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意識到，作為一個創作者，如果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就必須得轉化成一種主動的姿態。
文｜戴敏潔
編輯｜槐楊
「夫妻關係」
雙胞胎顏怡顏悅把她們之間的關係形容成「婚姻」——
我們欣賞彼此的長相。我們孝敬彼此的父母。我們之間，只有親情，沒有愛情。
這是她們在《脫口秀大會》第四期「我們，結婚嗎？」主題賽的開頭語。接著，她們吐槽起了婚姻和催婚——「聽她催婚的感覺，就像經歷一場精神上的腹瀉」，這段脫口秀在網路上引起眾多共鳴，雙胞胎也因此進入大眾視野。
現實中，她們一起生活，睡在同一張床上，起床時候一個踩著另一個，一起寫稿、排練，一起化妝、錄節目。她們分享一切，偶爾也會有些小矛盾。真的好像夫妻啊，姐姐顏怡說。
在外人看來，她們幾乎是一體的。舞臺上，她們的介紹語是：我是一個雙胞胎。對，「一個」。在此前媒體的採訪裡，主體總是「雙胞胎」：雙胞胎說、雙胞胎認為，聽不見各自的聲音。她們的同事文森特不久前看到，兩個影子一起走在去往衛生間的路上。但那個衛生間只有一個坑。他至今不能確定，是不是自己看錯了。來公司三年，他直到去年才能將兩人區分開。
你仔細看，會發現她們其實長得不一樣，給姐妹倆拍過肖像的文森特說，姐姐的臉看起來更憂傷一些。但最顯眼的區別如同她們在段子裡講的，一個臉大，一個臉小。更不傷人的說法是，一個是不是離鏡頭更近一些？
晚出生5分鐘的妹妹顏悅從小就比姐姐顏怡大一點，從腦袋到鞋的尺碼，顏悅解釋道：因為我頭比她大，我腳不比她大，我就沒她穩。
在媽媽的肚子裡，姐姐顏怡直接從母親那裡吸收營養。接著，顏悅說，我就把她從媽媽那兒吸收的營養全部吸過來。
我只是相當於你的一根吸管，顏怡說。
顏悅說，不，你是我吸管上的一個結。
那應該是個漂亮的結，顏怡說。
蝴蝶結，女性氣質，顏悅做了總結。
那個下午，我拋出一個問題，她們一人半句，相互糾正或者補充。她們有自己的對話方式，有時候令人難以分辨她們的話語是真心的還是玩笑。她們穿著相同款式的連衣裙，顏色不同（保留從小的著裝習慣），顏怡扎著鬆散馬尾，顏悅則披著頭髮。對同一個行為，她們常有不同的想法。一個人先說，我是這樣想的……另一個人打斷，不，我想的是……再怎麼相像的兩個人，在關係裡，也是不同的個體。
人生太緊密了，難免有矛盾。平常無非是誰去倒垃圾、洗碗的小事，但《脫口秀大會》錄製期間，壓力太大了。打磨稿子需要2到3個月，現在被壓縮到10天之內。有次顏悅讓顏怡幫她寫一個段落，顏怡一下沒想到如何寫，顏悅著急了，說，你讓我壓力很大，你沒有幫到我。顏怡知道那是遷怒，但她還是覺得委屈：我們像夫妻，而且是一對不怎麼合適的夫妻。
幾天後，顏怡提起她們的爭執，她說自己被傷害了。顏悅則不記得顏怡說過什麼傷害自己的話。「我想我沒有說傷她的話，一直都是她在傷我」，顏怡說。
「她說話我都不太記得」，顏悅同意。
這是個雙方都不太當真的文字遊戲，這是她們的樂趣。
「創作行業」
2017年，文森特在做《脫口秀大會》的第一季全國海選，上臺前有一個殘酷開放麥環節，選出好的上節目。雙胞胎參加了，但每次都沒有選上。她們給他的感覺是，在臺上的表現不太好，「講很多很晦澀的段子」。
脫口秀演員大部分時間裡只能講自己的生活，每個演員都在挖掘自己的人設。而這兩位生於1995年的女孩說，她們沒有生活。生活就是讀書看劇。
書一直在。很小的時候，她們放了學就去書店，坐在地上讀書。直到現在，顏悅還記得書店裡冷空調吹著的、迎面而來的書的臭味，但她感到舒服。四五歲時，母親逼她們寫作業，父親在客廳放《鏘鏘三人行》，叫她們趕緊出來看。那時候她們就認識了梁文道。顏悅說，她從他身上學到知識焦慮，眼睛無法離開書本。他說自己連洗澡都在看書，顏怡試了試，書被弄溼了，後來才知道，梁文道是泡澡。
線上下開放麥的舞臺上，她們調侃村上春樹的心理治療式寫作，調侃書店。而上一個演員就在講：我跟你說，我上個禮拜坐地鐵……或者，我跟你說，我男朋友是傻逼……都是日常生活。
