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回望2021年的電影生態,有一個不得不說的現象,那就是在佔據口碑、獎項、輿論主戰場的幾部主要影片中,女性題材直線上升。
當然,更令人欣喜的是,它們都充滿了「爭議」。
相比於為了爭取觀眾群體或輿論風向,想當然地重複那些陳詞濫調。今年,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超乎道德、社會邏輯等一切既成想象的「女人」。
比如《鈦》,比如《聖母》,比如《在你面前》…

《聖母》
銀幕上的女性形象似乎走得比「可見」更遠了一些,她們變得更復雜,更完整,更難以括約和分類。
而其中不得不提一部來自挪威的影片:
世界上最爛的人

作為一部「小妞」式的女性主義電影,本片不僅在歐美引發了狂潮,入圍各大十佳榜單,更拿下了戛納最佳女主角,相信在隨後的頒獎季也會有不少收穫。
同樣,在挪威國內也引發了爭論的狂潮。一邊有人大喊它是偽女權的媚男片,一邊又有人高呼阿約希姆·提爾為千禧年創造了一個符號性的女性角色。
一部簡單的愛情電影,能得到這樣兩級的觀感,它到底有什麼魔力?
實際上,《世界上最爛的人》的觀影過程相當輕鬆流暢,它以章回體的形式,將一個三十歲的挪威俏佳人尤利婭的生活分割為序言,十二章正文,再加一個後記。
在第一視角的散文架構中,觀眾可以立馬毫無負擔地浸入她的兩段感情經歷。

從「序言」開始,導演就已經讓我們窺視到了尤利婭的某種「人生哲學」。
因為不想辜負自己優異的成績,於是選擇了「聽上去」最難的醫學專業,但學了一陣就發現探索靈魂之樂遠超肉體解剖,於是立馬改學心理學。

心理學沒學多久,就因耽於「視覺化」的刺激,乾脆買了個相機開始搞攝影。
最後的最後,攝影也作罷了,馬上三十歲的她美滋滋地成了書店店員。
開篇沒幾分鐘,奧斯陸土地特供的無起伏旁白,交代了尤利婭走馬燈一般變換的髮型、穿搭風格、人生方向,當然還有男友。

除了心無定性以外,這個精悍的序言還有另一個隱含的邏輯,那就是看似隨心所欲、特立獨行的尤利婭,實則不斷在以社會或周遭的主流視點決定自己的選擇。
終於,在認識了大她十幾歲、帥氣儒雅的漫畫家阿克塞爾後,尤利婭進入了一段穩定的同居關係。
他們像是那種最理想的靈魂伴侶,可以一路從弗洛伊德聊到屎尿屁。

但這段幾乎脫胎自伍迪·艾倫電影的完美關係,卻有一個無法調和的裂縫——孩子。
四十四歲的阿克塞爾覺得自己該有一個孩子了,但三十歲的尤利婭聽到這兩個字就立馬炸毛。在一個看似普遍的生育選擇題背後,是尤利婭對形塑未來的恐懼,連帶著恐懼這個試圖形塑她的男人。

毫不意外,尤利婭出軌了。
她從男友的新書發表party上溜了出來,隨機潛入另一個陌生人的婚禮party,又在這裡和一個陌生男人共享了一個全是擦邊球,一點就能著的曖昧夜晚。

說不清是未知的刺激還是陌生帶來的安全感,二人都對這一夜念念不忘。
尤利婭也終於在穩定了沒多久後,再次揮別了舊的,投入一個堅持丁克的環保主義者埃德溫的懷抱。

如果用道德批判的角度來看,本片所圍繞的就是一個典型的綠茶渣女,甚至片名「世界上最爛的人」也似乎在下定義,把答案指向了女主角。
但與以上種種相悖的,是尤利婭的無限魅力。
鏡頭裡沒有批判和譏諷,只有她的輕盈和美麗,甚至是每一任男友都會輕易被她折服繼而念念不忘。

她可以隨意地選擇專業,選擇性伴侶,選擇是否結婚和生育。沒有催婚、沒有最優生育年齡、沒有職場性別歧視和潛在的暴力風險。
顯然,身在平權前沿的挪威,十指不必沾陽春水的尤利婭處在一個相對於普世的女性困境來說,簡直是「何不食肉糜」的次元中。
也正因為此,她「不知足」地延宕和猶豫代入現實語境,就會被很多觀眾轉譯為矯情、自憐或做作。

但尤利婭這個形象的「爭議」恰恰給了她厚度,因為只有在這樣一個「超寬鬆」的性別環境中,才能偵測到當代,甚至預言到未來的女性心理。
片中有一個章節名為「‘me too’時代的口交」,它黑色幽默地勾連出了一個獨屬於現在,也率先被女性所直面的問題。

那就是當時代進步至斯,女性意識臌脹至斯,你可以擁有選擇權了,那麼你要怎麼選?
當這個矛盾降落在尤利婭的身上,就表現為她做嘔於人們寒暄時,那些劈頭蓋臉的問句:
「你是做什麼的?」
「你下一步怎麼辦?」
「最近在忙什麼呢?」

