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國際電影節展映單元中，《少年吔，安啦！》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影片既是徐小明的首部導演作品，也是侯孝賢首次擔任監製的影片，於1992年在台灣上映，同年入選第45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
但對當時的台灣主流市場而言，這樣一部描繪台灣社會亂象的影片並不能與好萊塢大片相抗衡，縱然有戛納光環加身，最終的票房也十分慘淡，以至於公司並沒有發行DVD，《少年吔，安啦！》就這樣隱匿在時光之塵中。
2020年末，製片人張華坤先生因病逝世，海峽兩岸的電影市場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眾好友都認為應該讓《少年吔，安啦！》重見天日，以體現那一代台灣電影人對電影的愛與執著。
於是，影片的4K修復版於2022年7月在台灣重映，並在8月亮相北影節，成為最難搶票的影片之一。
在北影節閉幕之際，策展人、影評人沙丹，浙江師範大學教授、公眾號「映畫台灣」主理人黃鐘軍（黃豆豆），與徐小明導演展開了一次對談，為大家講述《少年吔，安啦！》臺前幕後不為人知的故事，並藉由影片一探徐小明導演跨越30年的電影之路。
《少年》之旅
台北，戛納，北京
沙丹：我們先請徐小明導演和大家聊一聊這次《少年吔，安啦！》來到北京放映的感受，也請黃老師分享一下看到這部電影的感受。
徐小明：這部影片經歷了一個比較困難的修復過程，本來計劃五月份在台灣上映，能和三十年前我們在戛納的放映時間有一個呼應，但因為在技術上遇到了一些問題，就延期了。
其實我知道之前在大陸的盜版碟裡有過這部片，但身邊一些朋友都說根本沒法看，畫面很糊，聲音也是悶的。這次電影能在北影節展映也要感謝沙丹老師，一直契而不捨想要促成在北京的放映，最終也很高興能在北影節和大家見面。
黃鐘軍：我之前看過那個特別糊的版本，都沒看完，去年從導演那兒得知這部片子在做修復之後就很期待。這部片子其實是很多影迷特別想看到的，因為我們那時候對台灣電影的了解其實就是通過2000年之後的盜版碟，但這部電影一直沒有特別好的版本，所以這次特別感謝各方的努力，讓我們有機會在大銀幕上看到重新修復的版本。
沙丹：這部電影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少年吔，安啦！》，對於大陸的觀眾來說可能會有疑惑，電影片名應該怎樣讀呢？
徐小明：這個「吔」是口音，台語的腔調。它像一個氣音，也像一個連接詞，又和說話時的情境有關，所以念法就很多。比如遇到一個非常調皮的少年時，可能就會念得重一點，平常讀的話就是輕音了。
沙丹：大家可能會注意到，影片開頭的字幕並不是像現在我們常用的「編導 徐小明」，或者「導演/編劇 徐小明」的格式，而是分了兩屏，編劇和導演分別出現。電影名也是這樣，先出中文名，過了一會兒才出現英文名《Dust of Angels》，這種設計思路請您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徐小明：署名應該是當時公司的決定，因為這部電影是我的第一部作品，而且是侯孝賢導演首次監製。侯導當時停下了自己手裡的所有工作來幫我，所以電影拍完之後，三大電影節的選片人全都飛到台灣來看，而且都很喜歡。
但當時戛納沒有任何導演處女作能進入主競賽，他們就提出讓侯導和我共同署名導演，但張華坤先生非常乾脆地拒絕了（甚至爆了粗口！），他覺得這是一個年輕導演的第一部作品，是經歷將近兩年時間的勞動成果，不能只是為了一個電影節的獎項就去玷汙了我們特別珍貴的藝術，所以就分成了兩屏來出編劇和導演。
關於片名也是一個態度，這個故事裡面其實融合了很多我自己的生活體驗，但它又是一個有很強黑社會屬性的電影，所以就想讓能看懂英文的觀眾在英文的語境裡去欣賞，中英文片名之間也有一點相互解釋的感覺。
黃鐘軍：我記得這部影片當時是在戛納的導演雙週單元放映了，現場觀眾的反應怎麼樣？
徐小明：應該還算可以，但其實我當時並不太清楚去戛納是要幹嘛，當時侯導飛到戛納陪我參加記者會，我問他來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侯導也沒有說那些宣傳啊，賣片啊之類的話，就是說來這裡是讓你長志氣的，那我一下子就懂了，慢慢知道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電影人的聚會，會為全世界的電影人提供一個平臺。
沙丹：我覺得在那個講究話語權的時代，能遇到這樣的前輩真的很好，我們真的應該向侯導、向張華坤先生致敬。
我之前看了侯導的一個訪談，他說這部電影在籌備時其實很不容易，包括選角，還有劇作方面等等，您能給我們詳細說說嗎？
