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電影人，最危險的職業之一。稍有不慎就會鋃鐺入獄，甚至遭遇生命威脅。
不久前，魚叔才說過剛出獄的女演員，塔拉內·阿里多斯蒂。她的新片《金幣灰黃》，讓不少國內觀眾也能感同身受。
今天，來說說一個更慘的，賈法•帕納西。
他是一名多次被捕、作品長期被禁的電影導演。
自2010年起，他就被判罰了四個「不得」：
20年內不得製作或指導任何影片，不得寫劇本，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國內外媒體採訪，不得離開伊朗。
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創作，一直在偷偷摸摸地拍片。
2015年，他的影片《計程車》榮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卻因為本人不能出國，只能讓侄女替代領獎。
去年7月，帕納西再次被捕。
起因是他前往德黑蘭監獄，與檢察官辦公室抗議另一名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索羅夫被捕。
在被監禁了200多天後，才在今年2月份被保釋出獄。
雖然帕納西的肉身自由了，但他的軟禁依然沒有被解除。
此外，還有不少伊朗電影人，因為各種緣由依舊困於鐵欄之後。
這一切著實是令人費解：
這些用電影發聲的人到底何罪之有？
「他們」到底在害怕些什麼？
這些問題，也許能從帕納西導演的新作中一探究竟——
這裡沒有熊
伊朗無熊無懼
No Bears
「偽記錄片」是帕納西最擅長的拍攝手法。
以此來模糊電影與現實的界限，向觀眾傳達最有力的吶喊。
之前，他曾在電影《計程車》裡扮演一位司機，採訪各種上車的素人。
這次的《無熊之境》更加直白。
帕納西直接飾演了自己——
一名不能出境，不能拍攝，不能創作的導演。
電影開篇，一個男人走在土耳其小鎮的街頭。
他與妻子因為偷護照的事情鬧得不歡而散，男人很是無奈地要轉身離去。
正當人們好奇這兩人為什麼要偷別人的護照時，一聲突兀的「卡！」出現。
原來，這是電影拍攝現場。
一個疑似導演的男人出現在畫面中，直接對著鏡頭詢問剛才拍攝怎麼樣。
鏡頭之外，有一個聲音進行復盤。
鏡頭拉出。
我們才得知真正的導演另有其人，帕納西。
因為某些原因，帕納西被禁止進行電影拍攝，也不許出境。
然而，電影於他而言，是最為重要的事情。
比命都重要。
沒有什麼人能阻擋他的拍攝。
於是，帕納西經朋友介紹，來到一個位於土伊邊境的貧窮小村莊。
他的徒弟帶著團隊在土耳其境內進行拍攝，他本人就通過視訊電話進行遠端指導。
小村莊資訊閉塞、村民單純。
極大地降低了帕納西這些「違法勾當」被發現的幾率。
不過，也有弊端。
由於太過偏僻、落後，這裡的網路信號很差，經常掉線。
為本就艱難的拍攝，更增添了一層挑戰。
徒弟有些不能理解他這樣做的原因。
畢竟，即便是在德黑蘭，只要不是明目張膽，帕納西也可遠端指導，並且網路更加順暢。
但帕納西有著自己的堅持：
這樣能夠近距離接觸劇組和拍攝現場。
感覺十分重要。
帕納西正在拍攝一部基於真實事情改變的偷渡故事。
一對夫妻想要離開伊朗，到歐洲追尋更自由的生活。
為了能夠更直接、準確地抓住細節，帕納西需要儘可能真切地感受到邊境氛圍。
而且，他認為村莊的生活也比德黑蘭更要有趣。
空餘時間，帕納西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用相機記錄這裡的日常。
這個邊境小村莊的居民非常保守。
一板一眼地遵循著代代流傳下來的傳統習俗。
像是婚禮當天將新娘新郎帶到河邊洗腳。
還有光腳打鬧的孩子，裹在各種面紗之中的婦女。
這些都讓帕納西產生了極大興趣。
在他看來，這些將來都可能成為他創作的靈感來源。
儘管生活非常艱辛，但只要能拍攝，對於帕納西而言就是快樂的。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自己的拍攝，引發了兩起命案。
兩起命案，牽涉三條人命。
