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大前天餓死了，妻子前天餓死了，孩子昨天餓死了。
帕特里克·馬圭爾，這個普通愛爾蘭家庭中僅剩的男人，在1848年，眼球凸出如金魚，胳膊細得似乾柴，也快餓死了。
◆ 帕特里克·馬圭爾是愛爾蘭詩人帕特里克·卡瓦納（Patrick Kavanagh，1905-1967）長詩《大饑荒》（The Great Hunger）中的主人公。本文前段的故事與《大饑荒》並不相同，只是借用了名字。圖為卡瓦納在都柏林的雕像。
圖片來源：Wikipedia
他上下半身各掛著一團黑膩的破爛布片，蜷縮在一堆髒亂乾草上，四周是用泥巴隨意蓋成的房屋牆壁。
屋子沒有窗戶，也沒有傢俱，只有一扇用粗細長短不一的木條組裝的腐朽木門敞開著，光從屋外照射進來，勉強讓屋內不那麼晦暗。
馬圭爾身旁是一堆早已乾燥到硬邦邦、不再散發出異味的豬糞。
在家中的豬還活著的日子裡，他們與豬共同住在這間房子中。豬糞散佈在各個角落，甚至一度堵塞了房門，臭氣熏天。
馬圭爾會鞭打不聽話的豬，而皮糙肉厚的豬卻只是滿不在乎地「哼哼」兩聲。
現在，那是只有在馬圭爾回憶裡才能出現的幸福場景。
早在幾個月前，家豬身上的每一塊肉，甚至每一滴血都早已被馬圭爾和家人吞進了肚子。
他幾乎沒有讀過任何書的大腦完全無法理解這一切究竟是怎麼了。
黑暗吞噬著他，馬圭爾在迷糊中翻了個身，下意識伸出手取了一個馬鈴薯。
整個馬鈴薯蜷縮著，看起來爛糟糟的，表皮呈現出菸灰般失去生命力的灰白色，散發著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味道。
◆ 1847年，一個正處在愛爾蘭大饑荒中的家庭，滿地馬鈴薯都已染病，無法食用。
畫師：丹尼爾·麥克唐納（Daniel MacDonald）
馬圭爾的鼻子不知道在何時已喪失對臭味的感知能力。他拿起馬鈴薯便往自己的嘴裡塞。
舌頭上的味蕾是他身上為數不多還活著的地方。
無法忍受的噁心感從口腔擴散到全身。他在將入口的土豆嘔出來之餘，似乎要把自己的靈魂也一同嘔出來。
咳嗽了兩聲後，馬圭爾安靜了下來，眼皮蓋上了渾濁的黃色眼珠。只有微微起伏的胸口才能顯露出他與屍體的一絲絲區別。
來自鄧多克（Dundalk）淒冷衰老的黑風在屋外吹起，外面的樹也是病樹，一條瘦骨嶙峋的瘸狗病懨懨地跛到了房門前，用力地嗅了嗅，雙眼看向了草堆上的那一團破爛。
狗回顧身後，坐在了門前，吐著舌頭，唾液從黑色的唇邊流下，拉著細絲落在地面。本來希望找一個安靜而乾淨的地方閉眼的狗，知道自己今天不用死了。
馬圭爾沒有看見狗，他昏昏進入了夢中。
在那裡，他划著一艘小船，帶著母親、妻子、孩子和一船堆成小山的健康飽滿的馬鈴薯，周圍是成百上千如同他們一樣划著小舟的愛爾蘭人，他們一起在朗朗笑聲中前往愛爾蘭西方的茵納斯弗利島。
◆ 愛爾蘭詩人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 – 1939）。葉芝在詩中曾提及茵納斯弗利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他在《茵納斯弗利島》中寫道「我就要動身走了，去茵納斯弗利島，/搭起一個小屋子，築起泥巴房；/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巢，/獨個兒住著，蔭陰下聽蜂群歌唱」（袁可嘉譯）。茵納斯弗利島代表著理想中的田園生活。圖為1903年的葉芝。
攝影師：愛麗絲·伯頓（Alice Boughton）
他們將開始沒有飢餓的新生活。
大饑荒
這是一則根據愛爾蘭大饑荒史料撰寫的故事。
19世紀40年代中期，因馬鈴薯歉收，愛爾蘭爆發了一場大饑荒。
從1845到1852年，愛爾蘭800多萬人口中，因飢餓死去的人口超過100萬，佔當時人口的1/8。
而那些不想等死的愛爾蘭人，有將近200萬人乘船逃亡到北美，成為後來人們口中的愛爾蘭移民。
愛爾蘭本土，失去了將近40%的人口。
這次大饑荒是一個分水嶺，將愛爾蘭的歷史分為「大饑荒前」和「大饑荒後」。
大饑荒永久地撕裂了曾經聯合在一起的兩個國家，改變了愛爾蘭和英國的歷史。
◆ 1847年，刊登在《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的愛爾蘭科克郡饑荒場景。
畫師：詹姆斯·馬霍尼（James Mahony）
造成這次馬鈴薯歉收的原因，是起源於1843年北美地區的晚疫病（不同於枯萎病），受到真菌感染的馬鈴薯，會在短時間內變黑、發黴，枯死。
晚疫病的傳染能力極強，已經被挖出來、貯存起來的馬鈴薯中，只要有一個染病，就意味著所有貯存的馬鈴薯都難逃厄運。
當時，一些有病的馬鈴薯隨著貨船從美國來到歐洲，在季風和昆蟲的傳播影響下，感染了整個歐洲。
◆ 感染了「晚疫病」的馬鈴薯會變黑、發黴，散發出惡臭，無法食用。
圖片來源：Wikipedia
遭受損失的國家可以列出一連串名單：比利時（85%損失）、荷蘭（70%損失）、德國（20%損失）、法國（20%損失）……
1845年的秋天，愛爾蘭大約有1/3的馬鈴薯因此蒙受損失。
可問題是，這麼多國家都受到巨大的損失，為什麼偏偏是愛爾蘭爆發如此可怕的大饑荒？
況且，愛爾蘭也不是第一次發生馬鈴薯歉收（1800年到1845年，愛爾蘭土豆歉收至少15次以上），為什麼偏偏是這一次引發瞭如此嚴重的後果？
造成這次慘劇的原因，說到底，都是人禍。
單一飲食結構
