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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話
2020年整個2月，我都在為翻譯一本書而忙碌不堪。3月初，為了校對我的一部大學生活回憶錄書稿中關於母校和母系的史實，在美國南方的家中，我再次打開了南京大學編著的內容翔實的《南京大學史》。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兼好友冒榮是編寫組成員。此書於1992年5月出版，當年8月12日，冒榮把它贈予赴美留學後第一次回國探親的我。每次看到書的扉頁 「丁玖學友惠存」 幾個瀟灑的鋼筆字，都會勾起我對大學的懷念。
在《南京大學史》一書中，當我查閱到羅家倫校長30年代執掌中央大學的那幾頁，記憶深處即刻湧現出一個許多人可能聞所未聞的特殊年份：整整100年前的1920年！1920年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是中國知識婦女開始 「走進新時代」 的標誌性起點，也是我的母校在中國大學史中留下的閃光一頁。這一年已被我寫進了前述的書稿《南大數學77級》（注：該書將在2021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章《南大一瞥》之中。
為了交代清楚上下文背景材料，我引用書稿中提及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一段：
「1915年學成回國的郭秉文，隨同江（謙）校長參與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籌備活動。就任校長後,深受歐美教育思想薰陶的郭博士，在全國高等學校中首創了對學校行政管理的改革,他調動教職員工的積極性，設立了眾多各司其職的委員會。他民主建校，開中國高等教育教授治校之先河。他設立了教務處、事務處和訓育處，建成了八系八科，其中八係為國文系、英文系、哲學系、歷史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和地學系，八科指的是 「專修科」，如文理專修科和國文專修科。當時有人如此評價：‘南高諸所畫，頗異部章，而專科增設之多，尤為各高師所未見。’這時的南京高師,實際上已初具綜合性大學的規模，為國內高師之翹楚也。今日南京大學的女學生應該知道，南高師是中國第一個開放女禁的高等學校。1920年夏，南高師公開招收女生，報考者一百餘人，最後錄取八人，接受旁聽生五十餘人，而與南高師一起行動的北京大學，僅僅招收了幾名女旁聽生。難怪中央大學的畢業生吳健雄去美國留學時，本打算前往密西根大學，但一聽說那裡的一個學生中心，男生走大門，女生只能走邊門，頓時大怒，因為這甚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大學都見不到，於是她決定留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
去年3月8日，我為《知識分子》寫了一篇文章《「男尊女卑」從來都是個荒謬的命題》。在 「中國大學開放女禁」 百年紀念之際，我曾計劃等到下月完成翻譯工作後，喘一口氣，從容寫出一篇關於南京大學正式招收女大學生百年的紀念文章，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批8位正式錄取的女大學新生進校百年整的今夏紀念日發表出來。但是，讀了科學史名家劉鈍教授於婦女節當日發表在《知識分子》上的文章《牛頓的超級女粉絲：夏特萊侯爵夫人》以及筆名為 「淡豹」 的讀者在同一公眾號次日刊登的評論文章，還有眾多讀者留言，深感 「婦女與解放」 和 「愛情與死亡」 一樣，都是知識階層及普通百姓最有話要說的話題。於是，我決定加入知識分子讀者的大家庭，再次與《知識分子》一道，謳歌百年來 「婦女翻身解放」 的偉大實踐。
——寫於2020年3月11日星期一
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教授）
責編 | 李娟
