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向來離不開一個詞：「敢拍」。但每個人在說起這個詞時，看到的角度卻不一樣。
大部分人眼裡，這個「敢」字的背後，是韓國電影寬鬆的環境。正如今年6月，新任韓國總統尹錫悅大擺宴席，邀請了一批著名的韓國電影人，包括戛納載譽歸來的朴贊郁、宋康昊，也有老導演林權澤。同時表達了自己對電影行業的政策——
「只支持，不干涉」
宋康昊與尹錫悅
類似這樣的新聞很多，也羨煞了許多人。
發達的電影工業，自由的創作氛圍，豐富的人才積累，讓韓國這一亞洲小國，成為了全世界電影人夢寐以求的福地。
近年來，就有不少中國電影人到韓國尋求發展。湯唯主演了朴贊郁的新片《分手的決心》，在戛納舞臺大放異彩，在韓國頒獎季也大殺四方。
范冰冰在韓國復出，出演韓劇，還與多位電影人關係融洽。
陳可辛，在韓國釜山電影節上宣佈成立「泛亞洲製片公司」，集合亞洲各地的人才創作。並且，公佈了正在開發的5部網劇，其中就包括一部由章子怡主演的《醬園弄殺夫案》。
恨中國娛樂圈不爭氣的人，大有人在，可許多人始終沒有搞清楚一個問題：
韓國電影到底是怎麼崛起的？
多少年來，無數的回答都不約而同地指向1999年。
那一年，銀幕上有《生死諜變》的熱映，660萬的人次打破了《泰坦尼克號》的觀影紀錄。
銀幕下有光頭運動的如火如荼，成千上萬電影人剃髮明志，要求政府保證本土電影配額。
這是金大中總統上任後，大力振興文化事業的第一年。
是《電影振興法》全面修訂，完全推行新分級制度的一年。
是韓國電影至關重要的一年。
但，如果把韓國電影崛起的原因都歸結於這一年，或許有些片面。
政策的推行，從來不是掀起浪潮的唯一動力。
而是過去一代又一代的韓國電影人用生命與汗水換來的勝利果實。
事實上，即便是韓國電影騰飛的這二十年，也少不了文藝界人士的爭取。
最近一篇翻紅的舊文，就道出了真相。
朴槿惠時期曾將宋康昊、朴贊郁拉入文藝界的黑名單。《共犯者們》中，李明博也在各種打壓公眾電視臺。我們所以為的韓國電影自由，並非那麼理想。
環境的影響固然重要。
但，如果將別人的成功與自己的擺爛，全都歸結於環境，恐怕也是一種推卸責任式的自我安慰。
魚叔今天特來大家扒一扒：韓國電影曾經最黑暗的時刻，以及他們的努力——
1987年，是韓國電影最爛的時期。
說出來可能會嚇你一跳，那個時期的電影雖然爛，但尺度還不小。
當時影廳裡最流行的，就是色情影片。
《請回答1988》裡，娃娃魚就曾帶其餘兩人，偷偷去影院看片。
這股風氣，起源於70年代末。
一部女招待電影《O孃的公寓》引發了觀影狂潮。
之後的十多年裡，韓國拍攝了大量相似套路的影片，還被冠以了一個專有名詞「女招待電影」。
故事的主角都是來城市打工的鄉下女孩，她們單純、善良、漂亮，然而命運的打擊下一步步淪落為妓女。
看似是一種通俗的現實主義題材，但真正做到精品的只有極少數。
大部分都是靠情色獵奇來誘惑觀眾，再用賣慘來賺取廉價的共情。
1982年女招待電影《愛瑪夫人》大熱
而推波助瀾這一局面的，則是全斗煥的軍事獨裁統治。
為轉移民眾的不滿，他從1982年開始推行3S政策——運動（Sports）、銀幕（Screen）、性（Sex）。
對電影情色內容的檢查，也削弱了力度。
1984年《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慾》
看似自由發展，實則真正有深度、反映現實的電影都被扼制。
導演李元世就是代表之一。
1981年，反映社會問題的《矮人射出的小球》在上映前遭到刪減。
1985年，反美意識過強的《女王蜂》，再次遭到大量刪改。
1985年《女王蜂》
刪減後上映，還算是好的。
還有更多的本土電影根本無法走進電影院。
那時的韓國影迷想看一部優秀的本土電影，基本沒有。
只能靠香港電影和歐洲藝術電影，滿足文化需求。
但，正是在如此糟糕的時刻，新一代年輕電影人開始採用一種匪夷所思的「游擊戰」形式，開啟了韓國電影的新浪潮。
一個獨立電影團體誕生了，他們化名「長山串鷹」。
使用低成本的16mm膠捲或錄影帶，搭配手持攝像機，靈活地捕捉人們的真實生活。
1989年，長山串鷹製作了反映光州事件的《哦！夢之國》。
其中的兩位導演，很快被捕。
長山串鷹也登上了政府黑名單。
但他們沒有就此罷休，而是在第二年又拍出了《罷工前夜》，呈現了當時的韓國工人運動。
他們親身走進罷工中的工廠，實景拍攝。
甚至直接邀請當地的工人，出演影片。
由於技術原因，《罷工前夜》無法在影院上映。
