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不該在申請大學時隱瞞自己的身份——我曾經這麼做過，併為此悔恨終生。
2016年11月，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造訪了耶魯招生辦公室，一個助理帶著我穿過大廳，大廳裡擠滿了等待面試的焦躁不安的高中申請者們。
在旁邊的一個房間裡，她遞給我一本很薄的三環活頁夾，裡面是我多年前申請耶魯的所有材料。當我翻閱這些檔案時，她坐在我背後的沙發上，確保我沒有偷偷拍照。
我來這裡是為了找尋一個困擾了我五年的答案：我能進入耶魯，是不是因為我申請時隱瞞了自己的華裔身份？
當初在申請大學時，我做了一系列工作，確保招生官從材料中看不出我的種族：
我把「種族和族裔」（race and ethnicity）一欄留空；我將專業標記為「哲學」——一個普通亞裔父母不會讓孩子選擇的專業；
我沒有回答「期望的職業和發展方向」這一問題——儘管我想學法學並希望成為律師，但這個人生目標太過「亞裔化」，很容易暴露我的身份。
我的姓氏「麥（Mak）」也無形中幫助了我。我父親曾經開玩笑說這個姓不是典型的中國姓氏，招生官沒準會以為我是蘇格蘭人——而我沒有告訴他，事實上我就希望他們會這麼想。在申請信中，我也避擴音到任何關於我的族裔歷史背景的資訊。
這些「隱瞞」行為，是否最終導致我成功被耶魯錄取？我不知道，因為耶魯招生辦公室提供給我的這份檔案中，沒有留下任何招生官對我個人的評價資訊。
我只看到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數字：我的「性格」得分在滿分9分中得到了5分。
事實上，在2015年的「FERPA漏洞風波」中，耶魯已經銷燬了所有招生官對申請者的評價。
注：「FERPA漏洞風波」
2015年年初，史丹佛學生論壇上出現了一篇帖子，指導學生如何向學校申請查詢自己當年進入大學時的招生官評價。這個帖子迅速傳開，大量學生向檔案管理部門和招生辦公室提出了申請。史丹佛在應接不暇的情況下，索性銷燬全部相關檔案，並宣佈從此不再保留類似資訊。耶魯則在學生提出申請之前就先行一步刪除。
美國大學之所以有底氣如此做的原因在於，聯邦家庭教育與隱私權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簡稱FERPA法案）中雖然規定學生有權向學校要求查詢教育資訊和記錄，但沒有規定學校無權刪除相關資訊。這成了本法案的一大漏洞。
由於招生官評價是決定一個學生是否能拿到 offer 的重要依據，此舉導致很多質疑大學招生歧視的學生（例如本文作者）取證變得非常困難。
我試圖在這些檔案中找到痕跡，但證據已經消失了。亞裔究竟有沒有在申請中遭受歧視？這個問題目前無法得到解答。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我走訪了幾個人，試圖找到更堅定的論點。
在大選（2016年11月8日）結束後一週，我在紐約見到了大學諮詢服務公司的總經理 Brian Taylor。
Taylor 的公司名叫「常青藤教練（ivy coach）」，為客戶提供申請藤校的一攬子方案。「這個業務簡直是搖錢樹。」Taylor 說，他沒有透露具體價格，但說不會低於20萬美元。
如此高價的諮詢服務，他們的成功率自然非常高。而面對亞裔客戶時，Taylor 的公司常常強調的一點就是「儘量避免任何看起來像亞裔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
「比如小提琴，數學競賽，國際象棋和計算機方面的成績，就最好不要寫到申請材料裡。」Taylor 如是說，「亞裔申請本來就很難脫穎而出，而小提琴一類的活動招生官早就看的太多了。如果他們看到你又是一個小提琴和數學很好的亞洲人，他們很容易厭煩。」
Taylor 也教導自己的亞裔客戶在面試時坐姿不要太「亞洲化」——他現場模仿了一下：身體前傾，手肘向內，避免目光接觸。他說這樣很容易符合美國人關於亞裔「順從」的觀念。
我理解他的意思：我們亞洲人看起來單一和同質化，讓自己不同會有助於申請。但仔細想想，憑什麼愛拉小提琴就是亞裔的典型特徵？美國主流思想總是喜歡用某幾個標籤為一個族裔的所有人定性，那這樣說的話，很多白人學生也非常擅長曲棍球，他們也是千篇一律的？
另一方面，那些本來熱愛小提琴的亞裔學生又怎麼辦？為了申請只能在表格上隱瞞自己的愛好？這樣的申請體系肯定不是健康的。
幾個星期後，我在馬薩諸塞州的威廉姆斯學院見到了另一名華裔學生麥可·王（Michael Wang）。王同學此前因為抗議常青藤的種族偏見而廣為人知。