徐小明：一開始我認為這個劇本是不會找顏正國來演的，他當時已經是電影賣座的頭牌，而且也因為這種明星光環讓他在學校裡被霸凌，整個人的狀態受到很大影響。後來我才意識到，我需要讓他來演這個角色，不是因為他當時的狀態和人物很相似，而是希望能通過這樣的方式把他的人生拉回正軌。
在劇作方面，當時我的第一稿劇本出來時碰到了一個問題，有同事提出來劇本和《Mean Streets》太像了。
沙丹：就是馬丁·斯科塞斯的《窮街陋巷》。
徐小明：對，我當時一下就蒙了，侯導就問我有沒有看過那部片，我說沒有，後來看過之後我馬上就懂了那個同事的意思，就開始修改，這其實對我來講是特別煎熬的。
整個修改的過程侯導也花了很多時間，他會幫我理清我擔心的問題，也會告訴我需要在哪些方面多思考。可以說他當時給了我一個目標，讓我去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跟過去所有的電影告別，去構建一個屬於我的電影世界。
「少年」的電影之路
邁入，離開，歸來
沙丹：我知道其實您很早就進入電影界了，曾經是李行導演、侯孝賢導演的助手。您當時是怎樣和他們建立這種聯繫的？後來為什麼決定自己當導演？
徐小明：我是在世界新聞大學學的電影，那時候台灣的電影教育還是相對落後，所以我第一年讀下來根本不知道自己學這個東西要幹嘛。那年暑假剛好有學長在和陳耀圻導演拍《蒂蒂日記》，我就到片場幫忙，在那裡開始有了對電影的朦朧的理解。
讀二年級的時候我就開始用各種方式去打聽行業裡最活躍的導演，當然就是李行導演。當時也聯繫了在那邊工作的學長，希望能引薦一下，但我也知道沒有那麼容易，就乾脆直接到他們公司蹲守。
見到李行導演之後我就不顧一切衝上去和他說，希望能到這裡實習，在被推開之前，李行導演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等他開完會之後聊一下。我在門口等了兩個小時，然後和李行導演正式見了一面，談了大概五分鐘左右，就走進了這個行業，也是在那時認識了侯孝賢導演。
後來，八十年代之後全球電影都發生了鉅變，李行導演也因為自身的一些原因離開了台灣，我就去到了張佩成的公司，他是學美術出身，更注重電影語言，讓我一下子打開了對電影的一些認知。
侯孝賢導演在拍《童年往事》的時候，因為資金問題沒辦法找到專業的美術，我就帶著一群剛畢業的年輕人去做美術的工作。後來譚家明導演來台灣拍戲，侯導就把我推薦過去幫他。
所以電影行業其實是非常封閉的，你每天的工作都是你未來能不能走下去的一個基準，要去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去把手裡的工作做到最好，才會不斷有新的工作來找你。
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台灣的電影就非常少了，每個人都要面臨生存問題。那個時候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寫劇本，但是找投資太難了，我也不太善於表達自己，所以到了88年我就選擇離開電影行業，回到高雄幫朋友打理生意。
有一次侯導和坤哥到高雄找我，給了我一個劇本，當時並不是找我拍，我只是基於自己的生活體驗提了一些看法。後來他們又來找我，讓我回去拍這個戲，就是《少年吔，安啦！》。
其實我覺得當時他們為什麼會又找到我，是因為我之前一直學電影、做電影，但是和生活之間是脫鉤的。在我離開電影的兩三年裡，我重新回到生活中，生活給了我很多養分，這一點可能讓他們意識到，我是最適合拍這部電影的人。
少年跨越30年
從導演到監製
沙丹：拍完《少年吔，安啦！》之後徐導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作品，2004年到北京定居之後又監製了很多電影，比如《藍色大門》《十七歲的單車》。您在做監製時更看重什麼樣的導演？如果今天有人像您當初衝向李行導演那樣向您衝過來，您會給他五分鐘時間聊一聊嗎？
徐小明：一般我會的，因為我就是在這樣的機緣下成長的，是這些前輩改變了我，所以我也希望能保持這樣一種更開放的狀態。
我在和導演合作時會更看重他怎麼去團結起自己的工作夥伴，因為導演必須要相信他的夥伴，才會有好的結果。其次我會問自己，這個片子是不是由這個導演來拍是最適合的，或者說，他對這個片子的想法是不是也能調動起我的熱情。
我覺得做創意就必須找到那個最獨特的東西，能夠一次性說服別人的東西，而且還要去證明這個就是你最適合去做的，這是想要成為導演就必須要面對的挑戰。
另外，我覺得再有才華的導演都需要在做出重大決定時聽一聽監製的意見。有意見不代表是錯了，而是可能現在還不是我們最好的選擇，我們還有時間去調整。那有些導演可能就不想調整，溝通就會出現問題。像剛剛講的都是比較成功的例子，其實失敗的也有很多。
