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位30歲出頭的日本電視臺編導，扛著攝像機，風塵僕僕地前往台灣拍攝紀錄片。
這個年輕人大概與所有老男人都八字不合，當時臺裡的前輩已被他從頭到尾懟了一遍。
可沒想到，這次拍攝竟讓他和一位大他一輪多的中年男人，碰撞出了一段「忘年戀曲」。
近30年後，這部不到50分鐘，卻珍貴得足以進博物館的紀錄片，我們終於有機會一睹真容：是枝裕和執導的《當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和楊德昌》。
左起：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詹宏志
當時，是枝在富士電視臺做一檔深夜節目。
原定計劃只是在節目上幫侯孝賢的新片做宣傳，但一聽和偶像有關，是枝抓住機會，主動提出要赴臺拍紀錄片。
與侯孝賢的短暫接觸，讓是枝決定成為一名電影導演，也直接促成了處女作《幻之光》的拍攝。
《幻之光》
現如今，是枝已拿下日本影史第五座金棕櫚獎，成長為歐洲三大A類電影節的常客。
這讓我想到，第57屆金馬獎…
為了給侯孝賢頒發「終身成就獎」，是枝在台灣隔離了兩週，在舞臺上表示侯孝賢是沒有血緣關係的父親。
聯繫紀錄片看，倒像是一次奇妙的跨時空對話。
《映照時代》裡，台灣電影的勢頭已不復往日。
市場被好萊塢和港片佔領，每年只產出10部左右的新電影，本省電影人青黃不接。
廟前的露天電影、西門町的紅樓劇場，所有關於膠片電影的記憶，也都在消逝。
楊德昌正在拍攝《獨立時代》；侯孝賢正在宣傳新電影《戲夢人生》。
這兩位同是46歲、同是祖籍廣東梅縣，同是客家人的導演，慢慢疏遠著彼此之間的關係。
侯孝賢擔憂著年輕一代越來越少人了解台灣歷史，希望繼續用電影講述中華民族的故事。
楊德昌慨嘆著「以後就沒有電影了」，計劃嘗試更多類型，比如懸疑片、動作片。
《映照時代》雖短，但內容卻很精煉。
是枝在多年後說：這兩個人居然可以存在於同一個時代，他們的電影互相影響，卻又是以平行、對照的關係存在，真的像是奇蹟一般！
藉此機會，不妨來聊聊這兩位有著千絲萬縷聯繫，對華語電影有著深遠影響的宗師導演。
楊德昌與侯孝賢
侯家遷臺，要從一次偶然說起…
1947年，在梅縣做教育局長的侯父帶學生去廣州參加運動會，期間偶遇了大學同學。
同學即將前往台中任職市長，便問要不要當他的主任秘書，侯父欣然應允。
就這樣，剛出生不久的侯孝賢隨著家人，遷到了台灣生活。
本以為三年兩載就能回大陸，置辦的都是最便宜的竹製傢俱。
但沒想到，兩年後他鄉變故鄉，淺淺的海峽隔斷了幾代人的回家路。
初到台灣時，生活不似預想中富足，侯父620塊的月薪要養活八口人，日子過得很緊巴。
為了多領些糧食，家裡把侯孝賢的年紀往大報了一歲，甚至連蘿蔔葉都會拿來醃著吃。
潮溼的氣候使侯父患上了肺病，所以在侯孝賢的童年記憶裡，父親很少會跟他說話，怕傳染。
侯母思鄉心切，加上壓力過大，自殺過兩次。
算命先生說侯孝賢長大是做官的命，所以年事已高的奶奶格外疼愛這個小孫子。
還經常牽著他的手，唸叨著要徒步走回廣東。
《童年往事》
很難想象，如今蜚聲國際的大導演，小時候卻被家人說是「無可救藥的人」…
那時，他們一家人住在高雄縣政府的宿舍，附近有座熱鬧的城隍廟，那裡便是小侯孝賢的宇宙中心。
打彈珠、搖骰子、玩陀螺，一群人變著花樣賭錢。
沒賭資時，侯孝賢就偷偷典當父親的西裝、手錶、派克鋼筆，領空哥哥的存摺。
翻院牆偷芒果、混幫派、掄刀打架，都是家常便飯。
另一面，侯孝賢很愛看小說，講江湖道義的武俠、談男女情長的瓊瑤，都讓他著迷。
城隍廟是南部七縣市戲劇比賽的地方，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一演就是兩個月。
這樣的環境，讓侯孝賢從小就浸潤在中華傳統文化裡。
要說正兒八經的電影，侯孝賢是沒錢看的，但對於早早「混社會」的侯孝賢來說，混張電影票簡直是小菜一碟。
他經常嘴巴抹了蜜，「阿伯阿伯」地叫，讓別人帶他進戲院看電影。
