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SGLT-2i和GLP-1RA,「糖尿病腎病」治療最新進展!

導讀:對於糖尿病腎病的治療,除了我們已經熟知的RAAS抑制劑、SGLT-2i和GLP-RA,未來可能還會有哪些藥物走進臨床呢?

糖尿病腎病——腎衰竭的重要病因

在世界多國,糖尿病腎病(DKD)是糖尿病患者進展為終末期腎臟病(ESKD)的主要病因,美國約為47%,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佔比60%以上。

糖尿病人群中會有很相當一部分發展為DKD,有研究對1型糖尿病(T1DM)患者進行了平均24年的隨訪,發現接受強化治療的患者中有23%會發生蛋白尿,接受常規治療的患者中有36%會發生蛋白尿;英國前瞻性糖尿病研究中,科研人員對T2DM(T2DM)患者進行了平均15年的隨訪,發現38%出現蛋白尿,28%出現腎功能損害。在一些區域性的研究中,糖尿病人群慢性腎臟病(CKD)的患病率在30%-80%。

由於DKD在臨床表現、組織病理學和進展速度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因此難以制定精準而又有效的治療策略。醫療界先前認為蛋白尿會先於腎功能下降,但最近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有些患者在未出現蛋白尿的情況下即可表現出腎功能不全。而其他併發症,如高血壓、肥胖和痛風也會影響DKD的臨床進程。

DKD的病理生理複雜且受到多因素影響,如代謝和血流動力學因素等,這些因素會誘導細胞內信號通路的激活、氧化應激、缺氧、自噬失調和表觀遺傳學改變,進而導致腎臟炎症和纖維化。近年來,兩類新型抗糖尿病藥物——鈉-葡萄糖共轉運體2(SGLT2)抑制劑和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受體激動劑因經證實具有額外的腎保護作用受到廣泛關注。除了這兩類藥物,未來會有哪些藥物可能走進臨床呢?

DKD的治療策略——現在與未來

圖1 DKD治療現狀和部分新型靶點

圖1 DKD治療現狀和部分新型靶點

1.RAAS抑制劑

RAAS抑制劑保護腎臟的主要機制是降低腎小球壓力和腎小球超濾,還可改善血管緊張素II誘導的氧化應激、炎症和纖維化。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控糖+控血壓(RAAS抑制劑如ACEi、ARB)」一直是臨床治療DKD的主要方法。RAAS抑制劑的有益作用在臨床試驗中得到證實,如Collaborative (卡託普利), RENAAL(洛沙坦)和IDNT(伊貝沙坦)等研究結果示對RAAS的阻斷降低了患者血清肌酐加倍風險以及死亡/ESKD的綜合結果。IRMA-2研究表明,經厄貝沙坦治療可顯著降低進展為臨床蛋白尿的速率。並且,腎臟預後的改善超出了降壓的作用,這點特別值得關注。

然而,ACEi或ARB的使用不能完全阻止疾病向ESKD的發展。有幾項研究探討了對RAAS更廣泛抑制(ACEi與ARB聯合)的潛在益處。與預期相反,雙重RAAS阻斷不能提供長期益處,反而會增加不良事件風險,如高鉀血癥和急性腎損傷。

2.第三代非甾體類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

近年來,另一種利用非甾體類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MRA)強化RAAS阻斷的方法引起了廣泛關注。這些第三代MRA(包括apararenone、esaxerenone和finerenone)與類固醇MRA(如螺內酯和依普利酮)相比,具有更好的選擇性和更高的抑制鹽皮質激素受體效力。不過,這些藥物可能與較低風險的高鉀血癥有關。

在一項2期臨床研究中,與安慰劑相比,在標準ACEi或ARB治療中添加esaxerenone可顯著降低UACR,儘管eGFR呈劑量依賴性下降,但在12周的治療期間,eGFR恢復到基線水平。

finerenone也被證明能以劑量依賴的方式減少蛋白尿。一項大型3期臨床試驗顯示,其可降低腎功能衰竭、eGFR持續下降或腎源性死亡的綜合風險。與安慰劑組相比,finerenone組的高鉀血癥發生率更高,但低於先前雙RAAS阻斷試驗(FIDELIO-DKD)中觀察到的高鉀血癥發生率。

