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轟動全國的悲劇,不該就這麼翻篇了

近日,一則新聞,令人譁然。

4個年輕人相約張家界天門山赴死

他們計劃先服毒,後跳崖。

最終,3人在玻璃棧道上跨過護欄縱身躍下,當場死亡。

一人被阻後送醫,但因為已經服毒,經搶救無效死亡。

4名死者中,年紀最小只有23歲,最大也才33歲。

天門山玻璃棧道(圖|視覺中國)

天門山玻璃棧道(圖|視覺中國)

事後,相關報道披露,死者均為農村外出務工者

一時激起許多關注和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悲劇事件的歸因存在很大爭議。

大部分人,包括媒體報道都是直指社會結構性弊病。

但也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
但也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

但也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

有大V認為自殺是個人行為,和社會環境沒有必然聯繫。

「抑鬱症才是導致自殺的確定性關鍵因素。」

類似的,還有一些心理諮詢師也藉此呼籲重視年輕人心理問題。

還提及「網路約死」背後存在教唆組織

既然已付出瞭如此沉重的生命代價,理應喚起更多的反思。

社會環境、個人困境、惡性組織……

集體自殺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今天就來聊一聊——

打破「抑鬱症

打破「抑鬱症」的想象

對這一新聞,人們普遍認為社會的殘酷將普通人逼到了此般境地。

相約赴死的4個人,均為農村青年。

出身貧窮,生存艱辛,前途茫然。

三聯報道中將「孤獨」「貧窮」擺在標題裡。

腦海中很容易就浮現出國產片裡那些總是灰頭土臉、風塵僕僕的農民工。

但這一看似無可置喙的觀點,卻招來許多不滿。

不少人認為,將結論推向環境的歸因,過於簡單粗暴。

理由是,不論哪個階層,都存在自殺現象。

有資料為證,貧窮和自殺率並不總是成正比。

而且報道中所寫的,自殺者曾月收入八九千,情況差時月收入三千,這其實算不上收入極低。

,這其實算不上收入極低
,這其實算不上收入極低

相比物質的貧困,精神貧困被認為更接近主要原因。

4個年輕人的家庭情況也很相近。

父母都是要麼重病,要麼早逝,幾乎都沒有經濟來源。

不僅不能為他們的工作生活提供助力,反而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拖累。

年輕人外出後和家裡幾乎斷了聯繫,寥寥幾次見面也是低頭玩手機。

朋友的描述中,他們大多沉默內斂,總是封閉真實自我,的確很像抑鬱患者。

像《大象席地而坐》中,失語成為常態,溝通能力全無,人與人之間徹底失去理解。

一點摩擦都會成百倍放大,生活正是這樣被不斷累加的戾氣推向灰敗的死衚衕的。

問題自然地被引向了心理層面

問題自然地被引向了心理層面。

對此,還有不少人現身說法。

表示自己或身邊的朋友出身底層,也經歷過坎坷,但並沒有陷入不幸深淵。

因為他們要麼從家人、朋友身上獲得了精神慰藉,要麼藉助專業的治療,重新獲得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動力。

很多心理學家、官媒也都藉此呼籲大眾關注心理健康。

乍聽不是沒有道理

乍聽不是沒有道理。

但仔細想想,這一事件如若落在抑鬱症的普及,難道不是完全偏離了重心嗎?

