學」只是象徵性的稱謂，並不意味著是國家要包管到底的「國營大學」。以前，「日本國有鐵道公司（國鐵）」創立之初，為日本的國家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鐵卻走向了衰落。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擁有高速鐵路（新幹線）的國家，並且在這一領域一直保持著最高水平的技術積累，但是過時的經營制度卻無法跟上新時代提出的新要求。對既得利益者的保護，都會欠下一筆難以償還的債務。
時代變了。阻礙現代教育研究的發展的障礙是什麼呢？在這個時代，很難有哪個國家可以謀得獨善其身式的發展，每個國家都需要整合與運用好國內外的資源才能有好的發展。但是，為何行政總是鍾情於舊時的「國營」思維，從而對獲取和利用外部資源採取消極的態度呢？為何已經獲得了獨立法人資格的國立大學依然事事找政府，擺脫不了「國家依賴症」？我衷心希望國立大學不要重蹈國鐵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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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的經營
201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村智博士曾指出 「科研經營」的重要性，那番話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際。大村博士憑藉自己所從事的微生物化學研究，不僅推動了科學的發展，也為人類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於我看來，他重建了北里研究所的財務結構也是意義非凡。
大村博士雖是大學裡的科研人員，卻很少獲得來自文部（科學）省的縱向科研經費的資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國內外社會的廣泛關注，並在不斷踐行著自己的科研哲學。大村性格溫厚，談吐隨和，但談及日本的行政和國立大學的管理體制時，態度會驟然變得異常嚴厲。他從自身經驗出發，指出大學科研人員如果要肩負校長的重任，就不能只用業餘時間去換得經營知識的一知半解，而是必須全力學習社會方方面面的知識，否則普通的大學研究人員很難肩負起組織經營的重擔。
北里大學相模原校區
人們對於日本教育科研低迷不振的探討已有時日。大學的教員與科研人員都在勤奮工作，但我們卻很難說日本取得了相應的成果。這是否又與日本經濟的最大問題——勞動生產率低下歸因同處呢？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在G7國家中排名最低，每個從業人員所產生的附加價值僅為美國的7成，其原因並不在於從業人員本身的能力，更多的在於經濟界各個企業的經營管理體制問題。
經營大學的根本目的不是營利，而是履行大學的社會責任。經營方式如果不能順應時代的要求，大學自然就無法存續下去。我認為，首先將掌管大學經營權的理事長職能與負責教務科研工作的校長職能分離是十分必要的。日本有很多出色的教育家與科學家，很遺憾的是少有具有領導能力的人物。同時，日本大學又普遍存在著財務結構脆弱，國際化機能不全的問題。此前，文部科學省根據職能的不同，對日本的國立大學進行了三大分類。在大學的經營策略與經驗方面，這給各類大學的管理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誠然，這些要求也將遠遠超過當前的教育科研人員的統籌管理能力，尤其是研究生院的經營將面臨著整合各類社會需求的要求。
大學校長作為經營管理者要了解組織的經營基礎和情況，同時作為教育與科研的統籌者還要逐步落實大學的理念，使其具有一貫性。一般來講，在大學的經營方面日本的私立大學要比國立大學做得好。在一黨專政的中國，大學的經營管理權在黨組書記的管轄之下，校長可以專心管理教育與科研。至少在自然科學領域，這種職能分離的做法更符合實際要求，並且推動了中國大學的長足發展。
我認為校長應該採用外部聘任制度。通過廣泛調研與選拔來任命最佳人選。如果只圖一時省事，僅通過校內選舉或者是類似的方法來決定一所大學的掌門人，其結果無外乎是從世界的行列中落伍。但是，日本的現狀卻是大多數校長均由校內選舉產生，根本無法期待日本大學裡能建立起放眼海內外選拔最佳校長人選的制度了。
再看一看海外，那裡正在就大學校長進行著激烈的跨越國境的人才爭奪戰。雖然國家的不同，在選用國外人才方面有一定的國別條件限制，但是這種人才的交流已經不僅僅限於文化相近的美英之間，很多國家的國立大學也都有了聘用外國人做校長的實例。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TU）的校長是瑞典人，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KAUST）的第一任校長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後來還從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聘請校長並領導大學實現了發展。
日本的校長們雖然都很有智慧，但受限於各種條條框框，其行事風格偏於內向、保守謹慎，缺乏迅速的決斷能力。他們還需要更寬廣的視野和更豐富的經驗。在中國，重點大學的校長以及中國科學院旗下的研究所所長約70％有過海外經歷，而且年齡大多為四五十歲，非常富有活力。以此來反觀日本，日本也需要儘快培養專職的校長候選人，至少可以先促進國內校長人才的流動性，從全國範圍內選拔最佳校長人選。
2016年9月28日
【注1】文部科學省高等教育局召開的「關於第三期中期目標實施期間的國立大學法人運營費補貼方式的研討會」發佈的「審議總結」中，提出了根據3個重點支援框架（重點支援①：主要致力於地區貢獻等的國立大學；重點支援②：主要致力於推進具有世界或全國水平的教育研究等的國立大學；重點支援③：主要致力於推進全學科在全球開展卓越的教育研究和社會應用等的國立大學）向所有國立大學分配預算的想法（2015年6月）。以此為基礎，同年8月各國立大學分別選擇了適用於自己的重點支援框架，國立大學的使命實際上被劃分成了3種類型。
來源公眾號：客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