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作家田村俊子的上海冒險

1

田村俊子(別名 佐藤露英、佐藤俊子,本名 佐藤とし)1884年4月25日出生於東京,在念小學時就顯得有些與眾不同,在耽讀翻譯偵探小說的同時,還專門去學習古典舞蹈和插花等。

從小聰穎過人,在中學時從一年級直接跳入三年級,並對文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自己嘗試著撰寫少女小說,還學習俳句的寫作。18歲時考入日本女子大學國文科,翌年拜當時極富盛名的小說家幸田露伴為師,成為正式的入門弟子。20歲時在《文藝俱樂部》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露分衣》,後來又以《絕望》去應徵《大阪朝日新聞》的懸賞小說,獲得了實際的一等獎,於是聲名鵲起,成為明治末期和大正年間受人們關注的女作家,她的成就也引起了中國文壇的注意。周作人在1943年底時回憶說:「在二十年前我們(指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引者注)編譯《現代日本小說集》的時候,序文中說及原來擬定而未及翻譯的幾家,即有佐藤女史在內,可是後來第二集不曾著手,所以終於沒有譯出。」1929年張資平翻譯出版了他的作品集《壓迫》。在此前後,她還常在每日派的文士劇以及東京座上演的《戶津川合戰》等中粉墨登臺,成了一個小有名氣的女演員。佐藤感情盈沛,除了與美國歸來的田村松魚成過婚外(一時也以田村俊子而出名,1914年影響甚大的《中央公論》6月號還出過「田村俊子論特輯」),還屢屢與其他男性墮入愛河。

田村俊子

田村俊子

1918年跟隨情人、曾是朝日新聞社社會部記者的鈴木悅前往加拿大,主要定居在溫哥華,並在1923年與鈴木正式結婚,在北美度過了將近18年的歲月。在北美時,受鈴木的影響,她的思想開始傾向於社會主義,關注婦女問題,曾出任當地工會組織的婦女部長,還在舊金山的《新世界新聞》上發表了《婦女的弱點》、《日本婦女的動作》、《婦女解放的先驅們》等文章。但她在北美的生活並不安定,在文學上,她幾乎處於在擱筆的狀態。

1936年3月底,她回到了闊別的祖國日本,與宮本百合子、佐多稻子等曾經的無產階級女作家交往頻繁,試圖重返日本文壇,也發表了一些作品。但很多人已經不記得當年曾經風靡一時的這位女作家了,她自己幾乎也沒有璀璨響亮的作品來回應文壇。倒是她對婦女問題還是一如既往的關注,在《婦人公論》等上發表了《話說世界女性的生活》、《對日本婦女運動的考察》等文章。

2

1938年12月,在日本國內難以獲得發展的佐藤,從中央公論社獲得了兩千日元的經費,以其特派員的身份,從福岡坐飛機前往上海,這一年她55歲。她準備在中國體驗一段生活後,撰寫一部相關的長篇小說,以此來正式復歸日本文壇。此前她與中國的因緣很淺,在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她幾乎沒怎麼接觸過中國。如今,大半個中國已經在日本人的實際統治之下,陸軍或海軍的報道部在鐵蹄橫行的同時,還試圖營造出一種日中親善的氣氛,來安撫和迷惑淪陷區的中國民眾。處於如此境地的佐藤,似乎也願意藉助軍部的力量,在自己關切的領域做點什麼。上海,正是她開啟與中國因緣的實際切入口。

在上海大場機場降落後不久,她就尋找各種機會來觀察在上海的中國勞動婦女的生活狀態。首先引起她興趣的是蘇州河上的女船民。這是一種在日本或北美從未遇見過的存在。

「外白渡橋下的蘇州河一帶,多的時候停著上百艘的運輸船。站在河岸上眺望他們的生活。男的大抵銜著香菸在與鄰船的人閒聊,或在船上無所事事,而女的則在忙於在河裡洗著什麼,或在編織漁網之類,上至彎腰弓背的的老太婆,下至十來歲的小姑娘,都在忙碌著。男的女的穿得都很破舊。在船上玩耍的孩子也都頭髮蓬亂,衣服汙舊,光著腳。船頂上晾著猶如破布一般的嬰兒的尿布。但是船內打掃收拾得很乾淨,桌子和鍋碗瓢盤等刷洗得乾乾淨淨掛在柱子上。即使生活貧窮,但與家務活相關的這些事,支那婦女是非常勤勞能幹的。」