只能在各個大學和工廠，進行流動放映。
即便如此，也遭到了軍政府的極力阻撓。
甚至，一度調來軍用直升機，在校園上空盤旋搜查，逮捕放映人與觀眾。
但，仍有不計其數的人前往觀看。
據不完全統計，《罷工前夜》的觀看人次，超過30萬。
這也逐漸演變為一場現象級的韓國電影運動。
《罷工前夜》簡易的流動放映模式
幾乎同一時期，不少新銳電影人也開始了自己的獨立創作。
其中，以樸光洙、張善宇、鄭智泳等導演為代表，接連創作了大量現實主義題材電影。
他們走上街頭，將鏡頭對準最普通的工人階層、邊緣群體。
這些導演，大家可能並不熟悉。
沒關係。
只需知道，這些導演在韓國電影界的地位相當之高，對後輩的影響也非常之大。
比如，樸光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李滄東導演的電影引路人。
樸光洙劇組
他們所興起的這場新電影運動，持續時間並不長（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但在韓國電影史上，卻是最重要的轉折點。
樸光洙導演的《美麗青年全泰壹》
時間來到1993年。
剛好是距今將近30年前。
這一年，韓國本土電影的市場份額跌至歷史最低的15%。
外國電影的年進口量，則從八年前的27部，激增到了347部。
《侏羅紀公園》等好萊塢大片，來勢洶洶。
先進的特效、高昂的成本、成熟的工業化，無不吸引著觀眾注意。
彼時的韓國本土創作者，被逼上了絕路。
可以說，1993年，韓國電影到了至暗時刻。
如今，大部分人都知道韓國電影人抗議銀幕配額削減的光頭運動。
但實際上，他們從1980年代就開始持續地進行抗議。
1988年，電影人甚至停工一個月，在各大電影院門口進行示威，抵制銀幕配額的削減。
到了1993年，死守銀幕配額更是成為了所有電影人的目標。
可惜，當時的抗議並沒能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
在普通觀眾的眼裡，是因為本土電影爛，所以才讓好萊塢大片佔據了市場。
在這種僵持下，一位老導演闖出了一條血路。
他，就是林權澤。
林權澤是個很傳奇的導演，從1960年代活躍至今，拍攝了百餘部作品。被譽為韓國電影的活化石。
從1970年代末，他開始不再刻意迎合大眾，而是深耕傳統民族文化的電影，拍攝了許多藝術價值極高的佳作。
你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導演雖然值得尊重，但能拍出賣座影片嗎？
是的，他拍出了一部現象級爆款——
1993年上映的《西便制》。
西便制，是朝鮮清唱(潘索裡)的一種流派，起源於18世紀中葉。
但，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日益失去市場。
林權澤的電影，講述了一個技藝高超的流浪藝人，過著顛沛流離的貧苦生活。
他不在乎吃飽穿暖，不在乎業內名聲。
甚至不在乎基本道德，有時會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以填飽肚子。
他只在乎一件事，就是將自己畢生所學，傳授給一對兒女。
影片結尾，兒子出走，老藝人病死。
僅存的女兒雙目失明。
但她並未放棄，一路摸索著四海為家，成為揚名的潘索裡大師。
作為一部小成本文藝電影，《西便制》創造了不可思議的票房奇蹟。
僅在首都就創下了100萬觀影人次的紀錄，極大地鼓舞了韓國本土創作者。
這部影片的成功告訴所有電影人：
低成本的民族電影也能與好萊塢大片一較高下。
林權澤並非孤例。
像這樣成本不高的民族電影獲得票房奇蹟，在韓國還發生過很多回。
比如，2005年的《王的男人》。
講述兩個以滑稽戲謀生的雜耍藝人，誤打誤撞成為了王的戲班子。
在當年也是引發了觀影狂潮。
乍一看，這是一部古裝同性題材。
但，導演李濬益所揭露的，是整個封建體制的牢籠。
僵化的封建禮教吞噬了所有人性與真情，甚至連王都逃不出這囚籠。
此後數年，李濬益又接連拍出了《思悼》與《茲山魚譜》。
兩部片的評分高達8.5與8.8。
前者的觀影高達620萬，票房位列韓影年度第三。
兩部影片，都深刻批判了君臣父子的儒家綱常，對士大夫階層進行辛辣諷刺。
林權澤與李濬益的成功，對中國電影其實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
我們常常想學習韓國的犯罪類型片。
但土壤不同，總是難以奏效。
而這類古裝電影，其實與我們的文化淵源卻有相似之處。