3.SGLT2抑制劑

近年來,數種新型抗糖尿病藥物相繼問世,除外降糖,SGLT-2i和GLP-1RA還兼具腎臟保護作用。

EMPA‐REG OUTCOME研究表明,接受恩格列淨治療的T2DM患者,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顯著降低,且該藥也降低了腎病發生/惡化的風險。卡格列淨(CANVAS)和達格列淨(DECLARE-TIMI 58)相關研究也報道了類似的心血管和腎臟保護作用。CREDENCE研究主要評估了卡格列淨的腎臟結局,由於觀察到腎臟複合終點的壓倒性療效,該研究提前終止。

值得注意的是,SGLT-2i的有益作用並不僅限於DKD。

最近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DAPA-CKD)顯示,無論是否合併T2DM,達格列淨均可顯著降低CKD患者腎功能惡化/死亡風險。正在進行的EMPA-KIDNEY研究也在評估恩格列淨對CKD患者(有/無糖尿病)腎臟疾病進展和心血管死亡風險的影響。

4.GLP-1受體激動劑

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受體激動劑是另一類有可能預防糖尿病腎病的抗糖尿病藥物。GLP-1是一種腸促胰島素激素,在食物攝入時能夠刺激胰島素分泌,其類似物被用於T2DM的治療。

在LEADER和SUSTAIN-6兩項試驗中,接受利拉魯肽和索馬魯肽治療與較低的主要心血管事件或死亡風險相關,並觀察到次要腎臟終點的顯著下降(主要由新發持續性大量白蛋白尿風險降低所驅動),但在血清肌酐翻倍或ESKD風險降低方面未觀察到明顯獲益。

其他GLP-1RA也表現出類似的降低大量蛋白尿發生/發展的風險,對eGFR的影響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項針對合併中重度CKD的T2DM患者的臨床試驗表明,與甘精胰島素相比,接受度拉糖肽治療52周後,eGFR的下降幅度要小得多,目前進行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正在對其在eGFR下降、ESKD進展以及腎臟/心血管疾病死亡方面的長期影響進行評估。

5.Bardoxolone methyl

氧化應激在DKD的發病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科研人員對新型抗氧化、炎症調節藥物Bardoxolone methyl於DKD的治療效果進行了評估。其主要作用機制為激活Nrf2——一個普遍存在的轉錄因子,參與許多保護性基因的上游調節,有持續的抗炎作用,抑制NF-kB減少氧化應激的作用。

在一項納入20例T2DM合併CKD3-4期患者的2期臨床試驗中,Bardoxolone methyl表現出提升eGFR水平的獲益。不過,隨後進行的3期BEACON試驗(入組T2DM合併CKD4期患者),因Bardoxolone methyl組患者心血管事件發生率較高而提前終止。

然而,二次分析顯示,Bardoxolone methyl組發生心血管事件與基線B型利鈉肽(BNP)和心力衰竭住院這兩個危險因素有關;除去危險因素,Bardoxolone methyl組和安慰劑組心血管事件風險相似。

這一發現證明了對該藥進行謹慎的重新評估是正確的,並在日本再次進行了2期臨床試驗,本次研究同樣入組了T2DM合併3-4期CKD的患者,但排除了基線BNP高於200pg/m或有心血管病史的患者。結果顯示,經Bardoxolone methyl治療16周後,GFR明顯升高(以菊粉清除率測定),且未引起嚴重不良事件。目前正在進行一項3期研究,以評估Bardoxolone methy的長期安全性和有效性。

4.ET-1受體A拮抗劑(ET-1 receptor A antagonists)

ET‐1是一種主要由內皮細胞分泌的有效血管收縮肽,通過兩種受體——ET-A和ET-B發揮作用,糖尿病患者中ET-1的循環水平升高,可能與DKD的病理生理有關。

在一項臨床前研究中,ET-A受體拮抗劑被證明可於糖尿病大鼠中減少蛋白尿和改善腎小球硬化症。一項短期的概念驗證臨床研究也顯示,在標準RAAS阻斷劑中加入avosentan可降低DKD患者的蛋白尿。然而,在隨後的一項3期臨床試驗(ASCEND)中,因受試者出現液體超負荷導致心血管事件增加而提前終止。