如果把西方傳教士帶進的高等教育不算在內，中國公立高等教育最早出現在19世紀最後的十年間，包括1898年清朝政府建立的京師大學堂。像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最早大學一樣，在最初的數年內，中國女子是享受不到與男子同一個屋簷下獲得高等教育的權利的。到了20世紀，隨著時代的發展，女性要求得到高等教育的呼聲越來越高。由於近、現代西方文化與先進思想的引進和介紹，由於一波波留學東洋西洋的莘莘學子的學成和歸國，由於一批批致力於改造中國的志士仁人的出現和壯大，我國的高等教育也開始順應世界潮流，逐步走向現代化，包括女子教育的現代化。
首先是女子師範學堂的建立。最早的大概是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繼京師大學堂於10年後的1908年被創辦，1912年改名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925年再改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它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但是這些女子學校當時辦學的宗旨主要是培養小學教師，因而授課科目程度不是很高檔，遠非現代大學的教育模式。而那些開設真正大學課程最好的國立大學還是清一色男學生的天下。
到了上世紀20年代前夜，當時校園最具現代氣息的中國大學，比如由京師大學堂易名而來的北京大學以及很快將改名為東南大學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招收女生的時機成熟了，適應青年女子渴望走出家門、走進教室，接受高等教育的世界趨勢。這時，北大的校長是以「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教育理念而名垂千史的蔡元培先生，而南京高師的校長是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長期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的郭秉文先生。他們都是既飽蘸過傳統中國文化墨水、又經受過歐美自由平等現代教育思想洗禮的大教育家，把中國北方和東南的這兩所名校打造得風生水起，令人嚮往，執中國高等教育之牛耳。他們另一個共同的理念是大力提倡男女教育平等。
「五四」 運動也直接地促成了婦女教育的新篇章。1919年，乘 「五四」 運動之浩蕩春風，最先公開呼籲國立大學開放女禁的女子出現了，她的名字叫鄧春蘭，與北大同庚，家鄉是西部邊遠地區的青海省循化縣。春蘭之父受過高等教育，1909年於京師大學堂畢業後先後在青海和甘肅從事教育工作。開明的父親讓女兒讀到蘭州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當了省城的小學教師，但志向遠大的鄧春蘭想實現到真正的大學研習現代人文與科學的夢想。「五四」運動的當月中旬及下月，她先後給北大校長及報紙寫信，請求北大增設女生座位，允許女子進大學讀書，並表示自己願為先例。100年前的鄧春蘭女士因留下 「國立大學增女生席」 這一請求而載入中華史冊。她的《春蘭上蔡校長書》是這樣寫的：
「今閱貴校日刊，知先生在貧兒院演說，主張男女平等。我輩欲要求於國立大學增女生席，不於此時更待何時？春蘭願為全國女子開一先例，如蒙允准，即負笈來京，聯絡同志，正式呈請。」
由於5月初學生愛國運動後蔡元培有四個月不在北大，直到9月12日返校後他才讀到此信，馬上公開響應鄧女士的呼喊，贊同大學招收女生。已經共和了八年的中國，校內校外社會各界的進步輿論也大力支持 「開放女禁」，「女生進大學」 的勢頭已經不可阻擋。更有一名 「新青年一分子」 謝楚楨女士特地致函蔡校長，代表全國女界請求北京大學開放女禁。蔡元培遂於12月13日覆函，表示完全贊同在北大實行男女同校。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許全部來自江蘇的王蘭、奚湞、查曉園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聽，其中王蘭最早錄取，原因之一是她的弟弟王崑崙先於姐姐考入北大哲學系，近水樓臺先得月，直接去找校長，為在無錫家中無學可上的姐姐向校長申請讀書，而後者 「欣然準允」。他們之間的簡短對話很有趣，被回憶進當事人之一的紀念文章《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那時，我姐姐正因病失學在家，她很想進北大求學。我就去問蔡校長。蔡校長問我：‘她敢來嗎？’我說：‘她敢。’蔡校長說：‘可以讓她來試試。’這樣，她就成了北京大學第一個女生，這就開了男女同校的新風尚。」