回看4個人的處境。

彭某,33歲,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 。

母親去世,父親70多歲身體抱恙,家中無經濟來源。

陳某,23歲,16歲外出打工。

父親患癌,家中收入來源只有母親每個月2000塊打工掙的錢。

張某,23歲,初中離開家人外出打工。

父母早年離婚,家中極為貧困,房子蓋在山上,磚頭還露在外面。

劉某,34歲,十六七歲外出打工 。

母親很早去世,父親患腦梗,奶奶90歲。

顯而易見,他們最迫近的難題是生存問題。

這與抑鬱症患者自救問題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

回想一下,抑鬱症題材的電影主角不是精英就是中產,少有窮人的身影。

現實中,人們也是通過張國榮、崔永元、雪莉等名人了解抑鬱症的。

不是說抑鬱症是精英病,而是「治療抑鬱症」對他們來說太遙不可及。

正如報道中所寫,他們的工作飽和,沒有額外的錢和精力 。

彭某做水泥工時一天工作10小時,純體力活,活也很髒,每天干完活後渾身都是泥。

紀錄片《18歲的流水線》揭示的富士康工廠,月工資更是一度高達18600元。

但條件極為苛刻,沒有五險一金,可能會因為各種狀況被扣錢。

每發完一次工資,都有一大批人逃離。

每發完一次工資,都有一大批人逃離

更重要的是,資訊閉塞地區的人更缺乏對抑鬱症的認識。

2009 年《柳葉刀》上的一項研究調查表明,農村地區的抑鬱症患病率是城市的1.4倍

但在湖南瀏陽調查的295例抑鬱症患者中,確診為抑鬱症並接受精神藥物治療的僅有3例。

也就是說,在農村,即使大部分人的確身患抑鬱症,但他們卻生活在一個對抑鬱症一無所知的世界。

對他們而言,「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

「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

因此,我們不可能繞過具體的現實社會問題,抽象地探討抑鬱病。

籠統地歸因為「心理問題」,實際上是對具體的人事缺乏想象,對他人的生活缺乏理解。

用自己或身邊人舉例反駁,是倖存者偏差。

否認自己、他人的貧弱困境,迴避受害者身份,是恐弱表現。

正是這種態度,把他們一步步推向邊緣地帶。

4名年輕人所經歷過的黑暗,也會因此被遮蔽、隱匿。

打破

打破「擰螺絲」的想象

三聯的報道直指「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

顯然,這是滋生心理問題的真正土壤。

4個來自天南海北的人,同為出身農村的外出務工者。

他們都學歷不高,所從事的都是底層的體力勞動。

這種相似性本身就將這一事件指向社會群體的困境,挑戰著大眾貧瘠的想象 。

近兩年,可以發現,人們對體力勞動以及體力勞動者存在許多誤解。

不少格子間的年輕人因為不滿精神內耗,都將去工廠打螺絲、做保潔等看作一種新型gap方式。

甚至官媒、專家也表示年輕人應該脫下孔乙己的長衫下工廠。

這些說法其實都隱含了對底層的輕視,似乎只要放下自尊,就可以輕鬆勝任。

而且很多人認為比腦力工作更輕鬆。

但真的是這樣嗎?

但真的是這樣嗎?

電影《天註定》改編自轟動一時的富士康跳樓事件。

片中,漂泊異鄉的打工者,可以說完全被困在流水線上。

沒有生活的自由,沒有尊嚴和體面。

因為貧困,被肆意踩在腳底,除了一條命,再無反抗的資本。

做前臺的小玉不肯答應客人的按摩要求,被用錢一遍遍砸著腦袋。

廠裡工作的小輝,因為廠友和自己聊天時一時疏忽割傷了手,居然被老闆勒令賠付廠友的誤工費。

他不甘心,但沒有更好的出路。

與此同時,家中還打來電話向他討錢。

他們沒有試錯機會

他們沒有試錯機會。

就像天門山事件中,一開始做水泥工的彭某,不安於這一勞碌、骯髒的工作,改行做了理髮師,工資很快就跌了一半多。

在他的朋友看來,這一轉行或許是他命運的拐點。

美容院工作的女孩,突然沒了底薪,工資太低,前不久剛離職。

也和「下一個素熙」如出一轍。

也和「下一個素熙」如出一轍

他們沒有做錯什麼,只是和大部分年輕人一樣嘗試換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

但可能就是一個選擇,會讓之後的人生徹底失控。

在競爭激烈的就業環境中,底層的體力勞動者往往是最容易被替換掉的。

很多人只看到很多底層勞動者的工資不低。

殊不知對他們而言,一個人的工資,背後撐著一個家庭,一個人失業,背後是一個家庭的坍塌。

而且不同於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他們除了物質壓力,還被困在精神貧困的牢籠中。

即使家庭一貧如洗,還堅信天價彩禮是婚姻的必需,為此自斷愛情之路。

這些普通人看來可以消解掉的困境,在他們身上都成了無路可走的「天註定」。

而這一切,都為最後的縱身一躍埋下了伏筆。

「我嚥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他們管它叫螺絲

我嚥下這工業的廢水,失業的訂單

那些低於機臺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嚥下奔波,嚥下流離失所

嚥下人行天橋,嚥下長滿水鏽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我再咽不下了」

《我的詩篇》中,24歲工人許立志自殺前寫下《我嚥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打破「集體約死」的想象

