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您問起她安葬的地方」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巴金致信穆旦：
良錚先生：
謝謝您的來信。我幾次拿起筆想寫回信，可是腦子裡彷彿一團亂麻，不知道從哪裡寫起，現在還是如此。想來想去，我只能寫上面寫的那兩個字：謝謝。我想說的許多話都包括在它們裡面了。其他的我打算等到我的問題解決以後再寫。死者在病中還幾次談到您，還想找兩本書寄給您（《李白與杜甫》），後來書沒有買到，又想您也許用不著，也就沒有再提了。您問起她安葬的地方，我只能告訴您她的骨灰寄存處，那是龍華火葬場（漕溪路二一〇號）二樓六室八排四一七號四格。您將來過上海，去那裡，可以見到她的骨灰盒。我本來要把骨灰盒放在家裡，孩子們怕會影響大家的情緒，就存放在火葬場，三年後可以接回家來。至於一般的公墓，早已沒有了。
再一次謝謝您。祝
好！
李堯棠 十月廿七日
蕭珊女士
這封信見《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243頁）。信中的死者，陳蘊珍，即蕭珊。蕭珊一九一八年出生於浙江鄞縣，一九三六年因喜愛巴金小說而開始與巴金通訊，從而相識。一九四四年與巴金在貴陽結婚。五十年代蕭珊翻譯出版了屠格涅夫的《阿西婭》、《初戀》、普希金的《別爾金小說集》等作品。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因患癌症去世。
1972年8月巴金先生在上海龍華與蕭珊告別
巴金從一九七〇年春節後在上海奉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蕭珊病重時請假回家照料不被批准，直到蕭珊住進中山醫院，才得到「工宣隊」頭頭允許，在妻子最後的將近二十天裡看護陪伴。期間種種不堪，巴金在《懷念蕭珊》裡有痛切的敘述。
一九七二年二月，穆旦結束了在天津郊區大蘇莊五七幹校的勞改，回到南開大學圖書館繼續接受監督勞動，每天比別人早上班半小時，「自願」打掃廁所。
一九七一年底，穆旦和蕭珊恢復了中斷多年的聯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蕭珊已經是重病，還給穆旦寫信，感慨萬千：「我們真是分別得太久了。是啊，我的兒子已經有二十一歲了。少壯能幾時！生老病死就是自然界的現象，對你我也不例外，所以你也不必抱怨時間。但是十七年真是一個大數字，我拿起筆，不知寫些什麼……」（陳伯良《穆旦傳》，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112頁）
穆旦，1935至1937北平清華大學期間
穆旦，攝於湘黔滇旅行之後，1938年5月1日。1938年4月28日西南聯大步行團抵達雲南昆明
巴金蕭珊1937年攝於蘇州青陽港
蕭珊21歲，攝於昆明金殿，時在西南聯大就讀
二、「由於有人們的青春，便覺得充滿生命和快樂」
一九三九年，蕭珊考入已經遷至昆明的中山大學外文系，隨後轉入西南聯大，先在外文系就讀大約一年時間，後又改入歷史系。這個時期的穆旦，已經是顯示出卓越才華的聯大學生詩人。一九四〇年，穆旦畢業後留在外文系作助教，一九四二年二月參加中國遠征軍，赴緬甸抗擊日軍。蕭珊也在這一年暑假之後輟學離開昆明，到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辦事處協助巴金工作。
穆旦，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間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前攝於昆明
穆旦，1942年初至1946年10月間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時攝於重慶
穆旦，1949年3月攝於泰國曼谷朱拉博功大學，時任曼谷聯合國糧農組織譯員
1946年初蕭珊攝於重慶
蕭珊女士
西南聯大時期穆旦與蕭珊初識和交往，此後的抗戰歲月裡各自顛沛流離，偶有短暫的聚會。因為蕭珊，穆旦結識了巴金。一九四八年二月，穆旦的詩集《旗》，列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九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穆旦手跡
