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區裡面建「食堂」、犯了罪要打屁股,這個地方值得關注

有這麼一個奇葩地方,社區裡面建食堂,犯了罪還要打屁股!

工作做不好,有人給背鍋,還有良好的基礎設施+不會搞事的勞動力。

因此,人才、資本爭先恐後地來到這個地方。

來源 | 大貓財經(ID:caimao_shuangquan)

前些天,食堂的話題在各大平臺瘋狂發酵,恰好又出了個「試點社區配建食堂」的檔案,於是就有不少人四處打聽——咱以後是不是也能吃上大鍋飯了?

別自作多情,這玩意就不是給年輕人準備的。

近幾年老齡化和空巢老人問題不是很嚴重麼?所以各地都在著手製定應對的計劃,至少先讓老人都有個地方吃飯吧,於是一些試點開始陸續鋪開。

在上海,現在公開可查的長者食堂就有295家,福州更是多達430家,但這些食堂跟人民公社那時候差別太大,仔細看,更像是新加坡的小販中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剛實現自治的新加坡還是挺髒亂差的,不僅有79%的人口住在貧民窟裡,街上還有賣藝的手藝人,和各種流動的小商小販小攤位,市容市貌基本沒法看。

不好看咋辦呢?

不好看咋辦呢?

那就整改吧。於是在多年的鬥智鬥勇中,新加坡摸索出一條以疏代堵的治理方針,具體來說就是先劃片讓小販辦證經營、再想辦法禁止露天擺攤。

加上當時新加坡又在四處修組屋,所以也能在房租方面開出不少優惠條件,於是,這種半官方性質的「食堂」就在社區裡面安下了家。

有人「管飯」是挺爽的,但其實普通人也基本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在當時的新加坡,包括組屋在內的大部分普通住宅是沒有煙道的,做飯必須要裝油煙機,可裝油煙機又要申請牌照,一大堆流程走下來那是相當糟心。

一邊是嚴苛的限制,一邊是便利的選擇,於是大部分人最後的選擇都如出一轍,新加坡也成了常年不做飯的國家,有人一年有300天都在吃食堂。

其實,這種「事無鉅細」的家長式管教,在新加坡非常常見,在李光耀時期,新加坡就出臺了一系列詳細、嚴苛、甚至有點荒誕的「市民規範」。

像禁止隨地吐痰、亂扔垃圾這些就不說了,最離譜的是「不能喂鴿子」。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他們認為投食會引來鳥類聚集,而聚集的鳥類又會隨處排洩汙染屋頂和汽車。

從西方人的視角來看,這麼細緻的規定有點搞笑。於是在1994年,搞笑諾貝爾獎的心理學獎就頒給了李光耀,以此來表彰他在公眾行為學方面的「巨大貢獻」。

李光耀肯定不搭理這種事,在他看來,只有這樣的有點極端的、專制的管理方式才能帶著弱小的新加坡走向真正的繁榮。

作為一個在二戰後獨立的殖民地,新加坡的先天條件相當不給力。

面積小、沒資源不說,民族結構還挺複雜。當地有錢的基本都是華人華僑,可動員能力最強的又是本土的馬來人,在那個民族主義抬頭的年代,稍有不慎就容易擦出火花。

好不容易攆走了日本人、熬走了英國人,沒過幾年又在馬來本土勢力的威脅下,在1965年脫離了馬來西亞聯邦,成了一個孤懸海上的城邦孤島。

毫不誇張地說,這個時候的新加坡就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

為了實現持續的發展,當時剛過40歲的李光耀頂著壓力,做出了幾個重要的選擇,比如確定了四種官方語言,英語最受重視。

雖然當地有不少華人,還有很多歷史悠久的漢語節目,李光耀的這個決定當然引起了當地華人的不滿,可從當年的世界格局來說,這確實稱得上明智。

在搞定了語言和交流問題後,李光耀又成立了建屋發展局,通過大建組屋、低價供給的方式解決了當地人的居住問題,社區食堂只是其中的副產品。

李光耀還制定了譭譽參半的

李光耀還制定了譭譽參半的勞工政策。

在他看來,工人們的優渥地位不利於提高生產率,也不利於吸引外資,因此他們從1968年起,通過立法削弱工人權利、保障僱主解僱工人的自由,並拒絕設立最低工資。

至於這麼做的原因,他也並不想隱瞞:「我們沒有原料可資剝削,只有勞力…他們要剝削就隨他們去吧,非常歡迎!我們沒有立場去煩惱那些理想高遠的理論,我們要生活, 這就是謀生的一種方法」。