打破「集體約死」的想象

除此之外,集體約死的形式,更不容忽視。

網路上結識的陌生人,群聊後相約赴死。

評論區有人提到,很多朋友也加入了那種群。

《和陌生人說話》中,一位父親經歷了喪子之痛後,成為一名臥底約死群的「網路勸生者」。

不可否認,「約死群」及其背靠的網路平臺在很大程度上助力釀造了這起悲劇。

從好的一面看,4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年輕人,因為相似的境遇結緣。

比起親友,無利益瓜葛的陌生人之間更易敞開心扉,相互慰藉。

但更灰暗的一面是,當對現實境遇的體認得到加固後,想死的念頭也會更易被煽動。

網路的虛擬場域中,道德規約和社會責任本就極易失效。

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曾提出「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

指群體討論過程中,趨同的觀點會被不斷強化,最終導致群體極化現象產生。

《自殺俱樂部》中,年輕女孩集體自殺,表面上看是她們與身邊人失去了有效連接,她們自主地選擇這條路徑。

但很顯然,在群體狂歡之中,她們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了盲流中的傀儡。

自然,平臺監管的強化是必不可少的

自然,平臺監管的強化是必不可少的。

但僅靠平臺對群組的查封顯然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

網路「約死」群相關報道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報道。

尤其令人驚愕的是,十年前後,「約死」的群體沒有任何變化。

他們也是進城務工的年輕人,「回不去農村也融不進城市。」

十多年來,平臺查封過大量群組,可類似悲劇還是沒能遏止。

正是因為個體背後的社會裂痕依然未能彌合。

之前報道過兒子自殺後,父親專門潛入約死群勸生。

他發現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有人會被一句話拉回來,有人一心求死,最痛心的是有人會因為群成員的刺激、教唆而選擇死亡。

可這次事件中,四個人都毅然赴約,而且在跳崖還做了服毒準備,服用劑量遠超致死量。

網路勸生者認為,他們一開始就是抱著必死之心去的。

決心之堅決,更說明了現實生活的難以為繼。

很多人將這種相約自殺的群斥為邪教

很多人將這種相約自殺的群斥為邪教。

的確,約死行為也發生在大量邪教成員之中。

但實際上,很多誤入邪教的人,也大多正是走投無路、精神受折磨的普通人。

這種不問具體緣由貼標籤行為和抑鬱症的說法一樣,並無益於理解他們的痛苦。

這四個年輕人死後留下遺書,沒有留下遺囑,也沒有解釋緣由。

只是簽了一份免責聲明,聲稱自己行為與他人無關。

這一善意之舉,讓這一事件更顯殘酷。

這一善意之舉,讓這一事件更顯殘酷

如今,針對這一事件,還有不少人認為不應該過度解讀、擴散。

認為這是極端事件,大規模傳播會誤導年輕人的價值觀。

但就像《自殺俱樂部》中所說,那些堅持下來的人距離自殺也沒那麼遠。

評論區中,有人也看不到希望,有人也想過自殺。

急於與「負能量」割席,黑暗早晚也會吞噬到光明的一邊。

黑暗榮耀中,文東恩也想過輕生
黑暗榮耀中,文東恩也想過輕生

《黑暗榮耀》中,文東恩也想過輕生。

一個冬夜,她走向江邊赴死時,遇到一個同樣求死的老奶奶。

老奶奶說「孩子,水太冷了,是吧?我們到了春天再死吧。」

他們緊緊相擁在一起,文東恩在那一刻重獲了新生。

生存艱辛,生命脆弱,但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包容和愛卻始終有奇效。

少一點居高臨下的苛責,多一些將心比心的理解。

生命或許就有可能被善意託舉、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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