大饑荒之前，馬鈴薯是絕大多數愛爾蘭人幾乎唯一的主食，單一飲食結構風險高，一旦發生馬鈴薯歉收，便會容易爆發饑荒。
那麼，為什麼愛爾蘭人以馬鈴薯為單一主食？
是因為麵包不香嗎？
對於那時的愛爾蘭人來說，這是一個「何不食肉糜」的故事。
在馬鈴薯傳入歐洲之前的16、17世紀，愛爾蘭是一個受到英國入侵和欺負的天主教小國。
英國進行宗教改革之後，信奉國教的英國和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有很尖銳的宗教衝突。英國新教徒在愛爾蘭建立了許多莊園，佔有那裡的土地。
而在英國爆發內戰後，處死查理一世的克倫威爾率領軍隊佔領了愛爾蘭，為了填補戰爭導致的資金窟窿，克倫威爾沒收了愛爾蘭天主教徒將近1/3的土地給自己的部下。
從17世紀中期一直到1801年《聯合法案》（法案通過後，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組成了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通過前，愛爾蘭與其說是英格蘭和蘇格蘭的邦聯國，不如說是殖民地更加貼切。
1801年以前，愛爾蘭歸英國內閣所管，愛爾蘭人在已經步步走向現代化的英國國家體制內，是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
因為宗教身份，愛爾蘭天主教徒不能擔任公職和律師、不能和新教徒通婚（否則新教徒將喪失自己的土地）、不能從新教徒手裡繼承土地、不能自由購買土地、不能擁有超過一定時限的土地租期……
總而言之，只要你一天是天主教徒，就別想得到土地，只能做新教徒地主的佃農。
在靠天吃飯的年代，剝奪個人的土地所有權，無異於謀財害命。
對於擁有大量愛爾蘭土地的新教徒來說，愛爾蘭是個異教之地，地主們並不願意在這裡直接經營，而是選擇將土地租給愛爾蘭佃農，他們也因此被稱為在外地主。
這些土地因為是良田，面積大、租金不菲，加上地主常年不在，於是誕生了賺差價的中間商——類似於我們今天的房地產中介。他們向地主承包大塊土地後，分成小塊，轉租給佃農。
沒地又窮的佃農，面對高昂的租金，也租不起更大更好的土地，只能在小塊土地上耕種，靠著落後的農業，勉強續命。
而且，英國還規定，愛爾蘭人種植的穀物，只能出口到英國，不能跟其他國家進行自由貿易。這樣一來，英國的糧食價格被人為控制了，愛爾人就算有能力在小塊土地上種植其他價格更高的作物，也沒法通過自由買賣來換更多的錢，從而改善生活。
佃農與土地的關係，被束縛得非常緊。
在當時，如果一個愛爾蘭人想通過種植產量較低的傳統穀物（如小麥）來滿足三口之家的胃，就意味著土地的面積需要3到5英畝（1.2萬到2萬m²）。
愛爾蘭人想要養活自己，要麼自己種植單產更高的作物，要麼到城市工作獲得收入，用錢來買糧食。
對於大多數愛爾蘭人來說，這很困難。
一是那時尚未有單產更高的糧食可供選擇；二是去工作的人都是廉價勞動力，工資非常有限，加上英國糧食價格偏高，拼命工作也不一定能吃飽。
因而，17世紀中期以前的愛爾蘭人口長期維持在50萬左右，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直到馬鈴薯的傳入，解決了人口增長長期停滯的問題。
馬鈴薯單位產量要比穀物高得多，使得適齡青年只需要不到1英畝（約4000m²）的土地來種植馬鈴薯，便可以養家餬口。
年輕人結婚所需的土地面積得以縮小，攢錢換地的時間也被縮短。
◆ 愛爾蘭大饑荒前及後續的馬鈴薯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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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由於愛爾蘭人普遍生活貧困，年輕的愛爾蘭男女更希望通過早婚來尋找一個相互扶持的人，並且通過多生孩子來給家庭增添勞動力，從而實現家庭溫飽。
兩種因素相綜合，導致愛爾蘭青年的平均婚齡大大提前。在阿瑟·楊格（Arthur Young）的《阿瑟·楊格愛爾蘭遊記：1776-1779》（Arthur Young’s Tour In Ireland: 1776一1779）一書中，他分別寫道：
「馬鈴薯萬歲！」
「20個婦女裡有19個在12年中，每兩年生下一個小孩。」
婚齡的降低，刺進了人口的增加。
1660年，愛爾蘭只有50萬人口；
到了1688年，愛爾蘭人口便增長到了125萬；
再到1760年，愛爾蘭人口已有150萬；
在1841年，愛爾蘭人口在80年間猛漲到810萬；
而到了大饑荒即將來臨的1845年，愛爾蘭人口規模據估計已超過900萬。
自1660年至1845年，這185年間，愛爾蘭的人口增加了18倍。
可以說，馬鈴薯對愛爾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然而，成也馬鈴薯，敗也馬鈴薯。
◆ 大饑荒時悽慘的愛爾蘭人。
圖片來源：Britannica
三餐都吃富含維生素的馬鈴薯，成了大多數愛爾蘭家庭的標配，他們能以極低的成本來獲取每日的基本營養。
可人口的迅速增長，使愛爾蘭人越發依賴馬鈴薯，他們的飲食結構也愈發單一。
單一飲食結構的風險便在1845年的馬鈴薯歉收中徹底爆發。
長在地底下，儲存在倉庫裡的馬鈴薯，一旦有一個感染了晚疫病，其他的馬鈴薯都難逃厄運。