一九四八年三月，穆旦的女友周與良從上海起程赴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穆旦送行。逗留上海的一段時間，霞飛坊（後來的淮海坊）五十九號，巴金和蕭珊的家，成了穆旦度過許多愉快時光的地方。多年之後，一九七三年十月，穆旦給蕭珊的朋友楊苡寫信，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我在一九四八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時是多麼熱鬧呵。靳以和蘊珍，經常是互相逗笑，那時屋中很不講究，廚房是進口，又黑又煙燻，進到客室也是夠舊的，可是由於有人們的青春，便覺得充滿生命和快樂。汪曾祺，黃裳，王道乾，都到那裡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個沙龍。我還記得巷口賣餛飩，賣到夜晚十二點；下午還有賣油炸臭豆腐，我就曾買上樓，大家一吃。那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可是人呢？想起來不禁惆悵。現在如果黃裳再寫出這樣一篇文章來，那就更覺親切了。」（《穆旦詩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141頁）
1949年冬，巴金夫婦與女兒小林攝於上海霞飛坊59號寓所
多年以後，黃裳悼念巴金，寫出同樣親切的回憶：「女主人蕭珊好客，五十九號簡直成了一處沙龍。文藝界的朋友絡繹不斷，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為小字輩，我認識了不少前輩作家。所謂‘小字輩’，是指蕭珊西南聯大的一群同學，如穆旦、汪曾祺、劉北汜等。巴金工作忙，總躲在三樓臥室裡譯作，只在飯時才由蕭珊叫他下來。我們當面都稱他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後則叫他‘老巴’。‘小字輩’們有時請蕭珊出去看電影，坐DD’S，靳以就說我們是蕭珊的衛星。」（黃裳《傷逝——懷念巴金老人》，《珠還記幸》（修訂本），三聯書店，二〇〇六年，412頁）
穆旦與周與良，1949年12月23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小城Jacksoonville結婚照
1952年2月底，周與良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
穆旦，1952年與周與良周杲良在芝加哥大學校園裡
穆旦夫婦1952年12月離開芝加哥回國，在火車站與送行的同學朋友合影
三、穆旦的翻譯與平明出版社和蕭珊：「我們有一種共感，心的互通」
穆旦與蕭珊的交往，最重要的時期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一九五三年初，穆旦、周與良夫婦從美國學成歸來，途經上海，巴金、蕭珊在國際飯店宴請他們。巴金自一九四九年九月辭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務後，又於十二月主持了一個小型的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以出版世界文學的翻譯作品為主，尤其是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巴金自己翻譯的屠格涅夫、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很快就由平明社出版了多種。
穆旦在芝加哥大學期間苦讀俄語和俄羅斯文學，正準備翻譯俄羅斯及蘇聯文學，與平明出版社的傾向不謀而合，自然受到了巴金、蕭珊的熱情鼓勵。
穆旦翻譯的黃金時代，迅速來臨了。
1951年巴金一家攝於上海復興公園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文學概論》、《怎樣分析文學作品》出版；隨後又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了《文學發展過程》，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了《文學原理》。這四種文藝理論著作是蘇聯季摩菲耶夫所著《文學原理》的四部。
一九五四年四月，普希金的《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的俘虜》出版；十月，《歐根·奧涅金》出版；十二月，《普希金抒情詩集》出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加甫利頌》出版。詩人穆旦銷聲匿跡了，隱形之後化身為詩歌翻譯家查良錚；詩歌翻譯家查良錚，最初出現的時候，帶來的是流傳廣泛的普希金詩歌。