她總是不停地卡殼,感到不適,感到冒犯。
因為當「天外來音」般的女性意識告訴你,你可以不再是母親,不再是妻子,甚至不再是女兒了,那麼你是誰?在前現代與後現代的陰影裡,你走哪一邊?
如果一個女性決定與男權的定義割席,那也就意味著她必須創造一種全新的「語言」去定義她自己。

這個問題大到尤利婭觸摸不到形狀,更無法回答。
所以片中的她顯得那麼矛盾,以至於虛偽。
一邊坐收女權文章的紅利,現實裡卻不敢反抗對面沙發上的父親。一邊對前男友說著不想生孩子,意外懷孕後卻反過來渴求前男友的肯定。一邊對陌生男人發散魅力,一邊勉強維持空洞的情侶關係。

但實際上,這些矛盾都有跡可循。
片中,她在拜訪了自己不負責任的渣男父親後,心情低落。於是,男友勸告她只有「組建一個自己的家庭」,才能切斷原生家庭的禍根。

但問題是,當尤利婭看著母親手捧蛋糕為她慶祝三十歲生日時,卻同時看到了從曾曾曾曾祖母開始就不斷複製的單身母親獨自育兒的命運。

如果這種複製由她開始終於可以鬆動了,那麼組建一個自己的家庭是否會淪為下一個相片裡的母親?
於是,在參照系滑動、坍塌甚至崩壞的處境下,諸如尤利婭等女性的每一個選擇都伴隨一次直見性命的自我評估。
她們始終不安,始終焦慮地追問——我的決定是我想要的麼?我骨血裡的男權陰影在作祟麼?我真的自由麼?我屈服了麼?我是我還是媚俗的我?我是我還是詭辯的我?

在這個意義上,當有人把尤利婭一次次地反覆無常作為「呈堂證供」,去指責本片是虛偽的假女權時,也就陷入了一個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陷阱。
去下定義,做那種元子化、扁平的名詞解釋,即怎樣的行為是正確的女性主義,反之則不是。

而導演選擇這樣一個形象,所渴望透析的顯然不僅是女性,只不過是很多女性會率先面臨或者說感知到一個「人類的新癥結」。
就像埃德溫和前女友在露營的清晨甦醒,一同看到了一隻荒野上的麋鹿。
前者會當作一件趣事向朋友講述,而後者卻大受觸動,回去檢測出自己身上3.1%的少數族裔基因,變身為一個激進的環保主義者。

正是性別的困惑,讓她們敏銳地感覺到當代世界的不安和動盪,於是抓住一切可以提供指引或解答的東西。

某種程度上,我們和尤利婭一樣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整個世界沒有界限,沒有中心,更遑論邊緣,地球如渾然整體的海皮捲起你,甚至沒有一個浮標。
只有短視訊、長條方塊的熱點新聞、時效為一天的軟文組成的海浪,讓人沉溺在短暫性亢奮的泛濫體驗中,害怕結論和定義。
當你在一個上帝視角里反感尤利婭的左右橫跳,鄙視她「不成問題的問題」時,也必須意識到她隱喻著當代資訊和行動間的巨大鴻溝。

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行合一變得難於登天。
當氾濫的資訊讓你知道了非洲兒童在受苦,天才在創作,南極冰川在加速融化。但你又能做什麼呢?你只能喝杯冰美式,刷刷熱搜榜,精選一則社會熱點轉發,配上痛心疾首的表情。

當點開朋友圈、微博、推特、紀錄片、新聞、YouTube,別人的生活異彩紛呈,整個世界都在狂奔突進時,你一定有過和尤利婭一樣的疑問:
「我的人生什麼時候開始?」

於是我們陷入了一種假性自由,不知可持續生產的安全感從何而來,不知如何和他人建立聯繫,更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需要與被需要。
其實細究之下,片中的每一個人都在出爾反爾,在人生的各種事件中反覆橫跳。
要不要孩子?做哪種工作?和誰共度餘生?

在沒有標準答案的試卷裡,唯一的答案只有生和死,被他人記憶和創造記憶。
導演阿約希姆·提爾的女性觀察最終指向了一個從故鄉奧斯陸升起的前世「鄉愁」。

當人類的經驗載體被數字化時代所抵消後,尤利婭步行穿過城市的大街小巷,埃德溫等一代挪威青年則用生命中的幾年標記著奧斯陸的「條形碼計劃」,阿克塞爾這樣的中年人只能懷戀上一個世界的逝去。

他說:「我認識的世界已經消失了,那時文化通過具體的物件傳承,我可以生活在它們之中。」
於是,說了這麼多之後,本片最大的問題也在於此,如此多層次的內容真的可以安放在一個隨心所欲的愛情故事中麼?而對它的共情是否也需要觀眾先預設出一個北歐語境。

但不管怎樣,尤利婭式女性困境的誕生,就像本文開篇所說的一樣,她躍出了純粹的比較或反映,也並未指出迴歸或解放的任何一條標準路線。
正是她種種的混沌、延宕、自私、三心二意和道德瑕疵才指向了一個真正存在於當下的、完整獨立的女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