100年後的今天，北京大學的校長大概不會這麼錄取一位學生的。敢找大學校長的王崑崙後來是國民黨中的左派和紅學家，1980年代擔任過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
1920年3月，北京大學又招收了包括鄧春蘭在內的另6名旁聽生，卻又全部屬於江蘇省外。其他5人的名字是貴州的楊壽璧，四川的趙懋芸、趙懋華姐妹，天津的韓恂華，以及安徽的程勤若，一樣都學文科。儘管當年秋季她們可能因 「技術原因」 不是被 「正式招生」 而依然掛著 「旁聽生」 的牌子，這九大巾幗英雄作為時代的弄潮兒，可以說是中國公立大學中的第一批女大學生。
上面關於北大首批錄取女生略帶輕鬆的敘述方式不要因之而誤導讀者，以為蔡元培校長首開女禁是順理成章、手到擒拿的一件小事。實際上，就像今天改變民眾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的非科學觀念極難一樣，100年前改變中國人 「男女授受不親」、「女子無才便是德」 的封建思想更加困難。要改變一切不合理的現狀，除了需要愚公移山堅定不移的毅力外，還要有科學行事聰明巧妙的動作。這就是為何越劇中的祝英臺需要女扮男裝才能說服員外父親，同意她外出讀書三年。然而她雖然與梁山伯同學擦出愛情的火花，卻無法推倒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那座萬噸大山。只有被郭沫若讚美為 「反抗封建是前驅，佳話傳千古」 的漢朝守寡才女卓文君，才能夠睿智地藐視其父的訓誡「女子從一而終，這是古禮」，而最終戰勝吃人的封建禮教，實現了與才子司馬相如的愛情歸宿，這是 「智取婚姻」 千古傳唱的佳例。
100年前，蔡元培面對的是守舊勢力根深蒂固的教育部甚至北洋政府，但是他有一套對付的方法，其中的一招可用他的一句妙語來說明：「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 這樣，他就能化險為夷，科學地、有邏輯性地避開了可能的大論戰與大沖突，成就了自己 「中國大學首開女禁第一人」 的歷史功績。希望我們有膽魄有創意的大學校長，在碰到官僚主義甚至封建主義的上司或機構時，也能學到蔡元培校長的這一手高招。
與北方的北京大學遙相呼應的南方的南京高師，開禁女生的步伐也邁得大走得快。1919年12月，和郭秉文一樣都是哥倫比亞大學胡適學兄的教務主任陶行知，在南高師第10次教務會議上正式提出了《規定女子旁聽法案》。他看到了中國女子高等教育 「最不發達」、「幾無上進之路」 的現實，認為大學不準男女同校 「更無道理」（當時南京的美國教會私立學府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已在1915年開學，它的畢業生吳貽芳留學美國獲得密西根大學生物學博士後歸來當了它的校長）。陶行知大力號召南高師「應破這一禁區」。他的提議得到校務會議的一致同意，學校決定1920年夏季正式招收女生。然而，封建落後思想氾濫的江蘇省議會，對此卻是 「一片喧囂」，甚至沒有放過洋、封建倫理道德思想濃厚的前任校長江謙，以及清朝末期的大狀元實業家張謇都反對這樣做。
然而，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云，「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新生的先進思想終於戰勝了醜陋的封建意識，加上於1917年在杜威門下拿到博士學位、「五四」運動後代理北大校長責職的蔣夢麟，以及新文學運動領袖之一的北大胡適教授，也如同40歲曾到德國留學過四年的蔡元培校長，強力支持郭秉文校長。許多本校教授和校外學者也聲援南高師的計劃做法。北大和南高師決定一致行動，終於使得這一「教育革命」成功實現。1920年夏，北大因故只收了幾位女旁聽生，而南高師則公開招生，最後在100多名報考女生中，正式錄取了8位，她們的名字是李今英、陳梅保、黃淑班、曹美恩、吳淑貞、韓明夷、倪亮、張佩英，其中6人在外語系，2人在教育系，畢業後大都在國內外從事教育。第一批女生的錄取率低得和恢復高考後第一屆77級高考統考的全國錄取率4.7%七不離八。這說明那一年，有潛在的多少年輕女高中生想進大學，就像1977年秋，全中國有多少的青年男女想進大學一個樣。