由於在之前，愛爾蘭就曾發生過多次馬鈴薯歉收，不過大多隻在短時間內對局部地區造成影響，受災者數量有限，沒有引起英國當局的重視。
但隨著捱餓的人越來越多，一些餓得發慌的愛爾蘭人，甚至會從貯存的馬鈴薯當中挑出一些表面看起來正常的馬鈴薯（實際上內部已經發黴），將它們放入鍋中用水進行蒸煮。
但真菌帶來的惡臭，會隨著蒸汽飄滿整個屋子，根本無法食用。
一個個愛爾蘭人，就此倒下。
失敗的賑災
既然馬鈴薯歉收，愛爾蘭人為什麼不進口其他食物來度過饑荒？
很簡單，政策不允許。
一方面，在1815年英國通過《穀物法》（Corn Laws）以前，英國不允許愛爾蘭人出口穀物到其他地方，只能賣給本土商人；
另一方面，《穀物法》通過後，更加明確限制廉價的穀物進口到英國本土後，美其名曰保護本土農民和地主的利益。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英國都在推行重商主義政策，限制進口，積極擴大出口以累積財富。
貿易順差，看起來很厲害是不是？
但這種貿易保護主義的成本，都被轉嫁給了平民老百姓。
要知道，地廣人稀的北美土地，穀物價格不知道比英國本土的便宜多少，可是因為有貿易保護，便宜的糧食進不來，老百姓只能在「一切都是為了你好」的口號中默默承受高糧價。
而且，本國糧食貴，沒有土地的佃農可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因為生產糧食的土地租金水漲船高，農民的生產成本也因此變得更高，這就是當時佃農的悲慘處境。
要是在承平時期，老百姓咬咬牙也就過去了。
但在愛爾蘭馬鈴薯大面積歉收之後，這就成了致命的問題。
如果沒有《穀物法》的限制，就算愛爾蘭馬鈴薯歉收，短期內，人們也可以通過進口比英國國內更便宜的糧食來餬口度日。
實際上，英國政府裡當時的確有人想過廢除《穀物法》。
1845年11月，首相羅伯特·皮爾（Sir Robert Peel）派英國科學委員會的兩位醫生林德利（Dr. Lindley）和佈雷菲爾（Dr. Playfair）來到愛爾蘭進行實地調查。
在報告中，兩位醫生稱：
「從收集到的證據來判斷……我們得出結論，事實上，愛爾蘭一半的馬鈴薯或者被毀滅或者不適合人們食用。此外，我們認為有義務告訴您，恐怕這個估計過低了……我們現在不得不加上這樣一個不幸的陳述……即最近的多雨天氣已經造成了更大的損害。」
調研報告確實起到了作用。
皮爾召開了內閣緊急會議，並通報了解決方案：
「取消對進口的阻礙因素，才是唯一有效的補救方法。」
◆ 羅伯特·皮爾（1788 – 1850），於1834-1835、1841-1846年間擔任英國首相，被視為史上最傑出的保守黨首相之一。
畫師：亨利·威廉·皮克斯吉爾（Henry William Pickersgill）
這等於是要廢除《穀物法》，並通過加強自由貿易，來救助愛爾蘭人以及日後的農業生產。
但廢除法案需要時間，尤其是在反對者不少的前提下。
議會里的人可以等，但愛爾蘭的農民可等不了。
與此同時，皮爾還實施了其他救助計劃。
（1）設立救助愛爾蘭委員會；
英國政府在都柏林設立委員會總部，在愛爾蘭各地方設立地方救濟委員會。總委員會和地區委員會籌款購買食物，然後轉賣給貧苦大眾。
委員會以各地地主為賑災救濟的核心，勸導地主為貧農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幫助愛爾蘭度過難關。
（2）通過購買救濟糧壓低糧價；
皮爾政府偷偷撥款10萬英鎊，從美國購買玉米運至愛爾蘭賣給當地的地主，通過地主賣給農民。因為英國人不做玉米貿易，這樣做就不會直接影響英國農民的利益。
（3）興建公共工程，提供就業崗位。
通過新建馬路、修建碼頭等公共工程，給無業的愛爾蘭人提供額外的就業機會和補助。
這些救助計劃，效果如何呢？
可以說，收效甚微。
其中，救助委員會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限制過嚴——必須對救濟對象加以區別。
救濟負責人倫道夫·勞思爵士（Sir Randolph Routh）表示：
「我們需要幫助那些窮人們，但是只能救助因馬鈴薯歉收陷入困境的人，而不是那些渴望得到食物的人。這兩者之間必須明確劃清界限。」
問題來了，在愛爾蘭這樣一個貧窮之地，如何區分兩者？
沒法區分。
救濟官員很快就發現：
「大家很難發現誰才是真正的，因近期減產而遭遇不幸的人；大家也不願意殘忍地揭露它，但卻又不得不強迫自己依命令列事。」
同時，政府計劃中「以各地地主為賑災救濟的核心」這一點也根本無法推動。
委員會在調查後發現，大多數愛爾蘭地主多並非是吝嗇，而是真的不算富裕。祖輩的驕奢淫逸和揮霍浪費，早已將財富揮霍一空，他們也只是勉力維持相對體面的生活，對窮苦佃農能提供的幫助比較有限。
換句話說，愛爾蘭的普遍貧困已經嚴重到了「地主家也沒有餘糧」的程度。
◆ 大饑荒期間，只有少數村民的愛爾蘭村莊。
圖片來源：Skibbereen Heritage Centre
而真正有錢的富豪商，普遍不承認愛爾蘭的饑荒問題，他們認為是新聞報道在欺騙他們，拒不捐獻錢財，委員會最終只收到了遠低於預期的賑災獻金。
不僅如此，由於政府害怕英國糧食價格波動，為了兜住糧食價格，限制委員會救濟糧，規定只能以高於市場價5%的價格出售救濟糧。
這就相當於，政府有糧食也不給直接救助，缺糧的人想買還得出比市場更高的價格。
要是人們能買得起市場上的糧食，還需要救助嗎？
