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前在會考放榜日失利的校草，長大後還會是萬千少女的夢嗎？
童年時被父母放逐、自生自滅的街童，有沒有好好長大？
上世紀參加婚後訓練營的年輕夫妻們，是分道揚鑣還是攜手到老？
我們總會在某些時刻，莫名惦念起那些曾在記憶中出現過的面孔。
去年TVB的一檔口碑綜藝《尋人記》，就在這樣的惦念下應運而生。
顧名思義，節目核心就是尋人。
尋找二三十年前出現在TVB新聞欄目中的素人主角，去看看他們如今過著怎樣的生活，也從他們身上，窺見時代變遷在每個人身上留下的印記。
節目播出後，成功登頂TVB非戲劇類口碑之最，在香港掀起一輪尋人熱潮，更有不少觀眾大呼「10集根本不夠看」。
於是最近，這檔寶藏綜藝又回來了——
尋人記II
擔綱主持的，依然是TVB熟臉、「金句王」方東昇。
從走遍冷門國家體味不同風土人情的《世界零距離》，到以風趣視角探尋各地老年人生活的《長命二百歲》，皆是好評如潮。
在不少粵語區觀眾中，流傳著「東昇出品，必屬精品」的美名。
第一季節目播出後，掀起一輪尋人熱潮。
越來越多觀眾向節目組提出尋人請求，有的想尋找小學同學，有的想找舊聞主角。
其中有一個名字，被不同的人多次提起——安仔，梁安國。
安仔是何方神聖？
節目組調出當年的採訪視訊，原來這是一位「元祖級投訴王」。
早在1982年，安仔就憑藉舉報招聘騙局「出道」。
1987年，更是靠著投訴燒肉鋪，一訴成名。
起因是當年許多燒肉鋪，有個約定俗成的做法——「買燒肉搭燒骨」。
一般顧客幾乎都會選擇默認縱容這種「潛規則」，但安仔卻絕不願吃這種悶虧。
他上前理論，對方卻說他「傻傻的」。
於是他一通電話打給999（香港報警電話），投訴對方沒有給他足夠分量。
並且這段仇一記就是半輩子，直到前幾年將對方告到關門閉店，才算罷休。
投訴，成為了梁安國生活中的一部分。
作為政府部門熱線的常客，不少官員聽到他的名字就頭疼。
安仔360度無死角的維權意識，甚至到了錙銖必較的程度。
就算當年接受TVB的訪問，也曾向節目組討要在他家打燈用的電費。
除了把投訴當武器，安仔還有許多另類的「生活哲學」——
因小兒麻痺留下殘疾的他，鐘意體面的打扮。
任何時候都打著領帶，穿皮鞋，甚至在家下廚時也不例外。
最討厭別人說他傻，或者購物時短秤。
為了買東西少吃虧，他素有囤貨的習慣，麵粉一買就是50磅。
寧願吃不完放在家裡發黴，也不能讓無良商家多賺一分錢。
在80年代的多數人眼中，安仔是不折不扣的異類。
當年斤斤計較，事事投訴的他，如今過得怎麼樣？
以往節目組尋人，大多要走過千山萬水，經歷千辛萬苦，還未必能找到。
而這一次的主角安仔，卻主動給電視臺打來電話。
「你們來找我。
我最近變了，不一樣。
如果你們來訪問我，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安仔讓節目組來找自己，卻並沒有直接留下地址，而是買了一個關子：
「你可以致電特首辦，問問林鄭月娥，是否認識梁安國？
林鄭月娥是香港特首，我是「元朗特首」，人人都認得我。」
「你跟司機說，我找元朗特首梁安國。
他會告訴你哪裡下車。」
投訴王的privilege已經盡數體現了。
於是幾位主持人依言照做，乘上去往元朗的大巴，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向司機打聽。
沒想到司機瞥了一眼照片，便脫口而出：「元朗特首，很有名的！」
接下來，一路靠著街坊指路，輕鬆找到安仔家門口。
鏡頭裡，瘦瘦小小的安仔一瘸一拐地從衚衕裡走出來，與響噹噹的知名度形成巨大反差。
當年的小青年如今已是滿頭白髮，身形也愈加佝僂。
但依舊悉心打扮，裝備齊全。
領帶，西褲，皮鞋，從頭到腳都是新的，連吊牌都還沒拆。
他將主持人帶到家中，被塞得滿滿當當的屋子幾乎無處下腳。
多年前母親去世後，安仔從公屋搬到鄉下，房子比以前大了一倍，囤貨也更加「豪橫」。
衣服一買就是30件，各種巴士模型擺滿了整面牆，魚翅、鮑魚一類的海貨更是以冰箱為單位的囤。
「當於有時思無時，勿到無時思有時」是他的生活信條，精打細算不只為了省錢，更成為了一種樂趣。
錄音機買了60部 ，錄音帶買了幾百盒，是因為這些過時的產品已經沒有地方賣了。
多囤一些，便不怕那些改不掉的愛好與習慣被時代甩下。
除賬本外，安仔還有另外一本厚厚的筆記。
那是他的「訴簿」，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他要反應的問題。
打開它，他便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電話，他早已熟爛於心。
熟練地撥號，精準地點名。
然後一邊靜待對方轉接，一邊翻看著訴簿，準備開工。
小巴超載，投訴！
違規停車，投訴！
亂丟垃圾，投訴！
事事關心，樣樣投訴。
縱橫投訴界四十年，眼裡容不得半粒沙，儼然成了正義的化身。
但看著看著，觀眾好像又會意識到哪裡不對。
平時生病發燒，安仔都是召喚救護車。