我在咖啡館裡看著他，覺得他和我是那麼像：我們的臉龐都很寬大；我們都有一頭凌亂的黑髮；說話都有點含混；我們甚至有著相似的穿衣品味，都喜歡寬鬆的牛仔褲和土色帽衫。
王同學的履歷不可謂不豐富，他在 ACT 考試中取得了滿分36分；他是全美鋼琴大賽第三名；他在加州數學競賽中名列第一；他曾以第二名的身份從1000餘學生的高中畢業；他參加過全國辯論賽，還在奧巴馬09年就職典禮上參加合唱團。
但他申請常青藤時，只得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offer——儘管賓大也是一所不錯的大學，但這個結果顯然不太正常。
關於王同學的報道
我們兩個如此相像，為什麼得到了如此不同的結果？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是，他沒有隱瞞，反而大大方方地表明瞭自己的亞裔身份。他不迴避自己的鋼琴和數學履歷；他在申請文書中提到了自己做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在種族和族裔一欄，他勾選了「亞裔」。
這簡直就像是一個天大的諷刺：王同學這樣的誠實的人沒有進入一流大學，我這樣偷奸耍滑的人卻被錄取了。
如何解釋我的大學申請經歷？可以有很多種解釋——取決於你是否相信在這個過程中存在亞裔歧視。王同學顯然是這麼認為的，他覺得亞裔已經成為了「平權法案」的犧牲品。
注：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1960年代隨著黑人民權運動而興起，指的是在法律，就業和申請方面對少數族裔提供優待，以消除歷史上的種族歧視影響，彌補少數族裔的損失。
但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指責平權法案在執行上矯枉過正，為成績低的少數族裔留「配額」，有時甚至形成反向歧視，例如亞裔往往在申請大學時需要比黑人高得多的成績才能被錄取。
「讓我們亞裔為別的族裔犧牲是不合理的。」他說，「我們不是多數，我們依然是少數族裔。」他同時告訴我，他的訴求並不是要取代那些被「優待」的少數族裔的地位。「我們只是要平等和公平的待遇。」他說。他認為平權法案不應該被廢除，但應該做出調整——雖然他也不太確定應該怎麼調整。
美國亞裔教育聯盟抗議
大學錄取過程中的「種族配額」現象
亞裔群體本身也開始對平權法案產生質疑。儘管去年的一項調查表明，52％的亞裔美國人認為「旨在增加大學中黑人和少數族裔學生人數的政策」是一件「好事」，但反對聲音也越來越多。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社會研究發現，在大學錄取中，亞裔學生的 SAT 成績平均比黑人高450分，比白人也高140分。這個資料常常被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提及。
至於我個人，我的想法很矛盾。一方面，我不相信我們就此應該廢除平權法案，如果沒有平權保護，亞裔在大學中遭受的歧視可能會更重；但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招生中不存在貓膩，在這個過程如此不透明的情況下，很難說偏見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時至今日，我早已不需要申請大學了，但我已經留下了「隱藏身份後遺症」：我避免參加乒乓球俱樂部和亞洲文化社團；我放棄了鋼琴；我中斷了自己的中文學業，我告訴別人說是因為太忙，但其實只是擔心它成為招生委員會眼中的「硬傷」。直到上大學後，我才重新開始學習普通話。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能回到過去見到高中時代正在申請常青藤的我，我會和他說什麼？
我或許會鼓勵他好好想想，在扭曲自己的身份和一紙藤校 offer 之間，孰輕孰重；
我會警告他說，他「假裝白人」的小伎倆不僅僅是在申請上玩花招，還會導致他日後逐步抹殺掉了自己高中時一切和中國有關的東西；
我也會略帶自豪地告訴他，我已經從耶魯畢業，並且得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取得這些成就的我，腦子裡永遠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我是一個亞裔的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