第一條，是電影女主演。
正如前面所說，電影的內容是有關一對想要偷渡的夫妻的故事。
實際上，飾演這對夫妻的演員，就是真實原型。
他們因為政治原因，曾遭受到監禁、拷打等各種迫害，尤其是妻子。
在十年的時間裡，他們無數次想要逃離，但從未成功過。
只能依靠彼此的愛，堅持活下去。
與其說帕納西在拍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不如說他就是在拍一部紀錄片。
這也是女主之所以答應拍這部影片的原因。
然而，在拍攝過程中出了差錯。
夫妻二人偷渡最安全的方法，是通過走私犯購買偷竊而來的歐洲遊客護照。
為此，自然要付出高額的代價。
可惜，這對夫妻所有的資產只能負擔得起一本護照。
於是，丈夫聯合攝製組一起欺騙了妻子。
他花光所有積蓄，為妻子換來了真護照。
而自己，則用一本假護照想要瞞住妻子。
但最終，還是被妻子發現了真相。
對於妻子來說，丈夫與導演的欺騙比她所遭遇的還要過分。
她之所以堅持留在這片苦難之地，就是為了忠於自己的內心，與不公做對抗。
她本身就很反對通過盜取別人的身份離開伊朗，因為自己而給別人造成困難是她不想看到的。
丈夫的欺騙就像是在否認她這些年的堅持。
而導演的欺騙，則是與那些不公制造者如出一轍，用人為製造的「美好明天」抹殺真實現狀。
妻子最後選擇了跳海自殺，來對抗這樣的謊言。
另外兩條人命，則是因為帕納西拍攝的一張照片。
帕納西在小村莊閒逛時，拍攝了不少當地的村民照片。
有一張，是一對情侶在樹下聊天。
對於他來說，這只是隨手一拍的美好記錄。
對於這對情侶來說，卻是致命的存在。
在這個村莊中，有一個古老的習俗：
當一個女孩出生時，臍帶是以她未來丈夫的名義剪斷的。
照片中站在女孩身邊的男孩，並不是她未來的丈夫。
為了有理有據地拆散這對「不道德」的情侶，村民希望帕納西交出照片作為證據。
與此同時，照片中的男孩也在半夜偷偷找到帕納西，希望他能夠幫助自己。
我愛上了戈薩，我要帶她離開這個村子。
這太荒唐了，他們說戈薩的臍帶是為亞胡部剪的。
這兩家的關係並不好，結婚的可能使事情緩和下來。
一週以後我們就要私奔了。
只需要一個星期別分享這張照片就行。
對於男孩的請求，帕納西起初並不贊成。
他認為，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而是提議雙方嘗試進行溝通。
但，男孩的一句話直接否定了這天真想法：
如果談話能幫上忙，你就不會來了。
也許正是因為這句話，也許是帕納西真心憐惜這對苦命鴛鴦。
他否認了自己拍攝過這張照片，並依照村裡的傳統，在懺悔室發誓。
然而，這並沒有帶來什麼好結果。
流言已起，本該成為女孩丈夫的男人自尊受到傷害，天天在村裡追著男孩打。
情侶二人不得不提前私奔，結果在試圖穿越邊境時，被槍射殺。
帕納西因為這兩起命案引起了警方的關注，不得已倉皇離開。
三人都因為自己的拍攝失去了性命，這一事實讓帕納西感到無所適從。
只是，一個問題開始浮現——
導致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真的是因為帕納西的拍攝嗎？
在魚叔看來，奪走這三個人生命的，並不是鏡頭本身。
而是充斥在各個角落的社會制度與文化本身。
帕納西只是剛好將他們記錄了下來而已。
就像這部電影的片名《無熊之境》一樣。
本意是在說，帕納西所住的邊境小村莊有熊。
可是通篇沒有一隻熊現身，最多也只是在村民口中出現過一次。
「熊」究竟為何物？
「無熊之境」又從何而來？
關於第一個問題，用電影中村民說過的一句話就可以回答：
你很清楚村民和城裡人是不同的。
鎮上（城裡）的人們和當局存在問題，我們有迷信問題。
「熊」在這裡只是一個符號，用來指代那些會吃人的東西。
就像魯迅的《狂人日記》一般。
吃人的不是村民，不是熊，而是社會與文化。
在閉塞的小村莊中，主導一切的是腐朽的傳統文化，尤其是針對女性的傳統。
就像片中那對情侶的遭遇，一切的起因全來自於那個「割臍帶」的習俗。
在這裡，一個女人的命運從出生起就被掌握在陌生男人的手中。
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比起以前，這已經算好一些的了。