一日想搭救護車打疫苗被拒載，便立刻致電高層官員。
外出吃飯，食物不合口味，他會找老闆理論；
對方如果不收錢就算了，如果反過來罵他，他會找食環署巡查飯店廚房，再找勞工處查他們的僱員有無記錄，再看消防是否阻塞通道。
跟隨安仔，鏡頭來到街市。
路旁的許多攤主待他異常大方。有的將食物按進價賣給安仔，有的半賣半送，有的甚至直接白送。
安仔樂呵呵地一一收下。
但也有些攤位，並不歡迎他的光顧。
一家早已把安仔拉入黑名單的攤主認為，街坊的特別照顧是迫於無奈，直言「他們送他東西，是怕他投訴！」
緊接著向記者大吐苦水：
「不送他東西，他就投訴阻街，警察一天來五次！」
投訴，似乎漸漸變了味。
它不再只是安仔維權的通道，更成了他謀取好處、公報私仇的手段。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然而當我們急於給安仔下定義時，節目卻提醒我們在對安仔下判斷前，停一停想一想，他為何這樣做？
鏡頭更進一步，帶我們逐漸走入這位「投訴王」的內心世界。
其實早在第一次上節目時，安仔就解釋過自己為何喜歡投訴。
第一，可以證明自己不傻。
第二，可以令對方怕他。
我們不難發現，在受訪的過程中，安仔總是把「他歧視我」、「我並不傻」一類的說辭掛在嘴邊。
兒時一場大病，使安仔落下一生的缺憾。
學生時代，有的同學拿他取樂，在後面趁機敲他的頭。
有同學冤枉他，讓班長記下他的名字。
老師叫他過去，打他屁股。
少年時代的安仔軟弱又單純，只能忍氣吞聲。
心結，也自那時開始成形。
後來再大一些，他到街上買東西，被老闆叫白痴仔。
他便投訴那間餐廳，讓對方被罰幾千元，給自己出了氣。
吃到了甜頭，安仔漸漸摸索出一條對抗「正常人」欺辱自己的路。
從此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加倍奉還，甚至主動「出擊」，吃到不少紅利。
片中有一個細節。
當節目組邀請的心理醫生來到安仔家做客時，安仔難得與外人交往，十分熱情地歡迎對方。
然而他的家裡卻沒有一把可以招呼客人的椅子，因為平時沒有人來探訪他。
唯一一位牧師朋友，30年前移民澳洲，從此再無聯絡。
這也揭示了他主動聯繫節目組採訪自己的原因，渴望被看見、被理解，卻無人可訴。
囤貨，一囤就塞滿整個櫃子，其實是他內心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現。
而一通通投訴電話，則成了他身處孤島上，對外面世界的呼號。
層層抽絲剝繭，我們最終看到的，是安仔孤獨的底色。
身患殘疾，沒有朋友，獨自一人生活。
那些厚厚的賬本與訴簿，彷彿成了他人生的索引。
事實上，安仔並非一味的索取。
他也常會大包小包地回贈那些幫助過他的攤販。
誰對他好，他心裡一清二楚。
「他對我好，請我吃東西。」
除了「報恩」，安仔還時常能發揮特長，替民請願。
之前街市上有個渠口淤塞，不斷湧出白泡，令攤販們異常頭痛。
打電話給相關部門，各種踢皮球已是基本操作。
沒辦法，只好找安仔試試，死馬當活馬醫。
「你幫我致電政府部門投訴吧。」
安仔應下。
沒過多久，居然真有高官來看，還向他保證地政署會處理此事。
「比找區議員好！」攤販讚許道。
而當年讓安仔一戰成名的「燒肉風波」，更是相當具有前瞻性。
直到2009年，海關發現五間店鋪的燒肉份量不足，賣一斤燒肉搭四兩燒骨的行為，觸犯度量衡條例，相關店鋪被判罰款，自此買燒肉搭燒骨的現象大幅減少。
這似乎也證明了安仔特有的敏感讓他在某種意義上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時而像阿甘般善良熱心，時而又像丁蟹般自私狹隘。
用安仔四哥的話說，「又可憐又可恨」。
他似乎總是身處兩極，沒有中間。
身體缺陷與成長環境使他與人溝通困難，難以適應社會規則。
但極度的孤獨空虛又讓他比常人更加渴望友情、渴望他人的善意。
當節目組幫安仔聯繫到那位失聯了三十幾年的牧師朋友時，安仔十分開心。
他連珠炮般地與對方寒暄敘舊。
知道澳洲與香港時差三個小時，現在應該是下午四點。
記得對方是1984年結婚，還不忘拾起老本行，「投訴」對方沒有邀請他去婚宴。
聊到熱烈時，還像孩童般扮起了鬼臉。
告別時，安仔叮囑對方，「你記得我電話的吧？」
對方說記得，他才放心地掛了電話。這一幕讓人不免心酸……
「哥，很多人說我是傻瓜，我不是全傻的，我傻一半而已。」
在資訊爆炸的今天，那些熱搜、新聞事件，一旦熱度過去，我們就很難再想起它們。
新聞鏡頭飛速掠過路人甲乙丙丁，他們被抽象成一個個能被社會廣泛討論的符號。
直到《尋人記》將再次找到他們，邀請他們把鏡頭外的人生開個小窗，展現他們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與不變，展現他們作為活生生的人的複雜一面。
才讓我們想起，他們也都是各自人生的主角。
尋人，尋的也是人間百態。
尋回的是宏大敘事裡的微小個體，也讓我們從時代的滄海桑田中，看見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