上海百貨公司裡的女店員,雖然收入不高,但都打扮得精緻漂亮,「在日本百貨公司工作的女店員,一般都受男員工支配,顯得謹小慎微,而支那的女店員則都比較自由活潑,這是革命以後暫且得到解放的現代支那婦女在精神上顯出自我的一個表現吧。」她還去考察了在日本人經營的工廠內勞作的上海紡織女工,廠內採用晝夜兩班制,每個女工一天要奔忙12個小時,可謂相當辛勞,但她們的精神樣態卻顯得相當敏捷利索,「這一印象恐怕來自她們的服裝吧。雖然她們沒有像百貨公司女店員那樣燙著發,但都一律剪著短髮,身穿長褲,腳穿支那布鞋和襪子,上衣雖然洗得有些發舊,但都是短裝打扮,便於活動。在織布機前忙碌的是年輕的女工,看上去神情歡快。」

不過佐藤心裡明白,當時的中國人一般都不大喜歡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在蘇州河的外白渡橋上,如今成了佔領區合共共同租界的警戒線,日本的軍人在那裡站崗,來往的支那人必須持有許可證才可通行。」百貨公司的女店員對待日本男人態度冷淡,受過教育的知識婦女都不願意到日本人開的公司裡去工作,「她們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但對於象佐藤這樣的知識女性,不少中國女性還是表現出了友善的態度,她在揚州的一次婦女聚會上更是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於是她由衷地感慨道:「每逢我遇見支那婦女時,內心必定會油然充滿了親切的感覺。這種親切的感覺到底是自何處湧上來的,我沒有進行過勉強的分析,但猶如鏡面上映照出來她們的身影,在我內心深處盪漾著的淚泉中映照出了她們的憂愁。大概那種親切的感覺是從那裡湧現出來的吧。我所遇見的任何一位支那婦女,都讓人覺得她們比日本的婦女要來的率直真情。表面上所表現出來的,就說明了一切。而且她們都非常熱情。即便是握手,也是十分的有力。每個人都擁有自己明晰的個性,……我非常喜愛支那的婦女。感情越是不加掩飾,就越覺得容易親近,就彷彿有一種立即融入血液中的單純,這一點深深吸引了我吧。」在女權運動興盛的北美呆了十八年的佐藤,也許覺得經過了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的中國婦女,尤其是都市知識婦女,要比同時代的日本女性更容易感到親近,也更為欣賞吧。

後來她在南京、鎮江、揚州、杭州一帶作了考察旅行,還單獨在上海採訪了準備「還都」南京的汪精衛,汪與她大談自己對洪秀全的看法,並出示了許多自己舊日的詩作。此後經青島等地前往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多,但在事業上難以有所成就,不免內心感到苦悶,與佐藤有所交往的周作人回憶說:「民國二十八九年頃她到中國來,最初是在南京上海,中間曾來北京住過些時,我看見她就在那時候。她幾乎沒有什麼事做,覺得無聊,曾說想寫西太后的故事,又想教書,卻都沒有成功,這大概是民國三十年的事吧。」佐藤仍然想回到南方。1942年2月,她攜帶了朋友的介紹函,到南京會見了詩人草野心平。