畢竟割臍帶的男人並不是完全的陌生人，男女雙方的家族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
而在更久以前，女孩的婚姻就是一場「遊戲」：
在我母親的年代，如果一個男孩愛上了一個女孩，他會躲在河邊。
然後上前揭開她的面紗，這樣女孩就必須嫁給男孩。
不管情不情願。
這樣的傳統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簡直是奇葩。
但愚昧的村民世世代代困於這樣的文化牢籠中，也從未想過要逃脫。
比起落後的村莊，有著現代思想的導演與戲中戲的妻子也好不到哪裡去。
壓在他們身上的，是更可怕的結構問題。
電影中的帕納西為什麼不能拍電影，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
但是結合現實，這個原因我們輕易地就能猜得出來。
戲中戲的那個妻子，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帕納西的化身。
十年的時間，什麼樣的苦難他們都經受過了：
已經過去了十年。
我們什麼都試過了，冒著被淹死在大海里的危險，
每次回來，我們都被困在邊境，一再嘗試。
我再也不想過這種生活了，我受夠了。
那名想要追求自由與愛情的村中少女，象徵了無數困在黑色面紗下的伊斯蘭女性。
那位付出一切想要追求自由與真實的妻子，象徵了無數奮起反抗卻被現實擊垮的伊朗民眾。
而帕納西導演，則代表了那些努力發聲的伊朗電影人。
不論戲裡戲外，不論虛構與現實，他們都被那頭看不見的「熊」追趕。
而他們所求的「無熊之境」依舊在觸不可及的遠方。
現實，永遠更加可怕。
正如帕納西導演雖然被保釋出來，但還有許多伊朗電影人仍舊被囚困在監獄之中，不見光明。
反頭巾運動才過去不久。
伊朗最近又發佈聲明，表示將在公共場所和道路上安裝攝像頭，以識別未戴頭巾的女性，並對其進行懲罰。
現實與電影沒有任何差別，充滿了絕望與無力。
好在，黑暗並不是全部。
像帕納西一樣的導演和影人並沒有放棄，他們仍舊堅持用電影發聲。
片中，帕納西曾有一次可以離開伊朗的機會。
他的徒弟買通了邊境的走私犯，讓其幫助帕納西偷渡到土耳其去，這樣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拍電影了。
然而，已經站在邊境線上的帕納西拒，絕了這個機會。
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電影 No Bears（這裡沒有熊）評價心得
為什麼他要放棄這次機會，電影中沒有明說。
現實中的帕納西因為不被允許接受任何採訪，我們也無法得知他的真實想法。
但從他2016年的一次採訪中或許可以得出答案：
對於年輕導演來說，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
我們必須為下一代負責，沒有其他辦法了
與帕納西有著相同經歷的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索羅夫，在記者問他為什麼不離開伊朗時，也曾說過：
我為什麼要逃走？我又沒有做錯什麼。
我的根在伊朗，並且會繼續留在這裡。
另一名已經在2016年去世的伊朗導演阿巴斯，在《櫻桃的滋味：阿巴斯談電影》一書中曾談論過伊朗電影人生存狀況：
每個在伊朗工作的導演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儘管他們不得不在審查制度的陰影下工作。你甚至可以說，創造力的發展與不良環境成正比，藝術家的定義之一便是能夠將限制轉化為創造力的人。如同哈菲茲所寫：
「只有將我們囚禁的東西，才能讓我們自由。」
就像韓國那些勇於直言的故事。
就像印度越來越直白的表達。
就像國內那些在荊棘中艱難前行的影人。
有罪的從來不是電影。
只要心懷在黑暗中前行的勇氣，聲音就一定會被聽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