儘管avosentan被認為是一種主要抑制ET-A受體的拮抗劑,但高濃度也可能阻斷ET-B受體,這可能解釋了ASCEND研究中觀察到的體液瀦留現象。同時也預示,低劑量的高選擇性ET-A受體拮抗劑在提供獲益同時可能不會引起嚴重的不良反應,於是科研人員選擇了atrasentan進行繼續探索。

新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納入211例T2DM合併DKD患者(已接受最大劑量的RAAS抑制劑)。正如預期的那樣,接受12周的atrasentan治療可使UACR降低約35%,且不會增加心血管事件。不過,儘管未達到統計學意義,但仍有很多患者由於液體瀦留相關事件中止了研究。

隨後進行的atrasentan(SONAR)3期臨床試驗入組了精心挑選的患者群體(目的是將心力衰竭的風險降至最低)。所有受試者在前4周服用atrasentan,UACR下降至少30%且無明顯液體瀦留的受試者接受隨機分組。在為期2.2年的隨訪中,atrasentan降低了主要腎臟終點(包括血清肌酐加倍和ESKD事件)的發生率。不過,atrasentan組受試者因心衰住院的比例更大。

未來,還需要進一步評估ET-1受體拮抗劑是否可以作為DKD的治療策略。

5.凋亡信號調節激酶(ASK)-1抑制劑

在DKD中,持續的氧化應激會導致ASK-1激活,隨後通過激活下游信號通路誘導凋亡、炎症和纖維化。DKD動物模型的研究證實,ASK1抑制劑的使用與降低UACR降低、減緩GFR降低速度和腎小球損傷的改善有關,這表明ASK-1抑制於DKD的治療潛力。

最近公佈的有關選擇性ASK1抑制劑——selonsertib的2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在治療的前4周,eGFR呈現出乎意料的下降,但在接下來的44周,與安慰劑組相比,selonsertib治療組eGFR的下降幅度更小。

目前進行的2b期研究,旨在評估selonsertib是否帶來延緩腎功能下降的長期獲益。

6.抗炎製劑

由於炎症是介導DKD進程的關鍵因素之一,抗炎干預措施也可以作為一種新穎的治療策略。己酮可可鹼是一種具有抗炎特性的甲基黃嘌呤衍生物和非特異性磷酸二酯酶抑制劑。經多項臨床研究證實,基於其抗蛋白尿作用,它在DKD中具有治療潛力。

2015年,有報道稱,在3-4期CKD的T2DM患者中,2年的己酮可可鹼治療加上標準RAAS阻滯劑可降低蛋白尿並減緩eGFR的下降。目前正在進行更大規模的隨機臨床試驗,以闡明己酮可可鹼是否能延長ESKD的發病時間,減少與腎臟原因相關的死亡。

7.足細胞組蛋白修飾

組蛋白是控制基因表達,影響細胞分化的重要因子,在腎小球組織形成中也發揮重要作用。201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組蛋白修飾可能會影響腎小球疾病易感性。研究者稱,組蛋白3賴氨酸27三甲基化(H3K27me3)可抑制Notch基因,減輕腎小球損傷。

而DKD患者腎組織中H3K27me3水平比健康人群腎臟組織低。使用新型藥物GSK-J4(抑制H3K27me3去甲基化酶)增加H3K27me3水平可減輕T2DM小鼠白蛋白尿和DKD病變。因此,表觀遺傳修飾是治療DKD的潛在治療方法,但在人體中是否安全和有效仍有待商榷。

參考資料:

[1]Mai Sugahara,Wai Lun Will Pak,Tetsuhiro Tanaka,et al.Update on diagnosis, pathophysiology, and management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J].NEPHROLOGY.2021.https://doi.org/10.1111/nep.13860

[2]Pergola PE,Raskin P,Toto RD,et al.Bardoxolone methyl and kidney function in CKD with type 2 diabetes.N Engl J Med,2011,365(4):327-336.

[3]A promising outlook for diabetic kidney disease.Nat Rev Nephrol 2019 Feb;15(2):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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