但就是這樣的常識，也無法讓英國政府醒過來。
在救濟金不足的情況下，到了1846年，由於饑荒越發嚴重，委員會不再遵守規定，轉而低價向災民出售食物，甚至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免費發放。
1846年12月，救濟委員會花光了所有經費，再也無力救濟。
但這些都不是最清奇的救助思路，最絕的還是皮爾的10萬英鎊玉米計劃。
玉米本身具有兩個優勢：
一是價格優勢，它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主要糧食之一；
二是愛爾蘭人此前都吃馬鈴薯，基本沒有食用玉米的傳統，很少有商人會在愛爾蘭販賣玉米。
故而，引入玉米既能幫助災民，又不違反英國的貿易規則，在理論上是個一舉兩得的方法。
但在皮爾他們看來，政府不能直接用玉米救助捱餓的人，因為這樣會「擾亂市場」。這些玉米的作用，主要是用來維持價格平衡。
當市場價格漲幅過大時，政府便向市場投放玉米，控制價格。
◆ 玉米和馬鈴薯這兩種高產作物，對全世界的人口增長起到了巨大作用。
圖片來源：Gardening Know How
皮爾的玉米計劃，還需要將其磨成玉米麵，運到各地地主，等農民自己去出錢買。可在當時，愛爾蘭哪有什麼四通八達的路，光是運玉米粉就是一項大工程。
這就正好切中了皮爾救助計劃的第三條，興建公共工程。
不是沒公路嗎？那就讓沒錢的農民來修，這樣就可以掙到工資買玉米麵了。
於是，那些飢腸轆轆但還能出點力氣的愛爾蘭人，不得不忍著餓去參與公路修建。
可就算這些人真的掙到錢買到玉米麵，吃慣了馬鈴薯的愛爾蘭人還得現學怎麼用玉米麵來做吃的。
就算一時之間能填飽肚子，由於玉米麵不像馬鈴薯那樣富含維生素C，那些靠玉米麵維生的人，卻因此得了壞血病。
在整個大饑荒爆發的第一年，由於英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一面在源源不斷地出口，一面毫不含糊地打壓進口。
愛爾蘭人就生活在這樣的水深火熱之中。
◆ 都柏林紀念大饑荒的著名雕塑群。
圖片來源：Britannica
約翰·米歇爾（John Mitchel）在《征服愛爾蘭》（The Conquest of Ireland）中寫道：
「在整個饑荒時期，愛爾蘭實際上生產了足夠多供至少800-900萬人吃飽和穿暖的食物、羊毛和亞麻製品。」
可這些物品中，相當一部分都被出口了。
據計算，從1845年11月到1846年2月間，有25.8萬夸特小麥、70.1萬英擔大麥和100萬英擔燕麥（愛爾蘭以馬鈴薯種植為主，但仍存在傳統穀物種植）從愛爾蘭出口，總價值約100萬英鎊。
一位名叫科芬（Coffin）的愛爾蘭官員曾寫信給救濟委員會：
「向一個國家輸入物資，但同時又出口這些相同的物資是矛盾的。」
在1846年2月後，出口速度仍未減緩。
這並不奇怪，但凡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地方，出口的產品通常是國內消費不了的，而國內真正需要消費的，根本沒有渠道能買到。
賑災計劃的第三部分，「興建基礎設施，提供就業崗位」是各國面對災難的常規手段，不過通常成效不算好。
基礎設施的興建主要有兩部分：
（1）港口及碼頭建設；
（2）道路、土地排水系統和水利設施的修繕。
1846年3月，英國政府撥款後，將這項任務分派給了愛爾蘭公共工程局主持，地方救濟委員會協助完成。
荒誕的事隨之而來：愛爾蘭公共工程局起初只有一間簡陋的辦公室和三名員工。
提出申請的愛爾蘭人有多少呢？
難以計數，反正每個郡都有至少上萬人。
◆ 1846年，公共工程辦公廳外水洩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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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提出申請的窮人們擁擠在每一個可以登記的辦公廳，而地方委員會為了保證公平，會在統計後用廣播直接宣佈結果。
可以想見，最終形勢必然是亂成一鍋粥。
其次，任一公共工程的審核程序都極為冗長：
工程的建設計劃必須先得到三方許可：各郡檢查員、工程主管紐汀倫特爵士、愛爾蘭救濟委員會。
得到三方同意後，一名工程師會前往工程所在地進行勘察，完成做出詳細報告。
報告在經過委員會審核後，才會被髮往財政部，等待政府的批示。
這一過程往往要花費數月時間，因而很多饑民只能一邊餓著肚子，一邊等待著工作的機會，以便能領到工資和食物。
在天災面前，缺乏效率的官僚主義往往是可怕的人禍。
皮爾的一系列計劃都失敗了，他唯一的成功，便是在大饑荒的第二年，也就是1846年，推動議會廢除了《穀物法》。
◆ 《穀物法》（Corn Laws）是於1815至1846年間，英國強制實施的進口關稅法案。它規定國內穀物平均價格達到或超過某一限度時才可以進口食物，以保護英國農民及地主免受來自生產成本較低的外國進口穀物的競爭，核心目的是維護地主的利益。圖為1846年在倫敦舉行的反《穀物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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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皮爾本人，則因此得罪了不少議員，被踢出局，丟掉了首相的位置。