稍大點，他看電影的方式更叛逆，剪鐵絲網、翻院牆、造假票，這些小動作讓他看到了不少電影。
有日本的武士片、怪獸片、黑社會片；美國的西部片、科幻片；各式各樣的港片…
高中畢業後，侯孝賢沒有考大學，而是服了兩年兵役。
走之前，侯孝賢像一夕之間長大般，自覺地與青春期的叛逆混亂一刀兩斷。
每逢休息，侯孝賢都會跑去看電影，有時一天會看4場。
有次，他觀看了英國電影《十字路口》，片中被社會階級愚弄的美好愛情深深打動了他。
回到住處，侯孝賢在日記裡寫道：要花10年時間進入電影行業。
從那天起，電影對於侯孝賢來說，不再只是一種消遣方式，而是作為個人理想，列入了人生規劃。
退伍後，他一邊在台北打工，一邊準備大學考試，遇事就拿出在城隍廟混的那一套，還真管用。
1969年7月，侯孝賢如願以償，考進了藝專的影劇科。
但，在學校裡能接觸到電影的機會很少，都是些戲劇、化妝、表演課程。
畢業後，侯孝賢先是賣了8個月的電腦，每天不厭其煩地介紹產品、遞送名片。
肯花心思的侯孝賢，一連拿了8個月銷冠。
直到他得到給李行導演做場記的機會，才算是踏進了電影行業。
此後的5年間，侯孝賢參與了十部電影，慢慢從場記做到了編劇、副導演。
1984年的《風櫃來的人》，是侯孝賢創作生涯的重大轉折點。
在這之前，他已經推出了多部愛情喜劇片，叫好又叫座。
但本質上還是瓊瑤電影那一套，沒有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
某天，編劇朱天文拿來一本《沈從文自傳》，書裡那種客觀俯視的視角令侯孝賢大受啟發。
於是，侯孝賢試著讓攝影師把鏡頭拉遠一點，這才有了第一部烙印著「侯式美學」的電影。
《風櫃來的人》
若干年後，一個在北京讀大學的山西小子深受《風櫃來的人》的影響，走上了電影創作的道路。
他的名字叫賈樟柯…
賈樟柯、侯孝賢與是枝裕和
之後，侯孝賢仿若打通了任督二脈，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接連創作了《鼕鼕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等影片。
雖然在歐洲拿了一些獎，但都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小獎，當時媒體還嘲諷他是歐洲鄉下小影展的常客。
1989年，歷史註定一般，侯孝賢交出了巔峰時期的代表作《悲情城市》。
那時，台灣已解嚴，蔣經國剛去世，不過政治話題仍然很敏感，更何況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二·二八事件」對人民的摧殘。
新聞局要刪戲的訊息一經傳出，就遭到了媒體的狂轟濫炸，迫於輿論壓力，最後只能作罷。
《悲情城市》也為華語電影贏回首座金獅獎。
在《戲夢人生》後，侯孝賢依然保持高產，相繼推出了《好男好女》《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千禧曼波》…
誰能想到，這些重量級電影的劇本，侯孝賢都是寫在女兒的作業本上。
而他退休後最想做的兩件事，是建造氛圍融洽的電影院、培養更多的電影人才。
楊德昌完全是另外一種成長模式。
楊父在「中央印製廠」工作，楊母則在「中央信託局」，一家人的生活很令人豔羨。
1歲多時，楊德昌隨家人遷往台灣。
他的童年是在「白色恐怖」中度過的，漫畫和電影是他最感興趣的東西，對手冢治虫（《鐵臂阿童木》）尤為偏愛。
上大學時，流水線生產的好萊塢電影讓楊德昌厭煩疲倦，他更願意泡在國際戲院裡，觀賞一些歐洲電影。
楊德昌在2000年的自畫像
1970年，楊德昌前往美國的佛羅里達大學，攻讀電子工程碩士。
誰都沒想到，拿到學位後，這位程式設計師居然跑去申請了南加大的電影課程。
可沒過多久，楊德昌發現學校裡全是自己厭惡的好萊塢風氣，老師傳授的的創作理念跟自己的電影審美產生了巨大分歧，一怒之下便離開了。
之後，他又在華盛頓大學做了幾年電腦工程師，直到而立之年，楊德昌開始焦慮起未來規劃。
