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日，楊德昌的死訊從美國漂洋過海，來到蔡琴的耳旁，接收這個噩耗她用了一天的時間，然後脫口而出：
「楊德昌！你怎麼可以這樣就走了呢？」
34歲才正式開始電影創作，留下了幾部不朽名作和富有爭議的兩段愛情，楊德昌還未來得及過自己的60歲生日，就因結腸癌匆匆離世。
一名藝術家，只有在誕生和死亡時會受到廣泛關注。
所以立刻就有了一部《再見，楊德昌》的紀錄片。
然而很少有藝術家會像楊德昌一樣，在去世十年後又出現了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十年，再見楊德昌》。
楊德昌的脾氣，在圈內是出了名的臭。
可離世後，和他共事或有過深交的人卻無一不對他有著深深不捨與眷念。
而今，楊導去世快15年了，人們依舊能夠斷斷續續地提起他的名字。
代表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海外不斷重映。
他到底有著怎樣的魔力呢？
那在影壇倏忽一閃的星星似乎還高懸在許多影迷和朋友的夜空——
楊 德 昌
三十而立的少年壯志
年輕時的楊德昌在美國當了七年的程式設計師。
即使生活富足，不愁吃穿，他仍舊割捨不下電影。
年過三旬，他毅然回臺，巧遇貴人張艾嘉。
見楊德昌的第一面，張艾嘉就決定把自己的劇集的其中一集交給這個人。
楊德昌就此開始了自己的導演生涯。
那是一段風起雲湧的歲月，台灣電影正是井噴年代。
導演們都被供到了天上，楊德昌的脾氣也是越拍越臭。圈內幾乎是聞名遐邇。
當然，楊德昌也懂得為自己的脾氣買單。
與他共事甚久的錄音師杜篤之有一次真的被他的怪脾氣弄生氣了，三天沒有理他。
兩個人像小孩子吵架一樣，在劇組裡各幹各的，有交集的時候也是隻幹活不說話。
最後楊德昌實在受不了杜篤之的冷遇，找了個機會主動開口說話。
就像我們學生時代，小孩子吵架一樣，充滿了少年意氣。
或許正是這種少年意氣，讓楊德昌遲來的創作事業依舊充滿朝氣。
確立了自己的影像風格後，楊德昌幾乎遁隱，只專注創作，不混跡電影圈。
人家都說，多一條路，總會好走些。但他卻對這些社交沒有絲毫興趣。
他只希望自己能拍出好電影，什麼資源不資源的，與他無關。
他把創作放進自己的生活，人生的所有喜怒哀樂全都因電影而起，因電影而落。
合作過的演員姜秀瓊說，她幾乎看不到導演在享受生活。
然而在扒叔看來，這就是楊德昌享受生活的方式。
直至人生的最後一刻，他的手中還拿著畫筆。
思考著他那部動畫電影的分鏡。
他的死在外人看來有些落寞，因為很多好朋友都不在身邊，但或許也正遂了他的願。
對生活的洞悉讓他過於了解人性，楊德昌病逝前最後一次離開美國，重病的他拄著柺杖想要見好朋友杜篤之最後一面。
在電話裡，他明明可以很輕易地約杜篤之出來，只要說一句，我病了。
然而在電話接通的那一刻，他表現得中氣十足。
直到掛掉電話，杜篤之都不曾知道楊德昌生了病。
因為楊德昌不希望忙碌的杜篤之因他的病被道德綁架而來。
如果你在忙自己的事業，請你忘了我，如果你恰好空閒，那就來看看我。
這便是楊德昌的性格了。
死亡不過是人生一件必經的小事，哪有創作重要？他對自己如此，對朋友亦然。
空前絕後的電影狂人
前文所述，只是他個人身上的一些魅力。
楊德昌的創作，更是空前絕後。
剛開始拍電影，他就受到了三大國際電影節的青睞。
不斷提名拿獎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個極端且不可複製的創作方法。
楊德昌經常會讓自己的製片人十分為難，拍攝《麻將》時，楊德昌拍著拍著就要換人。
即使對方是曾經談好也看好的人，哪怕還是與製片人交好的朋友。
而原因並不是因為這位演員有多差，只是楊德昌看見了一個陌生人，覺得他更好而已。
於是，所有的情節重新拍攝，而製片人就要搭上金錢和人情給人家賠不是。
在拍攝《海灘的一天》時。
楊德昌和杜篤之兩個意氣相投的朋友，為了得到一段符合腦海中預期的踩在木板上的聲音。
他們刪掉了現場錄下的聲音，真的在錄音室搞來一塊木板。
反反覆覆地踩，踩到出現兩個人都滿意的聲音為止。