草野心平也是一個稍稍有些傳奇性的人物。1903年5月12日出生於日本福島縣的草野,1921年1月懷著海外留學的強烈願望跟隨父親的友人來到廣州的教會學校嶺南大學求學,在大學裡結識了後來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維也納大學留學、建國後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和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的劉思慕(1904~1985)(嶺南大學期間名劉燧元),後來出任華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和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葉啟芳(1898~1975),以及去法國留學的著名詩人樑宗岱(1903~1983),當然也有後來成為革命活動家的廖香凝•廖承志姐弟和出任汪偽政府宣傳部長的林柏生(1902~1946)。在異國的校園中他成了一個詩人,曾出版了詩集《BATTA》、《踏青》和《919》。1925年,因躲避激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風潮,草野未及等到畢業就在7月匆匆回國,結束了他在廣州四年半的留學生涯。回到日本的草野,雖然也出版了幾本詩集,奠定了他在詩壇的地位,但僅憑寫詩是無法度日的,他不得不在東京開了一家烤雞肉串的店鋪以維持生計。1941年6月,處於潦倒之中的草野遇見了來日本訪問的已經出任汪偽政府宣傳部長的嶺南大學同學林柏生,林邀他來南京出任宣傳部的專員,草野自然知道汪精衛南京政府的性質,卻贊同他對日本的所謂和平路線,也可藉此擺脫自己的生活困境,於是欣然從命。

草野心平

草野心平

據草野回憶,佐藤一開始並未直接尋訪草野,「那時,她帶了元社會黨議員的介紹函來的。在把介紹函交給我之前的田村俊子,來到了宣傳部,直接會見了林柏生。於是林柏生的祕書來到我的房間,說是部長請你去一下。於是我在林柏生的房間裡第一次見到了田村,那時叫佐藤俊子吧。問了她各種問題,她說她已不想回到北京去了,想呆在南京或上海。可是在南京,並沒有可以供她謀生的合適的工作,於是向她介紹了名取洋之助。」佐藤向草野表述了自己想在促進中國婦女的自立進步方面能有所作為的願望,這與草野的想法也十分吻合,他想到了自己擔任顧問的由攝影家名取洋之助主持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於是將名取召到了南京,促成了兩人的相識。當名取與她談及準備出版一種面向中國女性的雜誌時,可謂正中她的下懷,當即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她本人也希望能去上海生活。於是名取邀請她來上海擔任雜誌的主編,並獲得了日本駐上海總領館「囑託」(即特約人員)的身份。

3

為籌備雜誌的出版,佐藤不久即坐火車前往上海,開始時居住在名取他們原先「國際報道工藝中華總局」所在地的皮亞斯公寓,後來遷居至北京路(現北京東路)157號的北京大樓。這是一幢具有巴洛克風格的紅磚建築(至今仍然倖存,外觀被修葺一新),總共四層,佐藤居住在四樓的17號房間,一直至她去世。在她病故後去其寓所整理遺物的草野這樣記述樓內的情形:「她住在四樓,樓內沒有電梯,昏暗的樓梯上結滿了蜘蛛網,隨處可見斑斑痰跡和紙屑,想起年過六旬的老太太每天要攀登這樣高的樓梯,一個人獨自做飯的情景,我心情再次黯然了。」

好在北京大樓距太平公司所在地的香港路很近,沿虎丘路向北,步行在五、六分鐘的距離。虎丘路原來叫博物院路,沿街矗立著一幢裝飾藝術派風格大樓,是原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華分會(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所在地,樓內四、五層是高兩層的大廳,原為博物院,故有此名,1943年改虎丘路至今。香港路117號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三樓,在佐藤創刊的女性雜誌誕生之前,其時已經設立了以室伏克拉拉(1918~1948)為主編的《新少年》雜誌編輯室和以三井為主體的《長江畫刊》編輯室。當然,這三人中,佐藤在文壇的資格是最老的了。