因為對建築感興趣，楊德昌又申請了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建築系。
某天，朋友的話讓他踩了剎車：你做建築師後還會不會想拍電影？
深思熟慮後，楊德昌還是決定放棄建築，找機會進入電影行業打拼。
1980年，機會來了。
留學時認識的同鄉要拍一部新片，想請他當編劇。
楊德昌二話沒說，辭掉工作便回了台灣。
雖然這部彙集了徐克、杜篤之、李宗盛的影片沒能公映，但也成為了楊德昌的人生轉折點，為他推開了電影世界的大門。
不過，偏執的做事風格讓他在創作初期就麻煩不斷。
為張艾嘉拍的單元劇，原定90分鐘，結果楊德昌拍了150分鐘，只能分成上下兩集播出；
去香港給《陰陽錯》編劇，結果劇本一改再改，導致楊德昌被劇組開除，半年後返回台灣。
《光陰的故事》之《指望》
受過西方教育的楊德昌，與其他創作者看台灣的視角大不相同，辛辣的電影語言像一把手術刀，冷靜剖析著社會、人際、情感的癥結。
這些特質在長片處女作《海灘的一天》就有體現。
《海灘的一天》
他創作劇本的方式有點古怪，因為不善表達，往往只會用流程圖的形式，在白板上寫一個概念性的東西。
然後同事會整理出一大堆東西，楊德昌挑挑擇擇，選出自己滿意的部分。
他本人反而會花很多時間，詳細列出每個角色的人物性格，簡直比劇本還豐富。
圖源：《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
楊德昌在80年代的穿著打扮絕對是時尚弄潮兒，瘦高個，穿著棒球外套和牛仔褲，戴著棒球帽和墨鏡，愛聽歌劇，笑起來時眼睛會眯成一條縫。
但這位張震眼中的帥哥，卻是出了名的難搞，跟他合作過的電影人都會吐槽他的臭脾氣。
拍《沙灘》時，為了外聘杜可風（攝影師），楊德昌和公司鬧得很僵，可當杜可風進組後，又被楊德昌的性子氣得撂挑子走人；
籌拍《暗殺》（項目流產）時，楊德昌想邀張曼玉出演，但見面當天張曼玉要參加一場慈善活動，時間有點衝突，可楊德昌堅決不肯協調，覺得「我請你來你的時間就是我的」，就沒再見面；
給耗了五年的《牯嶺街》配音時，14歲的張震老是找不到感覺，氣得楊德昌衝進配音室，一把抓起張震的衣領，說要去外面「單挑」…
楊德昌在《牯嶺街》的片場為張震、楊靜怡講戲
劇組人員如果犯錯偷懶，都會受到「三字經」和「五字經」的祝福。
放眼整個電影圈，只有和楊德昌有過親密合作的杜篤之（錄音師）和餘為彥（製片），才能鎮得住他。
杜篤之曾說，自己20多年沒跟楊德昌吵過架，仔細想想這可比拿獎難多了…
不過，也正是這種專注到六親不認的創作態度，為華語電影帶來了兩部Top級的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一》。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前者還原了特殊歷史時期的台灣風俗，用冷峻的筆觸揭示出「時代殺人」的戒嚴本質；
後者更是楊德昌的集大成之作，用一個普通家庭的喜怒哀樂投射生命的洶湧與靜默。
賈樟柯曾評價，只有侯孝賢的電影能準確拍出我們的前世今生，只有楊德昌能用一部電影解釋整個世界、囊括中國社會的全部。
《恐怖分子》《獨立時代》《麻將》這些影片，都用西方格言式的表達，辛辣地批判了現代社會。
但電影中的思辨對當年的觀眾來說過於超前，導致票房慘淡，一度讓楊德昌這個名字和「票房毒藥」劃上等號。
比如，侯孝賢主演的《青梅竹馬》（楊德昌與蔡琴的定情之作）就因為票房太低，上映僅4天，便緊急撤檔…
除此之外，楊德昌還經常預算超支，讓項目幾度中斷，拍了十幾萬呎膠片的《牯嶺街》（一般電影大概三四萬呎）就是個例子。
總之，楊德昌要麼就不拍，要麼就拍到極致。
有一年，日本資方想邀他和關錦鵬、巖井俊二合拍一部三段式電影。
對方給的條件很優渥，楊德昌乾脆拿出構思多年的概念，濃縮排從小到大的生命體驗，拍成了獨立長片。
這部電影便是豔驚四座的《一一》。