以上這些文藝理論著作和普希金作品，都是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平明出版社還出版了穆旦翻譯的《拜倫抒情詩選》，署名梁真。後來私營歸併公營，成立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又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穆旦翻譯的《波爾塔瓦》、《歐根·奧涅金》、《普希金抒情詩集》、《普希金抒情詩二集》、《拜倫抒情詩選》，一九五八年出版了《高加索的俘虜》、《加甫利頌》以及《別林斯基論文學》。
那麼，在穆旦的翻譯活動和翻譯作品的出版過程中，蕭珊起到了什麼作用？
首先要看看蕭珊為平明這個小型的出版社所做的工作。事實上，蕭珊是平明的義務編輯；而從蕭珊和巴金這一時期的通訊裡，我們可以看到具體的情形。譬如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的這一封（《家書——巴金蕭珊書信集》，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133頁），這個時候巴金第二次入朝鮮訪問，蕭珊告訴他：
我已開始為「平明」拉稿，王佐良有信來，他有意搞一點古典作品，我叫他先譯狄更司的Martin Chuzzlewit，薑桂儂也願意為平明搞一點古典作品，楊周翰、王還夫婦有意Swift，我就叫他們搞Gulliver’s Travels, Tale of a Tub兩書，你看如何？只是他們都很忙，都得明年交書了。他們說平明可以出「題目」，來些整套什麼，但出題目主要得有人，光出題目，沒有人來完成也是徒然，所以我還是讓他們自己出題目。你的意思如何？我把平明的出版方針給他們談過一下。我也叫王佐良拉稿了。
……
關於「平明」，你有什麼計劃，也請告訴我。
蕭珊向西南聯大出身的王佐良、楊周翰等拉稿，再自然不過了；而王佐良、楊周翰又都是穆旦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同學。對穆旦，蕭珊就不僅僅是「拉稿」這樣的關係了。
為了給穆旦翻譯的作品配圖，蕭珊寫信問巴金：「我們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沒有？查良錚已譯好一部，但沒有插圖。你能告訴我，我們的放在哪個書架嗎？」（《家書》，137頁）遠在朝鮮的巴金仔細地回覆說：「普希金集插圖本放在留聲機改裝的書櫃內，蓋子底下。」（《家書》，143頁）為了保證翻譯質量，蕭珊還特意請卞之琳看稿，「我請他把查譯的《波爾塔瓦》看了一遍，他覺得比得過一般譯詩，那末就夠了，我想再寄回去給查改一下。」（《家書》，140頁）
現在僅存兩封穆旦致蕭珊信，其中有翻譯的討論。穆旦信裡說：
譯詩，我或許把握多一點，但能否合乎理想，很難說。我的意思是：自己譯完後，再重改抄一遍，然後拿給你先看，不行再交給我改。我對於詩的翻譯，有些「偏執」，不願編輯先生們加以修改。自然，我自己先得鄭重其事：這一點我也已意會到。如果我不在這方面「顯出本事」，那就完了。你說對我要「苛求」，正可以加重我原有的感覺。我在上信中已和你討論譯什麼的問題。我有意把未來一本詩（十月底可以交稿，因為已有一部分早譯好的）叫做《波爾塔瓦及其他》，包括《波爾塔瓦》、《青銅騎士》，和其他一兩首後期作品，第二本叫做《高加索的囚徒》（也包含別的一些同時期的長詩在內），如果這樣，便不先譯《高加索的囚徒》這一首。你看怎樣？如果名叫《普希金長詩集》分一，二兩冊，甚至三冊四冊（這名字單調些），那似乎要分年代順序才合適，目前則不易辦到。
這是一九五三的一封信（《穆旦詩文集》第二卷，130頁），穆旦著手翻譯普希金之初，從工作方式到翻譯計劃，都在與蕭珊商量。
但更重要的，是兩個老朋友的「共感，心的互通」。這既在譯書和出版這樣的事業之內，又在這之外，也可以說超乎其上。對於那個時期的穆旦來說，這種「共感，心的互通」的重要性，無論怎麼估計都是不過分的。上引那封信的開頭，穆旦這樣寫：
使我感動的是，你居然發牢騷說我的信太冷淡平淡了。可見我們很不錯。你應該責備我。我為什麼這麼無味呢？我自己也在問自己。可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不知道，現在唯一和我通訊的人，在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這樣，你還覺得我太差嗎？我覺得我們有一種共感，心的互通。有些過去的朋友，好像在這條線上切斷了。我們雖然表面上這條線也在若有若無，但是你別在意，在心裡我卻是覺到互通的。尤其是在我感到外界整個很寂寞的時候，但也許是因為我太受到寂寞，於是連對「朋友」，也竟彷彿那麼枯索無味。也許是年紀大了，你的上一封信我看了自然心中有些感覺，但不說出也竟然可以，這自然不像年青人。你這麼傷心一下，我覺得——請原諒我這麼說——很高興，因為這證明一些東西。現在我也讓你知道，你是我心中最好的朋友。（同上，129—130頁）