室伏克拉拉是日本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評論家室伏高信(1892~1970)的女兒,自幼穎悟,少女時期與一名有婦之夫的中文老師墮入愛河,纏綿悱惻的愛情雖然無果而終,卻由此培育了她對中國、尤其是中國文學的強烈興趣。為了排遣失戀的痛苦,同時滿足她的中國夢想,父親便託了草野,將女兒送到了南京,對於此事,草野有如下的回憶:「(得悉我將要去南京),室伏高信給了我一百日元。這是因為室伏克拉拉曾來東亞解放社來訪過我。克拉拉有去南京的願望。於是室伏就把我叫到了他在赤阪常用的會客處,向我透露了女兒想去南京的想法。如果去了的話,請我多多關照。」之後草野安排克拉拉在汪偽政府宣傳部內擔任一名文員,實際上這完全是一個閒職,克拉拉並無具體的事務要擔當,她的一個主要副業,倒是教授偽宣傳部長林柏生的妻子和女兒的日文,餘暇則自己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練習漢語口語,由於她的聰穎和努力,無論在聽說讀寫譯各個方面,中文都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其普通話發音之清晰準確,據說在一般的中國人之上。她試圖在南京去接觸中國的文壇,但南京原本就不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鎮,而此時稍有才華的作家大都離開了淪陷區。克拉拉不免感到寂寞。於是在1941年時,她離開南京來到了上海。雖然尚無確切的文獻依據,但估計草野將克拉拉介紹給名取的可能性極大。不久,她與1942年2月以朝日新聞社特派員的身份來到上海的林俊夫成了戀人,在雜誌的編輯之餘,她還熱衷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翻譯,1944年曾將張愛玲的小說《燼餘錄》翻譯成日文連載於當時在上海出版的最大的日文報紙《大陸新報》上。

經過大約兩個月的籌備,1942年5月15日,以佐藤為編輯者的中文女性雜誌《女聲》創刊號問世了。佐藤在編輯者中出現的名字是「左俊芝」,不容易使人聯想到日本人。在相當於發刊詞的《我們的第一聲》中說:

「《女聲》第一次和讀者見面,當然也是‘初試啼聲’的時候,不過在這沉寂已久的中國文壇,尤其是婦女的出版界——我們在很短時間內,想我們的第一聲能使每個讀者都認識本刊是‘獨一無二’的刊物,我們當然不敢武斷,然而,至少我們是不斷努力,要在這次第一聲之後,貢獻出許多不同的聲音,是我國婦女界得到真正崇高的地位。

‘女聲’兩字做我們刊物的一個名字,在這第一聲發出時,不能不有所說明,請大家認真的瞭解而隨時加以合作和指導,幫助我們完成創辦這個刊物的初衷。我們的《女聲》就是中國婦女界的聲——親切點說起來就是‘您們的聲’。‘女聲’含有三大意義:——(一)乃婦女呼聲(二)為婦女而聲(三)由婦女發聲。」

上文的執筆者,按常理應該是主編佐藤,但佐藤本人不諳中文,很有可能是克拉拉將日文稿翻譯成中文的,當然也有可能是其他通曉日文的中國人最後成文的。中文的表述,多少還有些生硬。創刊號上開設了「評論」「世界知識」「婦女與職業」「修養」「所見所聞」「衛生」「娛樂」「文藝」「家政」「戲劇與電影」等欄目,以後基本上也是這樣的格局。從最初的幾期來看,幾乎沒有政治色彩,較為出色的是「文藝」和「戲劇與電影」專欄,據當時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丁景唐的記述,文稿作者的許多人都與當時的中共地下黨有關,「根據黨的關於敵佔區的工作方針,自己不能辦刊物,就向敵偽辦的刊物或別的刊物投稿,楔入敵人宣傳陣地,在當時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寫一些有意義的文章。」

