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崇吉:從留美幼童到江海關副稅務司

清朝的海關造冊處位於上海,成立於1873 年,是中國可考最早的具有現代概念的官辦出版機構,也是最早開展書刊對外貿易的機構。作為留美幼童出身,後在哈佛大學學習,丁崇吉回國後曾經在海關造冊處工作,後擔任過江海關副稅務司。他曾經長期在上海工作與生活,但是了解他的人並不多。2017年10月,筆者曾到哈佛大學考察,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查詢到,外祖父鄧嗣禹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1938-1942年),撰寫的《哈佛大學中國留學生簡史》文章。文中有許多文字介紹丁崇吉的背景,現參閱此文進行補充。

留美幼童的選拔與培訓

丁崇吉,字艗仙,1860年出生於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區,為第二批30名留美幼童之一。其父丁長綬以經營豆腐為生。丁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九人,丁崇吉排行第六,從小就比其他孩子聰明、好學。1872年,丁長綬因家中孩子多,生活比較困難,當他得知清政府要在寧波等地挑選留美學生時,認為六子與七子,丁崇吉和他的弟弟符合條件,就決定送他們到上海出洋局學習。但是,老七因不願意去,臨行前溜走,沒有成行。年僅12歲的丁崇吉,在父親的勸說下,通過考核測試之後,先到上海學習,後來加入到第二批留美幼童的行列中。

對於選拔留美幼童的條件,清政府一開始就制定了《挑選幼童赴泰西肄業章程》,容閎在他的自傳中,曾有過補充說明:

學生年齡,定為十二歲以上,十五歲以下,須身家清白,有殷實保證,體質經醫士檢驗,方為合格。考試科目為漢文之寫讀;其入學校已習英文者,則並須試驗其英文,應考及格,當先入預備學校,肄習中西文學,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國留學。當來出洋之先,學生之父兄須簽名於志願書,書中載明自願聽其子弟出洋留學15年,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災害,政府皆不負責。至於學生留學經費及出洋之服裝等,皆由政府出資供給。

從容閎的自傳回憶錄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到,當年清政府選派留美幼童的標準是非常嚴格的,從個人先天的體質,到後天的中英文基礎,從家庭出身到個人品行,都是在考核的範圍之中。同時,幼童在留美15年期間,如果「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災害,政府皆不負責。」因此,在此期間幼童也存在諸多不確定的隱患。

在19世紀70年代,中國處於閉關守舊的社會,學習西方文化是為人所鄙視的事情,出國留學更是前所未聞之舉。保守的社會風氣,加上選拔條件的苛刻,所存在的潛在風險,都為留美學生的選派設置了重重障礙。

當年,由於丁崇吉有幾個年長的哥哥,在上海跟隨他人做生意,對於外邊的世界有所了解,他們回鄉之後將挑選「聰明幼童」的訊息告訴其父。而作為廣東南海人,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知名度最高的京張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其父也是因為有一位在香港做事的譚姓鄰居回鄉,告訴他的父親詹興洪,力勸送子出洋學習。當時詹興洪猶豫不決,還希望詹天佑將來走科舉正途。經過這位見過世面的譚姓鄰居再三勸說,認為科舉之路最多是一個「鐵飯碗」,而出國留學則是一輩子的「金飯碗」,並以將女兒許配給詹天佑作為保證,詹興洪這才下定了決心,立下具結成行。

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溫秉忠,他是宋美齡的姨夫,由於有出國留美的經歷,回國後,他帶領宋氏三姐妹到美國接受教育,締造了宋氏家族之後的輝煌歷史。

有學者稱,這是留美幼童產生深遠影響的「遲滯效應」。

對於丁崇吉的家庭而言,符合「身家清白」的條件,經過體驗合格之後,1872年中旬,丁崇吉來到上海,在清政府設立的留洋預備學校(簡稱上海出洋局),進行了一年左右的中英文培訓。

作為第二批留美幼童,與丁崇吉同行的的李恩富,他於1887年在耶魯大學畢業。當年,26歲的李恩富撰寫的第一本書《我在中國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在美國波士頓出版,成為華人在美國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作品。當時,該書的出版對美國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成為後來美國華裔文學、留美幼童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通過閱讀這本書,許多人記住在李恩富的名字。在這本書中,他詳細記述了留洋預備學校情形:

幾天後,我被送到上海東路的留洋預備學校。我在那兒生活了整整一年,為將來的美國學習生活做準備。學校由政府出資建造,有一位正校長,一位副校長,兩名中文教師,兩名英文教師。教學樓很寬敞,是棟兩層小樓。大教室、圖書館、餐廳和廚房在一層。辦公室、會客室和宿舍在二層。教室兩端放著中文教師的八