並且，我國的浩瀚歷史時空，本就存在大量的好題材。
古裝電影的成功，未必要滿城盡帶黃金甲。
韓國電影的崛起，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經過無數電影人漫長的努力，一點點推動的結果。
就拿許多人羨慕的分級制來說。
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前面所說的獨立團體「長山串鷹」拼死換來的結果。
他們從1988年成立，因拍攝電影未經批准上映而被捕。
1991年開始向憲法法院提出申訴，認為自己的被捕違憲。
直到1996年，才得到判決。
這次判決，為後來的韓國電影分級制推行，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法律依據。
之後的推行政策，也都是順水推舟，開花結果。
而抗議銀幕配額運動，他們也從未停歇。
1999年著名的「光頭運動」，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
長達兩個多月的抗議，最終以電影人的勝利告終。
政府許諾，維持146天的本土電影上映期。
但，這個許諾僅僅持續了4年。
新政府上臺後，削減銀幕配額又提上議程。
2006年，韓國電影人再次走上街頭，進行抗議。
可惜的是，這次他們以失敗告終。
銀幕配額，從每年放韓片146天減半為73天。
張東健抗議削減電影配額制
也就是說，這次抵制銀幕配額削減的運動，實質上只是延緩了政策推行，但並沒有改變最終的結果。
韓國電影人，只能在減半的銀幕配額下，用更優質的電影與好萊塢大片競爭。
他們開始積極地汲取好萊塢類型片的養分。
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與本土議題巧妙結合。
1999年，姜帝圭導演的《生死諜變》上映。
此片借歐美諜戰片的外殼，聚焦於南北題材的核心。
一經上映，便打破了《泰坦尼克號》的票房紀錄，也拉開了韓國類型大片的序幕。
2001年，《我的野蠻女友》橫空出世。
這部愛情喜劇片，帶領韓國本土電影，將市場份額衝破了50%。
在整個泛亞地區，都產生了現象級影響。
而現實題材，也日益受到青睞。
越來越多導演，開始大膽嘗試改編真實事件。
2003年，《實尾島》和《殺人回憶》接連實現了「千萬觀影人次」。
那一年，韓國總人口，僅為4789萬。
2020年奧斯卡頒獎禮上，奉俊昊擊敗了馬丁·斯科塞斯，獲得最佳導演獎。
臺上，他向自己的偶像致敬。
他們這一代人，都曾是好萊塢電影的忠實學徒。
而在三十年後，巨大的技術代差，幾乎被抹平。
事實上，在銀幕配額被削減後，韓國電影人並沒有氣餒。
而是用優秀的本土創作，在數量和成本完全不佔優勢的形勢下，搶佔了近半的市場。
圖源：凡影週刊
而之後的十多年裡，韓國電影又實現了全球化的文化輸出。
從歐洲三大電影節，到奧斯卡，盡數被他們手入囊中。
可見，只有基於本土創作，才有真正做到文化的自信。
電影從來不只是電影。
其影響力，也是直接作用在社會上的。
《梨泰院殺人事件》，推動了1997年的案件重審，兩名嫌疑人在2015年被引渡回國。
《熔爐》上映後僅37天，韓國國會便以207票贊成、1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辯護人》上映後第二年，當年的5名被告改判無罪，時隔33年後沉冤得雪。
「韓國什麼都敢拍，但什麼都不改。」
這句常見的言論，早已成為了一句無知的笑話。
但，電影其實又只是一個縮影。
點開《共犯者們》，可以看到無數韓國記者的奮鬥。
面對韓國的政府操縱、官商勾結，他們飛蛾撲火一般，捍衛新聞自由。
但，正如卡夫卡曾說的。
「冬天用斧頭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打不破的，可是會驚醒冰面下的魚。」
魚叔說了那麼多，其實只想表達一點：
誰都曾跌至谷底，誰都會遭遇至暗時刻。
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絕望，不能喪失信心。
對於好電影的創作，我們決不能放棄。
林權澤導演曾在光頭運動中說過一句話：「為了保衛韓國電影，我們甚至可以去死。」
為了中國電影，中國人又敢做到怎樣的地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