這只能算是冰山一角，至少杜篤之也樂在其中。
到了拍攝《青梅竹馬》時，楊德昌甚至凌晨拉著都睡下的他去陽明山錄車跑過的聲音。
先不論夜晚山路有多不安全，連覺都不讓朋友睡，就因為自己突然靈光一閃，著實有些瘋狂。
當然，楊德昌也不是隻對別人這樣，他對自己更狠。
剪輯陳博文第一次來到楊德昌家時，就被楊德昌折服了。
那時楊德昌在構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劇本。
他在家裡搞了一個一整面都是白板的大壁櫥。
白板之上密密麻麻一整面畫的都是人物關係圖和人物小傳。
楊德昌要自己每天只要一睜眼就能看見，醒著就要思考，只有睡著時才不再想它。
最崩潰的莫過於拍攝《一一》時，給楊德昌做製片人的陳希文。
根據楊德昌的要求，拍攝群體戲時，不可以用臨時演員。
他要活生生的人。
活生生的人才生動，在楊德昌的眼裡，臨時演員只是穿西裝的道具。這些老油子他一個也不要用。
而且他也並不是放任普通人表演，而是有一套對非專業演員進行調動的方案。
張震剛剛進組的時候，為了拍一場情緒很低落的戲，楊德昌一見面就給張震劈頭蓋臉一頓臭罵，然後把他關進小黑屋裡，要求他面壁思過。
張震說，自己當時都有被嚇到，後來才得知是為了拍戲。
這些瘋狂的舉動幾乎不會在當今的創作中出現。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現在，當一部影片的導演拍大場面說自己不要用臨時演員的時候，全劇組的工作人員會怎樣怨聲載道。
而那種極端的調教方式，又會受到怎樣的指責。
那些台灣新電影的標杆式作品，在這個狂人的拍攝方法下，只能變得空前絕後。
留在電影界的餘熱
除了為後世提供了很多電影拍攝的寶貴經驗和作品中的人生哲思之外，楊德昌還為台灣的電影界輸送著未來繁榮的基礎。
貧瘠的年代，台灣甚至沒有一臺同步錄音設備。
在和好友杜篤之吹噓自己可以拿到一筆不菲的酬金後，他讓杜篤之列出所需要的設備。
自己則在背後，硬著頭皮，借錢買下了台灣第一套同步錄音設備。
這筆錢足以買下一套房。
杜篤之說，自己正是靠著這套設備，才成為電影屆一流的錄音師的。
只要是為了拍電影，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
楊德昌憑藉著這股子不計後果的瘋勁兒，幾年間攢出了自己的隊伍。
張震在採訪中說，正是看到楊德昌的領袖氣質，以及整個楊德昌劇組，能站著絕不坐著的向心力才決定當演員的。
他享受一群人一起努力幹好一件事的感覺。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拍完之後。
楊德昌不拘一格降人才，獨具慧眼地看出的非導演系出身的二姐演員姜秀瓊的才華。
把她留在身邊，想要培養她做導演。
他對年輕人和後輩總是充滿希望，想盡一切辦法發現這些人才，鼓勵他們。
面對柏林電影節的邀請，他自掏腰包一百萬，帶著年輕影人去到國外。
他說，雖然他已經窮得拿不出錢吃飯，但一定要讓剛做電影的年輕人知道。
台灣電影已經沒有尊嚴可言了，但是在柏林，在國際電影節上，他們的熱情會讓你們知道，做電影是值得的！
他這樣做，全無私心，只是為了培養後輩拍攝電影的動力。
最近有一部許鞍華導演的紀錄片，名字叫《好好拍電影》。
這五個字看起來容易，實際上比登天還難。
當今電影，正如楊德昌口中所說，沒多少人瞧得起，連創作者自己也不當回事兒。
像楊德昌這種真的想要拍些精緻的藝術品流傳後世的還餘下多少呢？
華語電影越來越走向商業的地獄深淵，而堅持創作的人卻無一不在窮困邊緣苦苦掙扎。
那些曾經尖銳、勇敢的創作者們，成名後，無一不慢慢擁抱主流。
再沒有像楊德昌一樣，罵罵咧咧地拍出人類的痛楚，決不妥協的人了。
電影失去楊德昌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呢？
或許真如蔡琴說的那樣，楊德昌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就走了呢？
楊德昌自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