感謝傑出的教育家郭秉文校長以及陶行知教務主任的壯舉，南京大學的前身南京高師能與北京大學一道，讓這兩所中國南北頂尖高等學府，成為中國大學開放女禁的領頭羊。《南京大學史》的著作者們由此寫道：「南高師成為中國第一個招收女生的高等學校。」不過，如果我們引用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中的記載：「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指民國九年，即1920年）有幾名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並由此推理，這樣說可能更加合理：北京大學與南京大學是首開女禁的中國大學。
很快，中國其他的國立大學像一群羊般地跟著頭羊，紛紛開始招收女生，甚至形成了一股浪潮。幾年不到，大學畢業後，女孩子們甚至可以和男孩子們一樣遠渡重洋，留學歐美，修讀碩士甚至博士學位，學成歸國後，又開始培養一批新的少男少女大學生，然後良性循環，薪火相傳。那時，雖然普通中國民眾「男尊女卑」思想依然嚴重，但在知識界教育界，這種現象大為改觀，尤其在大學，甚至做得比許多歐美的大學好。
比如說，到了中央大學時代的30年代，物理系的畢業生吳健雄從南京去了上海做實驗，在研究所跟隨的導師顧靜薇女士就是密西根大學的博士。在顧博士的鼓勵和推薦下，吳健雄也被密西根大學物理系錄取攻讀高等學位。當時那所美國最老最好的公立大學之一，居然有幾百號中國人就讀，女生的比例估計也不會很小。只是因為在到達美國第一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稍事休整盤桓幾日時，偶然聽說她所前往的大學居然存在典型的「男尊女卑」現象，才毅然決定留在伯克利讀書。這改寫了歷史，後來的她成了南京大學史上最有名的校友之一。
100年前 「大學首開女禁」 的這段歷史，其意義甚至可以和清末民初中國男人的 「剪辨」 和中國婦女的「放足」相比。「剪辮」 與 「放足」 解放了身體，而女子讀大學則解放了大腦。自然它們都大大地進化了中國人的思維和潛能。
今天回顧這些現在看來似乎稀疏平常的 「陳年往事」，我們至少會得到如下的啟示：創造歷史或改變現狀都需要先進思想的大武裝和普世價值的新觀念。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能成為被人永遠銘記的大學校長，之所以能在歷史瞬間做出改變歷史的大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有一副消化吸收新觀點新世界的腸胃和大腦。當100年前的中國還在 「妻妾成群」 之時，男人壓迫女人成為普遍社會現象之日，他就和結髮妻子立下可以約束自己的《夫妻公約》，當妻子病故後將娶第二個妻子時，他提出五條要求，其中一條是 「丈夫死後妻子可以改嫁」，另一條是 「意見不合可以離婚」，又一次證明了對女子的尊重。他尊重婦女自律做人的個人操守，在大學校長的位置上，很自然地想到要為女子謀取和男子一樣的受教育、受高等教育的天賦權利。
歷史上出現鄧春蘭這一女中豪傑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她和吳健雄一樣都有一個尊重女子、重視子女教育的好父親。吳健雄的父親甚至在家鄉開辦了女子學校，給獨女不僅和兒子一樣取了來自 「英雄豪傑」 中一個字的名字，而且讓她在自己的學校讀到畢業後，小小年紀隻身去了蘇州讀中學，然後在上海的中國公學成了胡適校長最得意的學生。再後來在中央大學得到居里夫人的中國博士施士元教授的栽培，最後飛越太平洋，在欣欣向榮的美國物理重鎮接受了最好的研究生教育和科學訓練，為她日後被公認為「實驗物理女王」奠定了基礎。鄧春蘭後來雖然不及吳健雄有名，但她為那一代的青年女學生喊出了時代的最強音，所以她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了不起的女性。
100年來的變化實在巨大。即便在75年前，當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拒絕給女性終身教職時，至少中國的浙江大學就有了數學系的女正教授。事實上，吳健雄1940年獲得博士學位，留在伯克利做了兩年博士後研究，儘管成績卓著，卻也只能去一所沒有什麼研究氛圍的人文學院教書，大材小用。由於她大名鼎鼎的博士導師、諾貝爾獎得主勞倫斯的大力推薦，1944年她終於被普林斯頓大學僱傭了，職稱卻只是個講師，而且是打破了該校歷史記錄的「普林斯頓大學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女講師」。