而長期協助佐藤編輯刊物、並與佐藤在北京大樓共同生活了一年零七個月的關露(1907~1982),就是潛伏在敵偽內部的中共黨員。出生于山西省右玉縣,原名胡壽楣的關露,16歲時到南京求學,1928年考入中央大學哲學系,不就轉入文學系,與後來成為小說家的歐陽山、張天翼等相識,開始學寫文學作品,1930年發表處女作《餘君》。後離開中央大學來到上海,在1932年加入了左聯和中國共產黨,參加實際的革命運動,同時撰寫詩歌和小說,她還是左翼作家葉紫(魯迅曾為他的小說《豐收》作序)加入中共的介紹人。1937年11月,上海淪陷。1939年關露在香港接受廖承志和潘漢年的指示,打入敵偽組織。1942年,關露又奉中共的指示進入《女聲》編輯部。關露是何時、如何進入《女聲》,又是經誰介紹認識佐藤的,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獻似乎都語焉不詳。不過從創刊號上即已刊登了關露撰寫的四篇文章(據丁景唐的回憶文,「芳君」「芳」和「藍」都是關露的筆名)來看,關露應該是與佐藤一起參與雜誌的創刊籌備的,此後也是在該雜誌上發表作品最多的作者之一,尤其是「戲劇與電影」專欄,大部分文章出自她的手筆。中共指派關露打入《女聲》的初衷,是期望通過具有左翼傾向的佐藤找尋到日本共產黨的線索,再經由日共來獲得相關的情報。但實際上日本共產黨在昭和初期經過了日本當局的連續嚴厲摧殘後,共產黨的領袖紛紛入獄並轉向,共產黨組織基本上也已全面瓦解。佐藤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傾向,但嚴格而言,她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也從未在組織上與日共發生過關係(有一種不確定的說法是她在北美時曾加入過加拿大共產黨),關於佐藤的政治態度,當年曾在上海與她有過較多交往的作家武田泰淳和阿部知二做過如此的評價。武田說:「我不知道她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否只是膚淺的表層,但我相信,如今依然留存在她內心的、一種憧憬般的東西,是真的。」阿部分析說:「在加拿大時她究竟有多積極地信奉共產主義,令人懷疑。到不如說是信奉一種廣義的社會主義吧。……我覺得,直至去世,在她身上,可謂同時混雜著感覺性的唯美主義和知性的社會思想吧。」不過,她在中國的活動,在經濟上始終得到了日本軍部的資助,也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她與日共有組織上的關係,因此關露不可能通過她來與基本上已不存在的日共發生關係。

關露

關露

關露作為華中代表於1943年8月往東京參加了由日本軍部主導、日本文學報國會主辦的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此次活動,據云是經中共黨組織批准的。佐藤推薦的可能性很大。關露在赴日前和在日期間,分別接受了上海日文報紙《大陸新報》和東京《朝日新聞》的採訪,表示佐藤俊子給她寫了很多介紹函,她期待與這些作家的會面,並表示很高興這次日本之旅能夠成行。歸國後她撰寫了《東京寄語》表述了自己的日本觀感:「東京的道路寬闊,行人稀少,樹木繁茂。跟上海相比,東京的樹木等於上海市的行人,東京的行人等於上海的樹木。總之,從東京的建築和市政上看去,日本是一個真正資本主義化的,進步的物質文明的國家,它的強勝是理所當然的。尤其是我感動過是,自我到日本以來,我不曾見過一個乞丐,在東京經過很多道路上我不曾見過一個警察。回想到躺在上海馬路上的我們,大批的小偷民眾,被巡捕抓著鞭打的民眾,我不禁流下眼淚來。我的多情而多難的祖國啊。」這裡顯然交雜著真實的感受。關露此後又寫了一篇《東京憶語:神經病態的日子》,寫自己患病時的種種臆想:「然後我立刻就想到中國,從岳飛想到崇禎皇帝,從崇禎又想到西太后,然後想到光緒,想到鴉片戰爭,最後想到袁世凱和我父母之邦的大片混亂的土地。」這裡是藉著自己的病態,為自己災難深重的祖國發出一聲悲愴的長嘆!此外關露還撰寫了《奈良的一夜》和《日本女作家印象》,都分別發表在當年的《新中國報》和《雜誌》上。