披著自由外衣的保護主義
如果說皮爾的計劃還只是收效甚微的話，那接下來的兩個人，則將愛爾蘭人推向了深淵。
由於他們為自己的政策打上了「自由市場」的口號，使得真正的自由市場原則被人們所誤解，成了政府幹預經濟所導致惡果的替罪羊。
皮爾下臺後，他的政敵以及支持《穀物法》的人們，便開始指責愛爾蘭人誇大了馬鈴薯歉收的嚴重性，並否認兩位醫生的實地報告。
再加上饑荒導致有一些愛爾蘭人走向街頭，或偷麵包，或毆打商人，這些行為逐漸演變成愛爾蘭人要造反叛亂的陰謀論，籠罩在英國上空，輿論反轉，原先受到同情的愛爾蘭人，成了英國人最討厭的人。
1846年，愛爾蘭馬鈴薯再次因為晚疫病歉收。
倒楣的愛爾蘭人，卻又遇到一個對他們有嚴重偏見的人來接管救助計劃。
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學生屈威廉（ Charles Trevelyan）。
和他的老師一樣，屈威廉對人口增長帶來的土地壓力抱有深深的恐懼，饑荒和戰爭成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唯一出路。
在屈威廉看來，馬鈴薯這種種幾個月就能有高產量的作物，居然還能歉收？愛爾蘭人之所以捱餓，需要救助，是因為他們又懶又壞。
如果繼續由政府救助愛爾蘭人，只會養成他們懶惰和依賴的習慣。
要拯救愛爾蘭人，就得讓他們變成真正的英國人，像英國人一樣依靠市場掙錢，養活自己。
於是，屈威廉下令，愛爾蘭各地的玉米麵糧倉，不得再以成本價賣給農民，而是以「市場價」銷售。
與此同時，雖然《穀物法》被廢除，但進口國外糧食的限制並不是立馬就對所有人生效的。
比如救助計劃裡的玉米麵，只能由英國人來賣，不能從國外進口。
此外，由於英國糧食的價格受到進口穀物的影響，糧食價格開始下降，加上工業發展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刺激了肉類市場的需求，許多地主將耕地改為農場，讓農民轉向養牛。
而那些被迫養牛的愛爾蘭人，也不能把牛賣到國外，只能出口到英國國內。
在《穀物法》廢除前後，不管種什麼養什麼，愛爾蘭人都沒有交換的自由。
這就是屈威廉口中的「自由市場」，一個以貿易管制，限制自由交易為前提的「市場」。
這樣的市場，本質其實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市場，是一個計劃為導向的市場。
但因為施政者為之批上了「自由」的外衣，其罪名就被嫁接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場頭上。
屈威廉的行政干預經濟，還體現在公共工程的修建上。皮爾時期的修建馬路，是按照日薪結算，但屈威廉卻要求愛爾蘭人進行績效領工資。
理論上，績效領工資是沒錯，前提是目標明確，能讓人出績效。可救助計劃裡的公共工程，完全是政府拍腦子出的方案，愛爾蘭人去修建的公路，根本沒有起點和終點，人們只是餓著肚子去幹活，以便能領到能換回玉米麵的錢而已。
承受饑荒的人越來越多，不知道誰修著修著公路就倒地不起。
屈威廉版的救助計劃裡，還將救助的義務轉移到地主頭上，要求地主們解決佃農的救助問題。
這下子可好，地主本身就沒有什麼餘糧，還要為佃農的生存買單，索性就把土地上的佃農給驅逐算了，這樣沒有了佃農，也就沒有分攤的任務了。
這一幕，是不是像極了20世紀以來的最低工資保障？
原先還能在工廠裡打工餬口的工人，因為政府規定最低工資保障，工廠為了減少成本，只能裁掉工人，這樣一來，失業的工人就會增加。
愛爾蘭大饑荒也是如此，因為政府把責任分到地主頭上，原先還有地可以種的佃農，一夜之間連地都沒有了。
許多農民成了乞丐，在城市乞討，或者到他們最厭惡的濟貧院裡寄居，哪怕得到一丁點兒吃的。
一位愛爾蘭科克郡的巡警說：
「人們看上去虛弱而且絕望。一位外地人驚愕於這些可憐人如何能找到食物……他們的衣服已經被當掉，被褥也賣了，他們只能睡在破布堆中。」
面對這樣的慘劇，政府還是無動於衷，繼續假借「自由市場」的名義為自己的不作為開脫。
倘若政府真的奉行的自由市場，那應當是政府在不該管的地方，諸如價格波動、市場進入等方面，不伸手去管，而在應該管的地方，諸如保護產權、保障公平競爭方面，做好管理。
但一個糟糕的政府，恰恰是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卻不去管。
平時限制自由競爭，實施行政壟斷，到了關鍵時刻，需要政府行使自己的義務時，卻順勢推鍋給市場。
愛爾蘭人就是這麼倒楣，因為他們在奇葩的救助計劃之外，還攤上了一個奇葩的領導人。
1846年7月，約翰·羅素上臺成為首相。
◆ 約翰·羅素（1792 – 1878），活躍於19世紀中期的英國輝格黨及自由黨政治家，曾於1846-1852、1865-1866年間任英國首相。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他的孫子。
攝影師：約翰·賈伯斯·埃德溫·梅奧爾（John Jabez Edwin Mayall）
羅素政府認為，要保護英國的貿易，穩定物價，所以當局不會再從國外進口任何糧食來賑濟愛爾蘭饑民。
1846年8月，羅素政府提出了兩條新的救濟方案：