坐在臺下的文森特替她們揪心。現場的觀眾來聽開放麥，只是希望放鬆心情，哈哈大笑。但姐妹倆在講文學，談人類、文明和外太空。有脫口秀演員評價：她們的梗深到得帶上字典或翻譯。有時候文森特感覺到，底下的觀眾，坐如針氈。
她們是誤打誤撞進了這個行業。2017年初，她們讀大四，正準備考研，看到李誕的微博召集寫作冬令營。她們發過去作品，入選了。來到上海才發現，那是一個脫口秀比賽。結束後，李誕看中她們文字的深度，邀請她們來工作。
她們同意了，以為會當編劇，「沒想到這麼快就能進入一個創作行業」。她們渴望創作，但知道寫小說沒辦法養活自己。大學期間，顏怡考到了律師證，顏悅考到了會計證，但她們想要做不尋常的職業。不遵從主流的價值體系，不需要用分數來評判價值。與法律和金融行業比起來，脫口秀是她們所能得到的、最接近「創作」的工作了。
但入行後，所有人都告訴她們，需要上臺。她們才發現，原來進的是一個娛樂行業，如果不上臺表演，沒有特別大的前景，也沒有存在感。而她們是那種室友在旁邊看綜藝都會要求關掉的人。第一季《脫口秀大會》時，她們和導演有了爭執，他們說要寫出好笑的東西。
顏怡知道，自己的標準和他們不一樣。「好笑」是這個行業的基本條件，她們必須自我調整。但這是否意味著她們要寫一些沒有什麼自我表達的東西？
之後的一年，她們上不了節目，沒有寫，沒有演，加入了公司的喜劇研究所，做喜劇翻譯，還有視訊剪輯，無聊到開始學西班牙語，顏怡甚至考慮去當律師。她們似乎被「邊緣化」了。脫口秀是一個很新的、小眾的行業，很多脫口秀演員需要做另一份工作才能餬口，也有很多人走著走著就消失了。
顏怡顏悅知道，如果再不努力，只是當編劇，只是寫一寫還不一定用得上，加上掙不到錢，很快她們也得離開了。
如何把無聊的生活寫得好笑？她們重新打量起了自己的生活。在比爾布萊森的書裡，她們看到他寫自己的父親也能寫得有趣。她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有一段時間，父親來上海跟她們一起住，為了追求舞蹈夢想，而老家沒有好的老師。他沉迷舞蹈，年紀大了，膝蓋不行。她們據此創作了一個段子，父親跳鋼管舞，「因為鋼管至少還能扶著點」。
這個段子出現在《脫口秀大會》第二季，她們第一次登臺。李誕認可了她們的進步，從非常書面到口語化了一些，但邏輯還是挺彆扭。相聲演員于謙評價，這確實不是相聲，但他也不知道這個表演該命名成什麼形式。那次她們拿了低分，在後臺，其他演員們哀嘆一聲，說觀眾沒接住（她們的梗）。一季節目結束後，雙胞胎沒有引起太多的波瀾。
楊笠在2018年10月進入笑果，在《吐槽大會》做編劇，她寫了一個商務段子發到編劇群裡，很長，有人開玩笑，你這寫小說呢。楊笠回：我倒是想。接著她收到了顏怡的微信好友申請，顏怡覺得她是同道中人。再之後，楊笠認識了顏悅，三人成了好朋友，建了個小群，分享貓和書籍。
同一季《脫口秀大會》，楊笠上了節目後，線下的票很快就賣完了。但雙胞胎還是沒有辦法開專場。公司的人會根據開放麥的穩定程度來決定要不要開放售票，但她們表現很不穩定，有時一場好，下一場又冷。她們一直沒有去過商業演出。
「命運」
剛入行時，她們分開寫稿、上臺，介紹自己，「我是一個雙胞胎」。另一個人呢？問得多了，她們就站在一起，自我介紹依然是「我是一個雙胞胎」。雙胞胎，就是她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夫妻還能離婚，但我們倆這就是命運」，顏悅說，「我和顏怡不是簡單的閨蜜或者姐妹，我們像是兩個靈魂，那種透明的東西。我們更像是對方靈魂的一個碎片，我們是不完整的人。這不是對各自人格的貶低，而是20多年來，我們從未獨自生活，作為個體存在過。」