太平公司的背景是日本的軍部,《女聲》的實際出資者是海軍報道部,要在雜誌中完全褪去當時的政治宣傳色彩,第一齣資者不會願意,第二受制於人的編輯者也無法做到。《女聲》自第四期開始增加了一些介紹日本文化和民眾生活習俗或是採訪來上海訪問的日本文化人的文章,自第五期開始增設「國際新聞」專欄,從日本或汪偽當局的立場出發來報道時局政治或軍事形勢,如日本設置大東亞省和「南太平洋大海戰」、「南京政府全面收復租界」等新聞,與原本柔和軟綿的雜誌風格顯得頗不協調,直至1945年初,由於日本在對美戰場上連連失敗,汪偽當局本身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這樣的所謂新聞才逐漸稀落起來,最後消失了蹤影。1943年3~4月,日本的東寶歌舞團為慶賀所謂汪偽政府「還都」三週年而來南京上海演出時,《女聲》也圖文並茂地作了很大篇幅的報道,日本的戰爭電影在上海上映,也有隆重的推介,這些都令人感到特殊時期的異樣色彩,而不僅僅是一份純粹的女性雜誌。好在這樣的內容在總體上佔的比率並不大。

1943年12月下旬,曾是佐藤俊子小學時代的學弟、後來成了劇作家、在戰爭時期出任文學報國會戲劇部幹事長的久保田萬太郎(1899-1963)來上海考察中國戲劇,久保田此前與中國相交甚少,在上海亦無很多舊識,唯有佐藤俊子,是他昔日小學的同窗,在明治末年大正初期的文壇上彼此也有些扶助,此次在上海重逢,自然有些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佐藤俊子女士,就是往日的田村俊子女士,現在上海主編名曰《女聲》的華文婦女雜誌。那天她穿了長褲和毛皮的外套,聳著雙肩,即便在南京路的人流中行走也像個男的似的,精神抖擻,一點也看不出已經年過六旬了。與她一交談,還是以前那個‘什麼都不在乎’的作家,多情善感,與三十年前毫無兩樣,不禁使我大感驚訝。在美國待了二十年,在支那待了十年,還是無法融入當地的水土,是她頑強地不想融入吧。」「明治末年到大正時代,她以田村俊子的名字而活躍在文壇上,可謂家喻戶曉。不過對我而言,不僅是同時代的文人,而且還是此前淺草小學時期的學長,其親近程度就更是不同一般了。對於她來說恐怕也是這樣,當她知道了我到達上海之後,馬上就來看我,聖誕之日給我送來了一盆猩猩草,年末的29日又給我送來了水仙的切花。她見到我時,也許驀然想起了一時忘卻了的東京吧。」

因此,當新年前酒店的侍者將邀請住店客人元旦起的三日內品嚐屠蘇酒和年糕湯的鮮紅請柬放置在客房的桌子上時,久保田就在除夕之日打電話到《女聲》雜誌社,邀請佐藤俊子元旦早上一起來享用早餐並共迎新年。佐藤聞此也欣然前往。元旦清晨,久保田換上了全身的和服,這套行頭是來上海前河上徹太郎特意關照他的,說是與中國的文人正式見面時,應以此身的裝扮來顯示莊重,不意在元旦之日也用上了。「而佐藤也不再是往常的西式褲裝打扮,而變成了一襲深藍色的中式旗袍的左俊芝(佐藤作為《女聲》主編的中文名字)女士。」他們在八樓餐廳一個可以俯瞰黃浦江的靠窗的桌子佔了座,一邊眺望著雨雲飄過後閃爍著微光的江面,一邊同飲屠蘇酒,同食用黑漆木碗盛放的日式年糕湯,兩人的話題,說到了去世不久的文壇老將德田秋聲(1871~1943)和島崎藤村(1872~1943)以及劇作家和劇評家岡鬼太郎(1872~1943),這幾個人當年曾是他們初登文壇時的獎掖者,彼此不免唏噓不已,也有幾許或淡或濃的旅愁襲上心來。在上海期間,他也曾與佐藤一起到上海郊外出遊過一次。