這樣的老朋友，自然可以無話不談。一九五四年的一封信裡，穆旦就情緒十分低落地發牢騷道：
我這幾天氣悶是由於同學亂提意見，開會又要檢討個人主義，一禮拜要開三、四個下午的會。每到學期之末，反倒是特別難受的時候。過得很沒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結束算了。（同上，132頁）
同信談到平明出版社的前途，以及連在一起的自己的譯書的前景，心情更是黯然：
你提到平明要歸併到公營裡去，也很出我的意外，因為我想也許可以經過公私合營的階段，這自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對你，對我。至少由於你的力量，我得到了不少的幫助和便利，一變為公營，這些就要全沒有了，令人惋惜。對於巴先生和你來說，多少可以作為自己事業的依據是不是？但這既然是大勢所趨，也只好任由它去了。…
…
關於《奧涅金》，有你和巴先生在為力，我心中又感謝，又不安。還是讓事情自己走它的吧，如果非人力所可挽救，我是不會有什麼抱怨的。希望你也抱著這種態度：不必希望太高，免得失望太多。（同上，132頁）
下面的事，可能是穆旦不知道的。
一九五五年春天，楊苡從南京到上海來，靳以特意約她到家裡談話，除了說到胡風分子，又提到楊苡和蕭珊共同的朋友和同學，諄諄囑咐楊苡並讓楊苡轉告蕭珊，以後注意點兒。楊苡和蕭珊徹夜長談，卻引起爭辯，「特別是為了一個我們共同的好友，一個絕頂聰明、勤奮用功的才從美國回來誠心誠意想為祖國做點貢獻的詩人」，楊苡勸蕭珊不要忙著為他出書，蕭珊拒絕了。天快亮時兩個人不歡而散。這還沒完，送走楊苡後，蕭珊立即去找靳以，指責他的多慮。（楊苡《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號》，《文匯讀書週報》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
蕭珊要不要為穆旦出書的問題，不久也就不再是問題。首先是平明沒有了，自一九五六年起，穆旦譯著就分散到其他出版社，他信裡提到的蕭珊「和巴先生在為力」的《歐根·奧涅金》，重新翻譯的，一九五六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與袁可嘉等人合譯的《布萊克詩選》，一九五七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八年，他翻譯的《濟慈詩選》、雪萊詩集《雲雀》、《雪萊抒情詩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再接下來，不論是哪裡都不可能出穆旦的譯著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穆旦成為南開大學「反右」運動放出的「一顆衛星」，法院到校宣佈查良錚是「歷史反革命」，到學校圖書館實施監督勞動。
1962年，巴金一家在寓所
四、「終於使自己變成一個謎」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穆旦致信楊苡：
去年年底，我曾向陳蘊珍寫去第一封信，不料通訊半年，以她的去世而告終……蘊珍是我們的朋友，她是一個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給我留下不可彌補的損失。我想這種損失，對你說說，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個人的終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個，便少一個，終於使自己變成一個謎，沒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這樣一個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倫語）；而且也少了許多生之樂趣，因為人活著總有許多新鮮感覺願意向知己談一談，沒有這種可談之人，即生趣自然也減速。（《穆旦詩文集》第二卷，139頁）
一九五四年蕭珊買過一部《拜倫全集》，她曾經在給巴金的信裡還專門提過這本書，版本很好，有T.Moor等人的註解。她後來把這本書送給了穆旦。六十年代初，穆旦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開始偷偷翻譯拜倫的《唐璜》，到一九六五年譯完這部鉅著。文革被抄家，這部譯稿萬幸沒有被發現扔進火裡。蕭珊去世，穆旦為紀念亡友，埋頭補譯丟失的《唐璜》章節和註釋，修改舊譯。到一九七三年，《唐璜》全部整理、修改、註釋完成，寄往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譯者去世三年之後，這部譯著終於出版。