（1）擴大公共工程建設規模，同時改革公共工程制度，加強財政部對公共工程局的監管，公共工程的費用由愛爾蘭各地區自行承擔。
（2）結束糧食發放，停止進口食物，進口糧食的任務交由私人貿易公司和批發商來承擔。
他們只會繼續開展公共工程，併為擔任工人的難民發放工資。
可見，羅素政府救濟的核心思路很簡單，就是一條——「順其自然」。
面對此種情況，愛爾蘭人除了絕望之外，什麼也做不了。
◆ 一對愛爾蘭母子正在發掘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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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愛爾蘭饑民不是不努力工作，而是根本沒有努力的條件和機會。
不過，現實很快給羅素政府上了一課。
公共工程在9月份開始改革後，之前工程局人手不足，辦公室擁擠不堪，工程手續繁雜冗長等問題基本沒有任何改善，且因為饑荒愈發嚴重，提出申請的人反倒更多，情況更亂。
另外，在沒有玉米平抑糧價後，糧食價格日益增長，然而公共工程的每日工資是固定的——不超過8便士。
這點工資完全不足以購買食物，一位科克郡的神父寫道：
「對於一個擁有大家庭的窮人來說，一天1先令（12便士），甚至1先令6便士用來購買玉米，等於什麼也沒有。」
馬鈴薯歉收，大部分饑民沒有工作，沒有食物，只能吃一切能吃的東西，盡全力活下去。
即便運氣相對較好，能在公共工程中就職，也拿不到足夠的收入來養活一家人。
在如此不堪的情況下，愛爾蘭人進入了1846年的冬天。
◆ 愛爾蘭受北大西洋暖流影響，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全年溫和溼潤，四季區別不明顯，年平均氣溫0℃到20℃，降水量在800-1000毫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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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愛爾蘭的冬季相對溫暖舒適，佃農們不用耕種，只要和家人在屋裡點一團篝火，稍微多穿一點就可以度過。
可倒楣的是，這個冬天格外寒冷漫長。
11月底之後，嚴寒、大雪和冰雨接連來襲。對愛爾蘭人來說，是真正的飢寒交迫。
這種打擊是毀滅性的。
有的人一覺睡過去，就不會再醒來了；
有的人穿著一身破爛，在寒風凜冽中鋪設馬路，只為了獲得幾個便士，能購買一點點吃的。
一位當時參與公共工程的工程師表示：
「作為一名工程師，我恥於為了自己一天的工資而分配給工人過少的工作；作為一個人，我為自己對工人要求過多而感到羞愧。」
◆ 19世紀的都柏林街道。這樣比較繁華的場景只能在愛爾蘭東部大城市看到，西部基本都是鄉村，除了貧窮還是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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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人死亡數量在冬季瘋狂飆升，臉被現實打成豬頭的羅素政府卻沒有放棄管制，羅素重申：
「把對人民供應食品的任務留給私人企業和正常貿易，將是一種更明智的做法。」
這就是政客的狡猾和虛偽，明明是在進口貿易管制，偏要拉上「自由市場」墊背。
不過為了遏制災情，政府還是更新了應對措施。
1847年1月，羅素向議會遞交了新的提案，由兩部分組成：
（1）提供種子貸款
向愛爾蘭地主們發放5萬英鎊的貸款，用於購買作物種子分配給農民種植。
（2）施粥
停止公共工程建設，改為成立「施粥救濟委員會」，實行《施粥法》，建立施粥站。在無需勞動的情況下，對全體愛爾蘭饑民提供免費配給。
發放種子，以恢復農業生產的作法並無問題。
施粥措施剛公佈的時候也贏得了各方歡呼，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施粥站的規定配額遠遠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
比如在西科克郡，按照《施粥法》規定，每天要發放1.4萬品脫（約8000升）的粥，如果加上一些私人慈善機構同時發放的1.4萬品脫，那麼一天總計施粥量為2.8萬品脫（約1.6萬升）。
◆ 施粥是常用的賑災方式，無論對於政府還是災民而言，都很划算。對於政府來說，施粥要比直接放糧成本低；對於災民來說，長期飢餓時，食用粥一類的流食要更容易消化吸收，不易出現腸胃問題。
圖片來源：dochara
看似不少的數量，其實每天只夠西科克郡10%的饑民食用。
而且，這些粥的質量低劣，米和水根本不成比例。西科克郡的官員比索普（Bishop）曾抱怨：
「他們為施粥忙得團團轉，而這粥卻提供不了人們營養。」
施粥的成效有限，羅素在1847年4月提交了又一方案——新的《濟貧法》。
羅素政府的原則始終是貿易管制，哪怕愛爾蘭人餓死得再多，也沒有改變這一點。
因此，政府在救濟的過程中堅持同一時期只能有一項救濟計劃實行，以防過度「擾亂」市場。
當《施粥法》出現時，公共工程建設就被取代了；而對《濟貧法》的改革，又將代替《施粥法》。