從小，父親執意讓她們在一起，當她們長大，睡不下一張大床，父親終於買了兩張藤床，又鋸掉了藤床一邊的護欄，把兩張床拼成一張。從小學到高中，她們都在同一所學校，到大學依然如此，加入同一個編輯部，做社會實驗，比如在學校大門口放一個大牌子，寫上幾個跟男女不平等有關的話題，收集路人對牌子的反應和看法，然後寫成報道。顏悅是向外的，她成立偵探社，幫受欺負的朋友出氣，顏怡都會參與。顏悅知道，顏怡總會跟她站在一起。她無法想象沒有顏怡。「到現在我整個人的一部分是包含她的」。
顏悅描述了她和顏怡無法分隔的「命運」。在顏怡看來，這是顏悅構建出來的。但「命運」讓她們在一起的時刻，也確實是美好的。她們各自認識不同的人，但跟顏悅在一起的時候，顏怡才是被深刻理解的。當她們一起走在街上，顏怡若是看到了很可愛的狗，一定要掐顏悅的手臂，狗有多可愛，她就掐得有多用力。如果身邊沒了這個手臂，碰到了很可愛的狗該怎麼辦？
她們就這樣長大，習慣了對方在身邊。不是戀人之間有了美好感情因此覺得對方重要，而是全世界只有她可以懂自己。在父親執意拼在一起的兩張藤床上，深夜，她們一起想象一個王國，一個性別平等的世界。那裡有不同的城市，狗城、貓城……而姐妹倆是類似泡泡龍的動物，顏悅是總統，顏怡是副總統。
在一期《脫口秀大會》的錄製現場，李誕請舞臺上的雙胞胎派一個代表跟他對話。就一個話筒，拿在顏怡手上，她剛開口，顏悅就把話筒拿了過去。顏怡後來開玩笑地說，這就是她們的關係，「她就是那個會來搶我東西的人」。
顏悅性格直接、觀點明確，但她知道，如果外界說她是錯的，她可能動搖。但顏怡不會。在顏悅眼裡，顏怡是堅定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她內斂，浪漫主義，有自己的運行規則。
那次話筒被拿走之後，顏怡沒有再拿回來，但她湊了過去，講完了她想說的話。
要有所表達
在舞臺上，雙胞胎說，她們能想到的唯一一對不勾心鬥角、不互相傷害、又不搶男人的雙人大女主，就只有《閃靈》。她們放下話筒，齊齊把雙手抻直握住，頭微低，眼神凝重，配合粉藍裙子，變成了驚悚電影《閃靈》。場子炸了。這是只有雙胞胎才能做出的表演。
這是她們在第三季獲得觀眾認可的「閃靈」造型，她們承認，形體上的配合和設計只是為了晉級。在拋出這個梗之前，她們真正想說的，是影視劇裡對女性友誼的汙名化。
對於雙胞胎來說，脫口秀不是為了好笑，而是為了表達觀點。她們將自己的閱讀和經驗寫進段子裡，在第二季《脫口秀大會》的第二次出場中，她們開始講述關於女性的那些事兒，關於女性的隱形的外貌壓力（女生不僅要化妝來掩飾自己的瑕疵，還是掩飾自己的掩飾）、身材焦慮（比腰細是要去地鐵裡逃票嗎？）、以及女性友誼（「閨蜜」這個詞都成了貶義）。
高中時候，顏悅和班裡的男同學玩得很好，有一天，她發現自己的好朋友們在小聲偷笑，說他們在給班上的女生打分，還拿著高分數去奉承那個女生。她覺得好難受，覺得這個事是不對的。工作後，她們開始系統地讀女權主義書籍，《倫敦生活》的演員、也是編劇的菲比是顏怡的女性榜樣。在劇裡，她不會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女性形象，而是給自己附加了那麼多的錯誤。現實生活中，太多女生給自己壓力，覺得必須是完美的，不能有慾望的。而菲比一直在犯錯，一直在尷尬的境地裡，顏怡覺得，那是因為她尊重她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慾望。
這些知識令顏怡感覺到一股不用再當客體的力量。她重新審視、並且理解了以前的生活經驗。比如，當你是辦公室唯一的女性，即使你不是級別最低的，你依然會是那個被支使去拿外賣的人。女性經常處於一種被審視的狀態，進而不自禁地審視自己：在別人眼裡自己是什麼樣的。
現在她意識到，她是一個創作者，如果她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就必須得轉化成一種主動的姿態。在臺上的時候，她不會再想自己的妝容好不好看，而是把所有力氣都放在文字上。