仙桌,中間是學生的長方形課桌和凳子。

根據史料的記載與研究學者考證,出洋預備學校的「二層小樓」,地點在上海「二馬路、山東路路口」,與「外國墳山」比鄰。按照當今的漢口路(舊稱「二馬路」)和山東路路口,也就是在當前《解放日報》社址附近,仔細尋找基本可以肯定,預備學校的舊址,就是今天的黃浦區體育館。

2013年,福建教育出版社以中英文對照的形式,翻譯出版了李恩富的《我在中國的童年》,全書分為12章。作者以自己的生活軌跡為線索,以西方讀者喜聞樂見的寫作模式,採用富有文學趣味性的文字,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書寫,並介紹了留美幼童在行程中的許多細節。

2013年,中文版《我在中國的童年》

在上海預備學校招生時,校方還規定出洋的學生不僅要聰明,長相也要端正,因為他們代表著大清國的形象,不可有礙觀瞻。甚至於幼童的名字有不雅者、粗鄙者,也要責令其父母親屬先期改正。丁崇吉的字「艗仙」,就是後來更換的。如果將「艗仙」二字拆開,即為「益舟山人」,諧音為「一舟山人」,比喻「一個有益於舟山的丁姓人」。後來到美國學習時,廣東的同學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寧波丁」(Ningbo Ting)。

為了使他們抵達美國要顯示高貴的氣質,再加上準備長期留美,中國政府為幼童們準備了大批中國官式長袍及服裝。幼童們先向上海道臺告別,再去拜訪美國駐滬領事。然後大家像一位幼童在日記中所寫:「懷著沉重心情,向岸上落淚的雙親及微笑的朋友告別」。1873年6月12日,由黃勝率領,丁崇吉隨同其他29名幼童,由上海乘船踏上了美國的征途。

美國行程中的喜與驚

有一位叫祁兆熙的清朝小官,他曾經奉命護送第三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國,在那批30名幼童之中,還包括他12歲的兒子。細心的祁兆熙留下了一部《遊美洲日記》,成為記述幼童赴美行程的寶貴一手史料。在這本日記中,他繪聲繪色地記述了許多細節,把後人帶回到一個多世紀前,跨海旅途的往事之中:

在上海登船的頭一天晚上,天真的孩子們看到了「洋涇浜」上的蘇州河的位置。當他們看到延安路高架上面,帶著的「自來火燈」(煤氣燈)時,他們「簇簇勻排,盪漾波心」,快樂至極。起航的時候天矇矇亮,他們興沖沖地全部早起,觀看輪船駛出吳淞口碼頭的風景。

次日早晨,廣東籍居多的幼童們思飲茶,船上的僱工「應酬甚好」。但是孩子們未喝幾口,立即嘔吐,暈船又開始。這一整天「風雨連綿,暈船者飲薄粥而已。晚上12點時,顛簸又甚,諸生多啼哭,不得入睡」。但是,幼童們適應能力很強,經過十來天的航行,暈船者開始減少。每次遇到較大的風暴,祁兆熙等大人們還如同醉漢,可孩子們卻「嬉戲自得,毫無恐怖」感。

幼童們開始吃不慣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嚨痛的鹹西瓜皮搶吃的精光。但是航程剛剛過半,多半幼童已經習慣了吃牛排和牛奶麵包。早晨八點半,中午點半,晚上六點半,當用餐小鑼敲響,他們都會按時,並饒有興致地坐到餐桌的旁邊。

祁兆熙是一個十分盡職的官員,他發給每位幼童一本《太上感應篇》、《三訓合刊》,每天上午宣講。晚上則讓孩子們溫習「西書」,他對幼童們要求嚴格,有誤差者,就會被打手板。

第二批幼童由上海先到日本橫濱,停留四天之後,再換輪船「中國號」,經過30多天的行程到達舊金山。

「為到金山上岸光輝」,在輪船停靠舊金山之前,祁兆熙打開事先準備好的衣箱,讓幼童們按照大小號,換好上岸的衣服。那是一套嶄新、標準的清朝官服:「藍縐夾衫,醬色縐褂,緞靴。」

太平洋西岸的自然風光,摩天大樓的美麗景色,還有那個時代最時髦的事物,被稱作「fire-car」的火車,這些新事物都讓這批初次來到美國的幼童們心曠神怡,甚至有一種瞠目結舌之感。這些觀感,無疑使他們消除了一些對將來前途的憂慮與不安的情緒。