1945年4月13日,陶晶孫在自己的寓所舉行晚餐會,邀請佐藤等一起來餐敘。8時左右佐藤辭出,坐黃包車沿北四川路回北京大樓,途徑崑山路口時,突然昏倒在車上,被路人送至附近的醫院,而佐藤則一直昏睡不醒,翌日早上人們自其手提包中發現太平出版印刷公司以及日本大使館等的聯繫地址,於是電話告知有關方面。身居南京的草野心平,17日從日本大使館那裡獲知佐藤病危的消息,其時他的家人已陸續返回日本,他將一個自東京來他家寄居的患病友人送到名取的家裡,一人坐夜車趕往上海,抵滬後才得知佐藤已於16日上午病故,當天即有她的葬禮。「葬禮在日中兩國友人的張羅下在虹口的本願寺舉行,規模盛大。在堆滿了花圈的現場,內山老人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笑說,我們若死了的話,恐怕就沒有這樣大的場面了,死得正逢其時呀。那時敗戰的預感已經在我們身邊迫近了。」葬禮的名義上是日本大使館、汪偽政府中央書報發行所和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共同舉辦的,生前,佐藤曾對將病逝的妻子安葬在上海靜安寺墓地的內山完造說,我死了後也幫我葬在上海,不料竟一語成讖。在停了一期之後的第4卷第1期上,陶晶孫、內山完造和草野心平等都發表了悼念文章,其中以關露所寫的《我與佐藤女士》情誼最為真切:

「我認識了她三年,和她在一起工作了三年,和她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七個月。人人說她怪脾氣,我以為只有像她這種怪脾氣,才是最近人情的人。一個沒有理想的人,就沒有追求,沒有追求就沒有失望,沒有失望,就沒有恨沒有怨。也沒有苦悶……

有理想的人,情形就相反。他們想得太多,愛得太多;愛得太多,恨得也就太多。而且,他們多愁善感,神經敏銳。他們對於生活苛求,對於世界也苛求,他們不以為世界是天生的。他們不滿意自己的生活,也不滿意別人的,替自己憂愁,也替別人憂愁。這種人生在現在的世界裡,非有怪脾氣不可!佐藤女士就是因為這樣而有了怪脾氣的人。她懂得愛;她愛花,她愛美,愛藝術,她愛兒童,愛朋友,愛自然,愛她的祖國,愛世界和人類。

她常常和我一起走在街上,看到一群骯髒的流浪孩子,她卻在他們的臉上發現了天真和純潔,她望望他們,笑一笑。孩子們走過去了,她又回過頭,笑一笑,像一個母親。……

她白日裡幹她的編輯工作,晚上回家做飯。早上,有太陽的時候,她站在看得見太陽的窗子面前洗衣服。」

冬天她在冰冷的水中淘米切菜,卻依然時時關心著同住的關露:「如果這時候我走進她的房去,她就會問我:‘你冷嗎?你有開水嗎?從我這裡夾些火去吧。’有時候,黃昏或晚上,她敲敲我的門,拿來一包糖果和一些配給的東西遞給我,我就知道,她是剛從外面回來。」

《女聲》

《女聲》

佐藤的這些側面,往往是那些泛泛之交的人所不瞭解的。關露的這些記述及對佐藤的評價,未必是非常時期的應景文字,多出自她的內心。1940年代與《女聲》關係密切的作家丁景唐回憶說:「據關露同志1980年告訴我,佐藤俊子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女作家,是她的真心朋友。」1980年,已是關露可以敞開心扉說真話的年代,「真心朋友」,確是她當時以及一生的內心感覺。佐藤病逝後,關露接手編了兩期,1945年7月出了最後一期。遺憾的是,關露雖在抗戰勝利後立即被中共黨組織轉移到了蘇北,1955年開始卻因「漢奸」嫌疑屢受審查並被捕入獄,直至她去世的1982年才獲得平反。

1961年,由草野心平題字的田村俊子文學碑在北鎌倉東慶寺內落成,同年設立田村俊子文學獎,1988年,三卷本的《田村俊子作品集》在東京出版。

(作者系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授權刊發,首發於《日語學習與研究》2015年第5期,註釋從略。)

撰文:徐靜波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