兩三年前，很多脫口秀演員喜歡講女人和男人的區別，最終指向女人很作、愛買包、愛購物、就是麻煩，而男人總是要成功的，諸如此類的刻板印象。這幾年來輿論環境的變化也改變了脫口秀。演員們發現，這些充滿性別歧視的段子，觀眾不買賬了。
以前，顏怡顏悅見過一些男演員聚在一起，說女演員就是不好笑。顏怡認為，並非故意冒犯，而是他們真的那麼認為。脫口秀是一個男多女少的行業。但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女脫口秀演員站到了舞臺上，獲得了喜愛和認可，她們讓脫口秀的話語變得多元。
疫情後，楊笠和雙胞胎第一次見面時，正坐在一堆男演員裡，談笑風生。雙胞胎遞過去一本書，她接過來，《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男演員們笑得特別大聲，說，你坐在這看這本書不覺得諷刺嗎？楊笠很開心，但她還是開玩笑地去擋了擋書的標題。
回到那個雙胞胎表達過意見的問題：為什麼影視劇裡沒有真正的女性友誼？楊笠也疑問過，「然後我就接受了」，她覺得，說也沒有用，除非是為了逗大家笑。我見到楊笠那天，她關於「男人迷之自信」的段子正在微博上瘋傳。她覺得困惑：為什麼大家要這麼認真地對待這件事，這不都是段子嗎？她並不真的恨她所罵的男人，她也提到了女性的不理性，「我那樣說是因為我覺得好笑，我沒有站在正義的哪一邊」。
「我過了覺得我的觀點很值錢的時候了，我想的事，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想到了，我唯一的價值是能把這個事說得好笑」。楊笠說起雙胞胎，像在懷念以前的自己：年輕、憤怒、真誠。她們是堅定、可愛的，總在呼籲什麼、反抗什麼，「她們是真的相信她們所表達的」。
認真的、較勁的
不僅要在舞臺上表達觀點，雙胞胎也想在日常中有所行動。在文森特看來，雙胞胎是認真、較勁的，特別在女性的話題上。笑果文化曾為員工們辦過一次講座，請了一位老師來講課。在提到一個針對醉酒女性的惡性事件時，男老師用了諸如「泡醉酒的妹子」的描述。
顏悅在下面嘆氣，想離場。中場休息時候，兩人沒有商量，就一起站了起來，走向了老師，提醒他，這是對女性不友好的表達，他不該這樣講課。當時文森特也在臺上，他覺得，大家選擇性聽一聽就過去了。但是她們會選擇說出來，「身體力行去做」。
當一個男同行說，男的都喜歡好看的女生。她們再也沒有辦法當作笑話聽了，她們說，那是因為你長得太醜了，你才會說男的都喜歡好看的女生。男脫口秀演員對於女性的外貌評價實在太多了，但雙胞胎即使被誇獎，也覺得不對。為什麼女性外貌總是成為被評價的對象？
一次飯局上，一個男人拿她們的雙胞胎身份開玩笑，說她們可以嫁給同一個男人。這是她們從小到大無數次遇到的，以前，她們會沉默，會開玩笑打岔。但現在，一旦讓她們覺得不舒服，她們會直接說回去。
那次課上，老師在雙胞胎的提醒之下，跟大傢伙道了歉，說自己的表述可能會冒犯到你們女生。但顏怡看了看周圍的男性，面無表情或者有些困惑，她覺得他們並沒有聽懂老師的意思。
我理解她們為什麼會生氣，所以我們能聊到一塊，楊笠說，那是女性的共同經驗。但總有人在說，她說女性話題是投機取巧、是討好女性。楊笠覺得困惑：我是個女的，為什麼不能講和女的有關的事情？
姐妹倆的困擾會少一些。她們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她們兩個人站在一起，就是一種女性友誼。當那些否定的聲音湧來時，她們的身邊總是有另一個人存在，她們能夠更加篤定地往前走。
拍肖像照的時候，作為攝影師的文森特不知道要她們擺出什麼動作，姐妹倆面對面坐下，看向彼此，同時把手伸出來，指尖對著指尖，一種映象。在同事們看來，她們兩個人就像一個整體。
她們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生活在脫口秀的世界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