穿上清朝官服的丁崇吉(左3)與幼童合影

李恩富在書中,記述了他們初次踏上美國之後,對於西部城市舊金山的觀感:

舊金山徹底顛覆了我有限的想象力。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直入雲霄,姿態是那麼的雄偉,甚至優雅;火車站往來列車進出有序,迎來送往世界各地的人們,令我覺得好生神秘;至於煤氣、自來水、電鈴、電梯這些「摩登文明」,就更令我們驚奇興奮了。

而最讓幼童們感興趣的事,莫過於在日本第一次看到的火車。李恩富在書中描述到:「我實在不明白,什麼樣的車可以在那上面行走,而且是被‘火’推進著。直到後來,我親眼看到火車的廬山真面目,才恍然大悟。」。

第一次見到火車,顯然它不僅只滿足這些男孩子好奇的目光。6年後,他們中的一名男孩進入了耶魯大學的工程學院,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32年後,這名男孩主持了修建了聞名暇邇的中國京張鐵路,成為「中國鐵路之父」。他的名字就是家喻戶曉的留美幼童詹天佑。

1872年9月15日,在這批幼童到達舊金山的第二天,美國《紐約時報》就以「中國學生來到美國」為標題,針對於他們的情景,做過一次形象的報道:

昨天到達的三十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優秀的有才智的淑女與紳士,並且外表比從前到訪美國的同胞更加整潔。3位滿清官吏階層的監護人和他們同行。中國政府撥出100萬美元作為他們的教育經費。中國政府計劃每年選派30名學生前往這個國家。

美國《紐約時報》對於幼童的報導

這批身穿錦緞長袍,留著長辮子的大清國幼童,讓美國記者們分辨不清他們的真實性別。在一百多年前的舊金山,突然來了這麼一群著錦衣繡裳的少年,自然引得「觀者如雲」的場面。

從舊金山出發,他們用時七天,開始對於橫跨美洲大陸的火車旅行。

祁兆熙在日記中,也對當時美國火車的設置做了詳細的描述:火車的頭尾各有兩個火爐,各有兩個水盆,有廁所兩個。兩側是座位,上側還有可放倒的臥鋪位,之外也有臥鋪艙位,每艙四人,每人每宿要三到四美元。車上用的燈是洋蠟燭。還有可撐起,也可放下的小桌,供人們使用。

然而,這七天的火車旅行頗不寧靜。在今天的電視畫面上,美國人家喻戶曉的火車劫匪傑西·詹姆斯(Jesse James)兄弟,就是那個時代的「英雄」。當第二批幼童行進在橫跨美洲火車上時,真的和這夥匪徒相遇了。

「司機被謀殺,金條被搶劫!」在回憶錄中,幼童李恩富詳細描述了他們遭遇匪徒的經過:

正當我們新奇地透過車窗,欣賞著綿綿不盡的大草原時,火車突然急速後退,像撞在什麼東西上,後又突然往前,再退後,如此反覆好幾次。整個車廂劇烈晃動起來,乘客們都東倒西歪的。一片混亂,一片驚恐,一片哭叫聲。槍聲就是這時候響起的,「砰!砰!砰!」,立即有婦女和小孩嚇得哭了起來,我們所有的人也都驚慌失措地從座位上彈跳起來,透過車窗的亮光猜測槍聲的來源。當時所見嚇得我們頭髮都一根根豎立起來:只見兩個凶神惡煞的壯漢手持左輪手槍直向我們走來,距離我們只有10米左右。帶隊老師讓我們趕緊趴在地上。我們快嚇死了,趴在那裡直哆嗦。很顯然大家都在祈禱,不過祈求的都是中國的神靈。連老師們也在求神幫助。我聽見其中一個老師幾乎求了所有他所知道的神靈,從玉皇大帝到如來佛祖。

半個小時候之後,列車員過來了,他提著一個燈,說那些人是衝著金條來的,從打扮上看應屬於印度人。他們分頭行動,一小撮人控制乘客,一小撮人控制火車頭,殺害了火車司機後,就騎馬逃跑了。鐵路人員正派人到附近的電報房去,通過一種叫「電報」的東西,請求派另一位火車司機來。

直到這時,幼童們吊到嗓子眼的心才終於恢復了許多。李恩富後來在書中感慨地道:「總算沒有丟了我們的小命。」第二批留美幼童遭遇劫匪的事件,雖然有驚無險,但卻成為他們一生中不可磨滅的記憶。