憑藉此片，楊德昌在華語片大放異彩的新千年，捧回了戛納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
回母校放映《一一》時，還上演了一個名場面。
一位記者竄到銀幕前拍攝觀眾的反應，這一破壞觀影體驗的行為激怒了楊德昌。
他不僅高聲喊著「五字經」，還衝上前踹走了那個人…
戛納獲獎後不久，噩耗傳來：楊德昌罹患大腸癌。
他一邊積極治療，一邊繼續創作從《清明上河圖》汲取靈感、以成龍為原型的動畫《追風》。
很遺憾，癌細胞擴散到了腦部。
直到臨終前3天，楊德昌陷入昏迷，才放下手中畫筆。
2007年6月29日，楊德昌倒在了花甲之年的門口，作品永遠定格在了「八部半」。
如果上蒼多給他點時間，可以預見華語動漫亦將迎來一場變革，那部只有10分鐘樣片的《追風》，已足夠證明…
篇幅有限，這次只能聊這麼多，關於侯楊兩位導演的故事烏鴉能聊上個三天三夜，以後有機會再分享更多。
上世紀80年代初，徐克、許鞍華、譚家明等人掀起了香港電影「新浪潮」。
急切期望衝破武俠、言情、政宣等題材的台灣電影人，緊隨其後，開啟了台灣「新電影」時代…
而侯孝賢和楊德昌這兩位靈魂人物，引領了這一時代，影響了是枝裕和、賈樟柯、畢贛、萬瑪才旦等一大批導演。
彼時，音樂神經敏感的楊德昌為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配樂；侯孝賢傾情出演楊德昌《青梅竹馬》的男主角。
杜篤之為兩位導演的電影錄音；廖慶松左手剪著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右手剪著楊德昌的《恐怖分子》（差點順手把《戀戀》剪成恐怖片）…
那樣一段最好的時光，大家總是創作欲爆棚，親密無間合作著。
侯孝賢的御用編劇朱天文說：侯楊二人，曾經走得那麼近，一開始肯定曾被對方身上相異的質素吸引，畢竟一草莽野氣，一中產多慮。後來發現彼此非同類，終究各走各的路。
我們抓不住時間，掙不脫時代，逃不離命運，但能通過電影留住故事，留住中華大地上的世代變遷、生老病死、悲歡離合…
「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
就如《一一》中，那句最經典的臺詞：電影發明以後，人類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長了三倍！在電影裡面得到的生活經驗，至少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的雙倍。
回首往日，不論是《童年往事》《悲情城市》，還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一》，都向我們講述著那座潮溼的熱帶島嶼上曾發生過的故事，都記錄著中華文化裡、特殊時期下，雨打浮萍一般的平凡家庭。
記得，楊德昌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
We are luckily unlucky.
作為觀眾，或許我們可以將下半句寫成，「又何其幸運地能走進侯孝賢和楊德昌編織的光影世界」。
黑暗中總會上演許多故事，真善的、虛偽的、震撼的、奇幻的、恐怖的…
當光明照耀在黑暗中時，新電影又誕生了。
參考資料：
[1] 最好的時光：侯孝賢電影記 | 朱天文
[2] 無人是孤島：侯孝賢的電影世界 | 詹姆斯·烏登
[3] 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 | 白睿文 朱天文
[4] 侯孝賢：我沒有同類 | 南方週末
[5] 侯孝賢畫像 | 奧利維耶·阿薩亞斯
[6] 侯孝賢的座標 | 戴錦華
[7] 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 | 王昀燕
[8] 十年，再見楊德昌 | 吳乙峰
[9] 賈想 | 賈樟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