相比之下，「東方劍橋」浙江大學數學系1936年的畢業生徐瑞雲，1941年在希臘人大數學家卡拉西奧多裡（Constantin Carathéodory, 1873-1950）門下拿到德國慕尼黑大學的博士學位，也打破了東方古國的一個記錄：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數學女博士。她的博士論文當年就發表在德國的數學期刊上，回國後即被聘為母校的副教授，教過的學生中有我讀南大數學系時的系主任葉彥謙教授。她翻譯的俄羅斯數學家那湯鬆（Isidor Natanson, 1906-1964）的名著《實變函數論》，大概是我那幾屆的數學生們大三時最愛啃也最難啃的課外讀物之一吧。徐瑞雲1946年晉升為正教授，年僅31歲。而那時被西方最強國家聘用、比她大三歲、早她一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吳健雄，卻連副教授還不是。
儘管是最讓科學家放心的世界級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1952年才開始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而直到她那使李政道和楊振寧榮獲當年諾貝爾獎的最偉大的實驗於1957年初完成後，也是等到我出生的那一年——1958年——終於被哥大提升為正教授。同時她又打破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另一個記錄——獲選為普林斯頓創校兩百年來第一位女榮譽博士。同一年她還當選為第一位華裔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然而，她的薪水一直偏低，低到70年代的新系主任 「看不下去了」 才將它 「大幅調高」。所以，美國對偉大的華人女科學家吳健雄是有虧欠的，不符合它那神聖的憲法保證。
我曾在為紀念吳健雄袁家騮百年冥誕而寫的拙文《物理世界的華人翹楚》中，這樣寫道：
「成名後的吳健雄經常被邀請就女性問題發表演講。對這個困惱人類幾千年的老問題，吳健雄有著切身的經歷和體驗，有甜蜜的，也有心酸的。前者因為她有理想的丈夫，後者與美國曆史相關。在中國，儘管孔聖人的斷言‘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影響了兩千年，但中華民國之後對女性的社會觀大為改觀，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毛澤東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讓婦女徹底解放。吳健雄對當時美國科學教育界對女性科學家頗為歧視的現實極為不滿，她1974年在哈佛獲獎演講中直言：‘西方世界在科技上是走在我們前面，但是在利用人的才智方面卻並未領先我們。’她這裡的‘我們’指的是‘中國’，而‘利用人的才智’則借代‘利用女子的才智’。
在更早十年麻省理工的‘婦女與科學專業’研討會上，她以這樣一句幽默之語開始講話：
‘我十分懷疑，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數學的表徵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難道也會對男性或者女性有著不同的偏好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的70年來，我國的女子教育事業繼續蒸蒸日上。我讀大學本科的那幾年，我班就有9名女生，以至於我情不自禁地在《南大數學77級》書中專列一章《不讓鬚眉》，細緻描述她們讀書生活的精彩故事。今天，中國的女大學生們甚至在數量上超過了男同學，更不用說女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了。整整120歲的鄧春蘭如果還活著，該是多麼興奮不已啊！畢竟，她是中國女子奮勇進大學的開路先鋒！
作者後記：
今天是南京大學校慶118週年日。謹以此文獻禮母校，祝她保持光榮！
2020年5月20日
製版編輯 | 皮皮魚
公眾號：知識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