在美國的學習與生活

經過七天的火車旅程,30名幼童們如期最終到達了,康州的首府哈德福德,容閎親自來迎接他們。不久,幼童們就被分配到康州兩岸的美國家庭中。這些家庭可以稱得上是新英格蘭地區條件最好的人家了。因為留美幼童是中美兩國政府批准支持的,所以他們寄宿的家庭,都是經過康州教育局精心挑選的好人家,這些美國人多數都是教師、醫師和律師職業。寄宿家庭不僅要照料他們的衣食住行,還要承擔他們的教育重任。

當年,一個美國家庭一般收養兩個孩子。兩位來自浙江定海的幼童,丁崇吉與王良登被分配到麻州的霍利約克(Holyoke)市,迪可曼(Dickeman)夫人家中。李恩富和容揆(容閎的侄子)一起被分配到,麻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市(Springfield),當地一位看起來最慈愛的女士,威爾麗(Vaille)太太家中。按照分解漢譯的方式,中國人給這座城市起了一個簡單、好聽的代名詞:春田。李恩富後來成為紐約中文報紙的編輯,在他的回憶錄在書中,記述當時的場景:

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春田城,一位慈祥的太太家,他趕著馬車來接我們。當我被介紹給她時,她就立即上來用胳膊環抱著我,親了我一下,弄得其他的男孩子都鬨堂大笑起來。我覺得特別尷尬,不知道該怎麼回應,臉立即「騰」的一下全紅了,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吻。

日後幾年,120名幼童分成四批,進入美國之後,全部分散在美國東部新英格蘭地區。1874年,中國政府授權容閎,在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城建造「幼童出洋肄業局」。這座宏偉的建築,前後歷經三年建造與裝修時間,後於1877年落成,耗資七萬五千美元,不僅可供辦公處所,並有教室、宿舍,以便幼童來哈城進修中文之用。容閎建立永久局址的本意,為使中國政府不會對留學計劃半途而廢,他希望幼童留學計劃在美國根深蒂固。

位於哈特福德城「幼童出洋肄業局」全景

1876年,丁崇吉進入麻州的霍利約克中學,學習完四年的課程,並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績畢業。在此期間,他愛上了一位名叫秀瑞(Jessie)的美國姑娘。雖然最後兩人並沒能成功喜結良緣,但是對於丁崇吉一生產生深刻的影響。晚年時,他為一位孫女所起的名字,就叫丁秀瑞,而英文名字直接就用Jessie稱呼,可見他對在美國時那份感情的眷戀之深。

經過四年的中學學習生活之後,1880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在19歲時考入哈佛大學,成為120人中,唯一進入哈佛學習的留美幼童。目前,哈佛大學檔案館裡,仍然保留著中國「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學登記卡,以及1909年編制的1884年校友紀念冊。

關於丁崇吉在哈佛大學一年學習情況,由於史料記載缺失,我們一時無從了解。但是,他曾到戈鯤化主持的中文學習班上學習過中文詩歌。戈鯤化在教育上對丁崇吉很嚴厲。但放學之後,他卻採用美國式入鄉隨俗的開放精神,邀請學生到他家做客。而丁崇吉也喜歡來老師家玩,時常輔導戈鯤化的兩個兒子,戈朋雲、戈恕兄弟的英語知識,並且成為好朋友。後來,丁崇吉回國,到上海海關任職時,還介紹戈鯤化的二兒子,戈恕到報關行工作。

清政府制定的留美幼童計劃,原定時限為15年,不料到1881年進行到第10年時,留美幼童全部被清政府強行召回,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美國政府允許日本留學生攻讀美國軍校,卻不給中國學生同等待遇。清政府原本希望,幼童能進入美國軍事院校的願望落空,導致清政府認為美國背信棄義,違反當年簽署協議的主要內容。

清政府強制撤回所有留學生的命令,並沒有讓全部幼童屈服。此時,詹天佑已經在耶魯大學完成本科學業;容揆和譚耀勳抗拒召回,留在耶魯大學完成了學業;李恩富和陸永泉則是暫時屈服被召回國,兩年之後尋求非官方的幫助,重新回到美國,讀完耶魯大學課程拿到了學位。

哈佛大學沒有遺忘,第一位在此就讀的中國幼童留學生。1936年,在哈佛建校300週年時,曾邀請他參加。由於丁崇吉未遠涉重洋趕去參加,後來哈佛校方曾寄給他12套,帶有哈佛特色的紀念物:一套咖啡杯和杯託,咖啡杯上面印有哈佛建校300週年紀念字樣,並帶有哈佛標誌性建築物和校訓。