羅素政府希望擴大《濟貧法》的救濟範圍，將全愛爾蘭劃分為130個《濟貧法》聯盟，使相對健康的年輕災民也能被救濟。但政府不要干涉太多，要順其自然，將救濟災民的主體從政府轉移至愛爾蘭各地已有的濟貧院，由《濟貧法》聯盟來調配資源。
《濟貧法》聯盟及下屬濟貧院的經濟來源，則依靠《濟貧法》的督察員向各郡地主收取地方稅。
◆ 名為布里奇特·奧唐納（Bridget O’Donnell）的愛爾蘭母親和她兩個飢餓的孩子在1849年的畫像。
圖片來源：The Irish Story
在看到「收取地方稅」這五個字的時候，是不是就感覺這個計劃不靠譜？
後續的事實會證明——
你的感覺是對的。
前面提到過，愛爾蘭的地主比較貧窮。
大饑荒針對的不只是貧農，而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在這種時刻，要徵收比之前還高出10至50倍不等的地方稅來救濟饑民，完全不現實。
當濟貧官員前往各郡，比如梅奧郡、多尼戈爾郡（Donegal）或人口密集的克里郡（Kerry）準備勒令地主交錢時，驚奇地發現，地主都消失了，可供徵稅的土地所有者全都不見蹤影。
◆ 為了能接受救濟，數以百計的愛爾蘭饑民被指示在惡劣天氣中步行數英里，致使許多人死亡。這一事件被稱為「杜洛夫悲劇」（Doolough Tragedy）。圖為悲劇紀念碑。
圖片來源：Wikipedia
當時的一位勳爵克拉倫登（Clarendon）曾表示：
「地主要麼不住在這，要麼壓根就沒有地主。這兒的土地被分成無限小塊……對這些流動群體你又能做些什麼呢？難道你還想說把他們趕到地下，讓他們去死……但即便到了那邊，也必定還有一個屬於其靈魂的稅收。」
收不上地方稅，就意味著濟貧院沒有經費。濟貧院沒有經費，就意味著無法為饑民提供救濟。
事實上，濟貧院本來就不適合成為救濟的中心，它們大多早已在日復一日對貧民的救濟中負債累累。但《濟貧法》卻又要求濟貧院必須進行救濟，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濟貧院繼續借債運營，然後某一天被債務壓垮後關門大吉。
到了1848年中旬，馬鈴薯再次歉收，愛爾蘭已成人間地獄：
「今天早晨6點，本鎮出現了難以附加的悲慘場面。在這個大清早，兩艘漁船從柏哈芬運載240名形若鬼魂的人抵達碼頭。他們離開自己一貧如洗的家，來到濟貧院避難。我看到他們從上岸處就開始爬行……我看到他們拼命地爬向外面的大門；那些幸運者強佔位置抓緊大門的鐵欄，直到守衛前來收留這些飢腸轆轆的申請者。外面的災難並沒有就此結束……本濟貧法聯盟的資源就要耗盡，欠下了大筆債務。大臣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幻想愛爾蘭任何一個濟貧法聯盟能夠擁有足夠的養活貧民的資源。如果大臣們將我們視為同胞，願意將我們從死亡的邊緣拉回來的話，請刻不容緩地伸出援手吧……」（《科克記事報》1847年10月）
◆ 1848年，愛爾蘭災民已陷入徹底的絕望。
圖片來源：PBS
新《濟貧法》基本破產了，絕大多數慈善機構和救濟委員會都已經花光了所有資金。
「這個國家，總的來說已經被毀滅了，貧窮蔓延，沒有工作機會，儘管47年馬鈴薯獲得了豐收，但種植量嚴重不足。死屍躺在路邊的田野中或公路旁，那些徒步幾十英里來到濟貧院的人，被禁止入內，他們在大門旁死去。」（袁茜《1845-1849年愛爾蘭大饑荒研究》）
對英國賑災極度不滿的愛爾蘭青年黨在1848年曾試圖起義，但沒有成功，並招致了羅素政府的忿恨。
《泰晤士報》在1848年8月10日表示：
「近期愛爾蘭試圖起義的行為，給人民同情憐憫它創造了一個不好的氛圍。」
羅素和其他政府官員則認為：
「在1846年以後，我們已經預付了800萬英鎊，使愛爾蘭人在馬鈴薯歉收後能夠維持生活，並且告誡他們種植一些更加穩定和靠得住的農作物。結果卻使他們比過去更加依賴於馬鈴薯，而我們又再一次被欺騙了。我們怎麼能幫助這樣一個民族呢？沒有人會願意為一個導致相同結局的事情反覆花錢。」
羅素的話非常不負責任。
英國人未曾給愛爾蘭人平等的土地所有權，也沒有傳授過任何先進的農業種植技術，如果不種植馬鈴薯，改種其他作物，根本無法養活如此數量的愛爾蘭人。
失去了救濟的愛爾蘭在死亡的陰影中，走過了1848和1849年。
到了1850年，隨著人口的銳減和馬鈴薯病害的消退，愛爾蘭人終於蹣跚著走出了大饑荒這片陰雲。
然而，它給愛爾蘭乃至全世界帶來的影響，永遠無法抹滅。
愛爾蘭人
在整個愛爾蘭史上，大饑荒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沒有任何其他事情能與此相提並論。
它的重要性足以被寫進教科書。我們如果去查閱英美今天的中學歷史教材，都能找到關於愛爾蘭大饑荒的篇章。
不過對後世的愛爾蘭人來說，他們無法忘記在地獄中翻滾的五年，卻又不願意過多地揭開傷疤。
因為太過於痛苦了。
「愛爾蘭歷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如1845-1849年的大饑荒那樣對愛爾蘭民族在感情上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響。」（羅伯特·基《愛爾蘭史》）
大饑荒結束後的1851年人口統計，愛爾蘭本地人口已減少到650萬，與災前的800萬相比，少了200多萬人，人口數銳減25%。
◆ 1841-1851年間，愛爾蘭各地人口衰減比例。