沙丹：我們從影迷角度來看，已經知道了很多這種導演、監製、製片人三方衝突的事，大家可能會更傾向於站在導演這邊，認為導演的表達是最重要的，但您也說，作為監製必須要在某種程度上能把控導演，那麼您在以監製、以製片人的身份工作時，做過的最強硬的事是什麼？
徐小明：這是我一直還在學習的地方。我也遇到過完全控制不住的導演，越溝通問題就越多，當時預算已經用完了，片子的進度還沒有到一半，我的另外兩個合作伙伴說這個項目必須要暫停，但我還是比較站在導演的立場上，就堅持拍下去，那次也是我學習收穫最大的一次。但我也沒有真的強硬過，這是需要繼續學習的。
同是我覺得一個項目在最初的時候，有幾個原則性的東西是必須要確定的。我會把投資人和導演組織到一起開會，讓導演知道投資人看中這個項目的原因，也讓投資人知道導演想表達的東西，這方面大家要達成一致，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合約，需要把大家當時的約定儘可能量化，因為大多數時候投資人判斷不了導演拍的東西，但導演用30天還是50天拍完是可以確定的。我的責任就是在藝術上進行判斷，出現問題馬上去和導演進行溝通。我覺得比較成功的項目都是溝通過程比較順暢的，那不成功的基本上導演都沉浸在自己的狀態裡。
還有一個希望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選擇做導演之前，必須要接受這件事的殘酷性，你呈現在作品中的所有認知都會被看到，你要去面對別人的各種點評，必須要去理解觀眾的各種疑問，當然我的這部《少年吔，安啦！》也要面對這些，我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沙丹：我覺得這是一個發自內心的特別真誠的交流，做電影真的很不容易，甚至很多問題我們沒有辦法去評判，藝術表達是一個特別主觀的事，就像這次北影節有一個電影《島嶼上的煎熬》，入選戛納主競賽的影片，很多觀眾看了都覺得特別煎熬，這就是特別主觀的感受。
最後我們回到今天的話題，《雲霄之上》是去年北影節天壇獎的最佳影片，也是徐小明老師受聘美術學院電影學院院長後監製的作品。我覺得這部電影作為新主流影片，在藝術探索角度來說有非常重要的突破，希望您聊一聊和這部電影有關的工作。
徐小明：確實，這部影片其實是一個命題作文，而且資金只有三百萬，要拍一個戰爭片。但對於一個在學校當了幾十年老師的導演來講，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就有點像我們回到最開始做電影的狀態，所有人都有用不完的熱情，可以團結在一起，克服萬難去完成這部影片。
我覺得美院最厲害的是在視覺造型上，我參與主要是在最後階段，當時已經剪了一版，有四個多小時，我就讓導演把所有素材拿到北京，我來剪。不僅是因為那時候我已經答應了要去做院長，更是因為通過這個片子讓我看到現在還是有這樣一群人，可以不顧一切把電影當成理想去義無反顧地追求。
當然也要說，電影是一個少時即是多的藝術，導演必須要控制住自己想說的東西，否則太多無用的資訊會把你想說的全部遮掩掉。
沙丹：《雲霄之上》大家如果去回看的話，會發現上面寫的是「中國美術學院作品」，而不是某個導演的署名，它是真正的一個團隊的心血之作。
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讓我們回到當下，我們都經歷了疫情，電影甚至都成了特困行業之一，請問徐小明老師，對現在電影界和電影創作者，您有什麼建議或者看法？
徐小明：我覺得不僅是疫情，也因為這幾年的短視訊，讓我更加相信電影還是21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在現在這種碎片化資訊爆炸的時代裡，當一個人獨自面對自己的時候，我覺得他最大的慰藉可能就是來自電影。我自己做了幾十年電影，還是很相信這一點的，我覺得年輕的做電影的朋友也不要太焦慮。
當然，首先你必須得活下來，但不要說我要依靠電影發家致富，這在全世界的電影行業裡都是比較少的例子，但每年投入到這個行業裡的新鮮血液仍然非常多，大家都相信電影是可以改變世界的。
沙丹：我們通過電影去表達，去和這個世界的某些事進行對話，我覺得這是一種很重要的人文精神。
今天我們從《少年吔，安啦！》聊起，這樣一部當時遇到了一些困難的電影，穿越了時間，經受住考驗，現在成為非常重要的經典。這部電影未來還會以數字形式進一步傳播，更多的觀眾可以通過它重新認識徐小明導演，了解到徐導為電影所做的一系列工作。
從他的少年時期開始受到李行、侯孝賢、張華坤等等前輩的引領，到現在30年後，徐導自己也在用同樣的方式帶領青年電影人不斷進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最後也祝您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徐小明：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