穆旦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寫了一首題為《友誼》的詩。他告訴同學和詩友杜運燮，詩的第二部分，「著重想到陳蘊珍」：
你永遠關閉了，不管多珍貴的記憶
曾經留在你栩栩生動的冊頁中，也不管生活這支筆正在寫下去，還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凍；
永遠關閉了，我再也無法跨進一步
到這冰冷的石門後漫步和休憩，去尋覓你溫煦的陽光，會心的微笑，不管我曾多年溝通這一片田園；
呵，永遠關閉了，嘆息也不能打開它，我的心靈投資的銀行已經關閉，留下貧窮的我，面對嚴厲的歲月，獨自回顧那已喪失的財富和自己。
五、巴先生與穆旦譯稿
一九七六年夏天，唐山大地震爆發，天津也受災嚴重。巴金致信穆旦，同時也給穆旦的友人杜運燮等去信，打聽穆旦的情況。「我等著平安的訊息。倘使方便，請寫幾句話來，讓我放心。」(《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245頁)
穆旦回信告訴巴金地震情況，他們在屋前搭了棚，晚間睡在棚內；又告訴巴金自己一月份騎車摔傷了右腿的股骨頸以至骨折，需用柺杖支撐才能走路。巴金回信，關心他的傷腿和翻譯：
得信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您摔傷的事。前幾天杜運燮來信說您告訴他，您的腿要動大手術，而且手術後還得靜養半年。我倒沒有想到這樣嚴重。希望您安心治病吧。運燮同志來信還說您已經做完了舊譯普希金抒情詩五〇〇首的修改工作，這倒是一件可喜的事，「四人幫」垮臺之後，普希金的詩有出版的希望了。我是這樣相信的。（同上，246頁）
十一月二十八日，穆旦回覆巴金談傷腿和翻譯：
我的腿是股骨頸骨折，開始是嵌插在一起，生長好，就不必動手術，可惜我耽誤了，沒有按照規定養，前一個多月照X 光，看到又裂一縫，因為這一裂紋，便不能用力，所以現在用拐支撐走路，必須進醫院開刀，釘釘子進去。現在又因地震不斷，醫院不收，必須等地不震才行，今冬明春是天津地震期，過了這個時期，也許可以住院。如果那時還不行，我想移地治療，也考慮去上海，那時再說了。現在不是臥床，而是在室內外和院內活動，只是變成用雙柺的瘸子。
在腿折後，我因有大量空閒，把舊譯普希金抒情詩加以修改整理，共弄出五百首，似較以前好一些，也去了些錯，韻律更工整些，若是有希望出版，還想再修改其他長詩。經您這樣一鼓勵，我的勁頭也增加了。因為普希金的詩我特別有感情，英國詩唸了那麼多，不如普希金迷人，越讀越有味，雖然是明白易懂的幾句話。還有普希金的傳記，我也想譯一本厚厚的。（《穆旦詩文集》第二卷，137頁）
轉過年，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準備傷腿手術的穆旦，突發心臟病去世。
巴金從巫寧坤信裡得知訊息，他回信說：「您告訴我良錚逝世的訊息，我覺得突然，也很難過。我只想到他的腿傷，聽說他打算今年春天來上海，還以為不久可以見到他。蘊珍去世的時候，他還來信安慰我。我常常想將來見到他，要向他傾吐感激之情。沒有想到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 (《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473頁)
不久，巴金又致信巫寧坤，關心穆旦譯稿：「關於良錚譯稿的事，我託人去問過北京的朋友，據說出版社可能接受，但出版期當在兩三年後。我已對良錚在上海的友人講過了。也介紹杜運燮同志去信打聽過。今後我如有機會去北京，我一定到出版社去催問。目前沒有別的辦法。」（同上，474頁）
在此期間巴金致信杜運燮，談穆旦譯稿事：「他去年來信中講起他這幾年重譯和校改了普希金、拜倫、雪萊的許多詩作，我知道他譯詩是花了不少功夫的，我也希望它們能早日出版。我還相信將來這些譯稿都會出版的，但是目前究竟怎樣決定，我一時也打聽不出來，不知道人文社管這一部分工作的人是誰，我也想找徐成時去問問。你說今年暑假打算去天津，幫助與良同志整理良錚的遺作，這是很好的事情。你說不認識出版界的人，我建議你必要時去信問問徐成時同志（他仍在新華社），他有朋友在人文社，我知道你過去和徐較熟。」（同上，468—469頁）
關心穆旦譯稿出版的巴金，他自己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只是有人來談過，可以說是在動了。」（同上，469頁）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復旦光華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