擔任江海關副稅務司

丁崇吉回國後,先是在福州船政局,後被派往天津水師大沽口炮臺,在魚雷隊學習操縱魚雷,歷時4年。他曾經在魚雷隊擔任「把總」,自己稱領導過100餘人。在1885年,由於丁崇吉有兄長在上海經商的緣故,他來到了上海,在當地英文報紙《上海信使晚報》擔任採訪的新聞記者。在一次採訪中,他曾見到孫中山正在向群眾做宣傳革命思想的講演。

1885年下半年,25歲時經哈佛校友杜德維,向總稅務司赫德推薦,丁崇吉進入上海江海關,在此工作37年,直到退休。在此期間,他先後擔任造冊處副文案、辦事科科長等職。在海關任職期間,他曾上書給總稅務司,多次為華人員工爭取平等待遇。為進一步說明華員和洋員生活待遇懸殊的不合理性,他還詳盡地列舉在醫藥設備、房租津貼、病假、長假、旅費津貼、告退津貼等方面的不平等事實,以資證明。可以看出,他是經過大量調查,運用了他負責統計工作時所能接觸到的具體資料,才寫就這樣有說服力的「為民請命」書。

晚年的丁崇吉

20世紀最初的幾年,「留美幼童」的命運發生突變。曾幾何時,他們幾乎成了洋務運動的陪葬而被社會遺棄,現在烏雲裡忽然露出了陽光。1901年,當袁世凱在北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時,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美國研究學者稱,袁世凱多年來是一位變法維新者,但西方對中國全面政策的動向,他並不了解。基於此種困境,他不得不依仗對西方有全盤了解的留美人才。

1906年,清政府發佈敕令,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後任民國第一任總理的唐紹儀,被任命為「會辦稅務大臣」,這是他獲得的第二個「大臣」頭銜。中國稅務的重心在海關,此舉極大地震動了總攬海關大權,時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他深知唐紹儀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但是極力反對外國人」。為了挽救外籍稅務司制度的危機,重新取得清政府的信任,赫德頒發了一個通知,要求全國各稅務司:「嗣後如遇用人之際,再不可多用洋員,漫無限制。其洋員向來職掌,須陸續多派華員中之通英文者充當。」

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一個華人員工張福廷被任命為亞東海關署理稅務司,同時任用華人幫辦10人。1908年丁崇吉先是被任命為上海江海關代理海關副稅務司,後來被任命為副稅務司,以及首席幫辦等職務。直到1927年,丁崇吉退休時,中國海關再也沒有任命過一個華人擔任稅務司。

晚年時,丁崇吉喜歡同昔日的「幼童」們來往。因為「幼童」們定居在上海的人比較多,來往也比較勤。其中,容尚謙和鄺炳光在上海的居住地,距離丁崇吉家較近,更是丁家的常客。外地如有「幼童」來滬,如曾任民國首任總理的唐紹儀等人,大家就會在某個酒樓歡聚,然後拍照留念。

1936年在上海,丁崇吉(前排左2)與溫秉忠、唐紹儀、

周壽臣、吳仲賢(前排左起)等人合影。

在上第海關退休後,丁崇吉接任位於上海廣東路的「錦章」號公司經理。這家公司為丁氏家族合開,主要批發德國禮和洋行的縫衣針。「錦章」號還在家鄉與人合股經營,設在定海輪船碼頭的「錦昌」號貨棧,以及舟山的一家輪船公司,曾擁有過三條輪船。此外,丁崇吉還在上海市區擁有一部分房地產。

丁崇吉原有七個子女,1926年續絃之後,又有二個兒子出生。他曾先後將兩個兒子丁金生、丁聯生送到香港與美國學習。後來送上海交大畢業的侄兒,丁漢保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很可惜,他的兩個兒子均英年早逝。

晚年的丁崇吉,曾長期在上海靜安區新閘路1088號居住,這裡曾經是一套三橦小樓的花園洋房,靠近江海關總稅務司造冊處,目前是華商名邸,屬於上海市區的高級住宅。1942年丁崇吉在上海逝世,享年82歲。

作者簡介:

彭靖,香港國際商學院(上海教學中心)教授,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鄧嗣禹全集》主編,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入選者。曾任美國史丹佛大學特邀講座嘉賓,北大EMBA總裁班客座教授。現已在美國、中國出版《塵封的歷史》《家國萬里》等十餘部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