在很多人看來,這說法很有問題,但資本不這麼看。

良好的基礎設施+訓練有素又不會搞事的勞動力,這就是不斷實現超額利潤的動力源泉,因此外資爭先恐後地來到新加坡。

在60-70年代,美國的電子產業就選中了新加坡。隨著德州儀器、惠普等公司的不斷加入,包括資金、知識和市場在內的生產要素也開始在當地紮根。

藉助跨國資本的幫助,整個70年代,新加坡出口工業的外資年增長率高達10%—20%;而在1973年,新加坡的經濟年平均增長更是達到了12.5%。

除了在製造業領域「禮賢下士」,新加坡也早早給自己定下了成為「東南亞金融中心」的目標。為此他們在專業監管的前提下,於1968年放開了外匯管制,給資金的自由流動提供便利。

很多國家一放開就亂,但新加坡最讓人稱奇的,是在金融迅猛增長時保持的強大「自控力」。

這離不開人才,從70年代末開始,新加坡就開始有計劃地實施人才培育計劃。通過給每年最優秀的一批學生頒發獎學金,並保送他們去英美加接受教育,讓這群年輕人成為新加坡的新一批企業家。

另一方面,新加坡還向日德法荷發出邀約,在當地成立培訓中心、讓本地工人接受專業的訓練。藉此提升工人素質,以便在未來給外商投資建廠投資的決定加個重量級砝碼。

在做好了監管、人才方面的準備後,他們還在80年代引入了半導體、精密機械、光學器械等高附加值產業,讓發達的金融反過來促進製造業的發展。

相比之下,同時期與之類似的香港卻在各方勢力的推波助瀾下,漸漸走上了地產+金融的空心化之路,這不得不讓人感嘆「李氏嚴管」的高瞻遠矚。

等到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還加入了JP摩根國際諮詢委員會。

在見識到了美國銀行業的專業化運作後,備受刺激的新加坡也開始了針對性的金融業改革,最終在付出一定代價後,擠上了全球化的高速金融列車,成了全球資本和富豪眼中的伊甸園。

成了全球資本和富豪眼中的伊甸園
成了全球資本和富豪眼中的伊甸園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已經隱隱成了東八區的經濟扛把子。

這不僅得益於馬六甲海峽的航運優勢,也同當局事無鉅細的家長式管理息息相關:建組屋是居有定所,搞小販中心是衣食無憂,管工人、放金融是招商引資,說白了就是讓人工作工作再工作。

所以人們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奇妙的混合體,一方面他們在經濟方面極度開放,以彈丸之地能在航運、能源、金融方面佔據一席之地,殊為不易,另一方面他們是對居民管制最嚴苛、最專制的國家。

論據之一就是在這麼國際化、現代化的城市中,竟然至今還保留著封建時代的古老刑罰——鞭刑。

鞭刑不僅對藤條的規格有詳細的規定,還要求對行刑者進行特訓,以便他們能在三步「助跑」以後,用盡全身的力氣將掄圓的鞭子摔到犯人的屁股上。

更絕的是,受刑者還要在刑場外面排隊,在各種慘烈哀嚎中忐忑等待,直到被扒光衣服綁到架子上,這才能在聽到藤條破空的聲音以後、真切地感受到肉體上的皮開肉綻。

千萬別以為這能在短期內能有所改觀,因為類似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

李光耀曾做過一個比喻:「情況跟狗一樣,若小狗從小就以適當方式培訓,就會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這種社會。我們曾經努力訓練一些成年狗,但他們還是會可以在電梯裡小便。」

言下之意很清楚了。

言下之意很清楚了

除了各種嚴苛的規定之外,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教育模式中隱藏的精英主義底色。上世紀八十年代,李光耀曾就婚嫁、教育等話題發表過一些爭議言論。

比如:「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一下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

再比如通過援引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以此來佐證精英群體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於後天的栽培」。

用大白話來翻譯,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總之就是更務實版本的血統論,精英生下來就是精英,所以精英們要多生娃。

因此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新加坡就開始搞全國性的分流,通過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此後每年再進行一次分班。以至於經歷了殘酷的分流後,階層固化的種子也在心裡早早種下。

但不論外界有何爭議,新加坡就這麼獨特的存活下來,而且越過越好,他的模式也被很多國家所關注:領導者的意志能有強力的灌輸,國有資本成為國家經濟的壓艙石,其他經濟領域又高度市場化,極具靈活性。

最重要的是,雖然國家小了點,但這種模式一步步把新加坡帶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想學習的人,不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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