圖片來源：Wikipedia
這20多萬人當中，有約100萬人死於飢餓和瘟疫，另有150萬人在絕望中懷著一絲希望，乘船離開了這片土地，前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求生。
留在愛爾蘭的人民空前團結，他們不再對英國政府抱有任何好感，開始進行比之前更加激烈的民族解放運動，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
1916年，都柏林爆發「復活節起義」，愛爾蘭和英國間的摩擦開始升級。
1919年，愛爾蘭獨立戰爭（英愛戰爭）全面爆發。戰爭持續到1921年結束，雙方代表簽訂了條約，除北方六郡（即北愛爾蘭）外，愛爾蘭獲准成立愛爾蘭自由邦，有合法的自治權，屬於英聯邦內的自治領。
◆ 《愛爾蘭獨立宣言》的檔案副本。
圖片來源：Wikipedia
1937年，愛爾蘭實行了新的憲法，正式確定國名「愛爾蘭」，成為有主權的君主立憲制獨立國家，但仍屬英聯邦成員。
1949年，愛爾蘭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共和國，自動退出了英聯邦。
至此，除了仍存在所屬紛爭的北愛爾蘭外，愛爾蘭已實現了全面的獨立和自主。
移民到北美的愛爾蘭人則開枝散葉，將愛爾蘭文化廣泛傳播開來。
19世紀中期，北美洲處於地廣人稀、缺少勞動力的狀態，移民非常方便，不用偷渡，也不需要簽證，只要有一張船票即可。
根據美國的人口統計：
在1846年（即大饑荒的第二年），移民到美國的愛爾蘭人有92484人；
1847年，人數幾乎翻了一番，達到196224人；
1848、1849和1850年，移民人數基本穩定，分別為173744人、204774人及206041人。
◆ 愛爾蘭人向移民北美的家人告別。
畫師：亨利·多伊爾（Henry Doyle）
這不到100萬愛爾蘭早期移民為美國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紐約的運河、波士頓的港口、巴爾的摩的鐵路、芝加哥的工廠、匹茲堡的煤礦，都能見到愛爾蘭工人的身影。
不過愛爾蘭移民融入美國的過程並不算順利。
由於天主教信仰和土俗的鄉村口音，美國東海岸城市的清教徒們對愛爾蘭人大多帶有敵意，瞧不起他們。
愛爾蘭移民在當時是粗俗和怪異的代名詞，「缺少教養」、「酗酒」、「賣淫」、「犯罪」是貼在他們身上的標籤。
房東會對愛爾蘭人敲詐勒索，僱主會對愛爾蘭人百般辱罵，在波士頓、費城、聖路易斯、新奧爾良等大城市，都發生過反愛爾蘭和反天主教的暴力衝突。
在這種環境中，貧窮的愛爾蘭人只能在各大城市角落中的貧民窟裡蝸居，以最底層的苦工和保姆身份謀生。
即便如此，他們面對的情況也比大饑荒時好上太多了。
1850年，愛爾蘭人於美國工作一天的平均工資是1美元，而在愛爾蘭只有8美分，前者是後者的12.5倍。
這使得無數愛爾蘭人體會到了愛爾蘭與美國在經濟上的懸殊差距。
他們省吃儉用，將多餘的錢財全部寄回國內，資助家人朋友。在1850到1900年的50年間，據估計約有2.6億美元通過郵寄的方式到達了愛爾蘭。
於是，越來越多的愛爾蘭人得知美國的情況後，選擇跨海移民，尋求新的生活。
截止1855年，共有約200萬愛爾蘭人踏上了美國的土地。
到了1921年，這一數字已超過800萬。
◆ 愛爾蘭裔與美國的黑幫文化也息息相關。電影《愛爾蘭人》便講述了一個愛爾蘭裔退休二戰老兵與戰後美國黑幫犯罪組織之間的故事。
導演：[美]馬丁·斯科塞斯
製片國家：美國
上映年份：2019
大量的愛爾蘭移民促進了美國社會的民族多元化，往這個「大熔爐」裡添了一把柴。同時，也使得天主教在美國獲得了一席之地。
虔誠的愛爾蘭人在美國大規模地建築天主教堂，將教堂視為社區生活的中心，同時積極參政。
愛爾蘭移民大多集中居住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城市，利用城市的相對人口優勢，一些愛爾蘭裔政治家從得到愛爾蘭人的選票，在某一地區從政開始，逐漸獲得更多人支持，成為重要政客，然後再反哺愛爾蘭人。
愛爾蘭人的地位不斷提高，甚至有當選總統的資格，著名的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便是愛爾蘭裔。
到了今天，他們已然是美國最重要的少數民族之一，平均的受教育水平、社會地位和收入都高於美國平均水準。
更重要的是，在融入美國的過程當中，愛爾蘭人沒有犧牲自己的核心文化，反而是讓自己的文化傳統在美國形成了氣候。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聖·帕特里克節（St. Patrick’s Day）。
◆ 為了紀念愛爾蘭的守護神聖·帕特里克，每年3月17日，愛爾蘭都會舉行聖·帕特里克節慶典。這一起源於5世紀末的節日已隨著愛爾蘭文化的散播，而流行於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愛爾蘭裔眾多的美國，遊行慶典的規模甚至比愛爾蘭本國還要大。
圖片來源：ABC7 New York
每年的3月17日，諸多美國大城市都會舉行大規模節日遊行，這已成為了一種新的傳統。在愛爾蘭裔眾多的芝加哥，人們甚至還會用蔬菜染料把河水染成綠色，以增加節日氣氛。
這些，都是愛爾蘭大饑荒帶來的影響。
它改變了一個民族的歷史進程，並影響了其他國家的後續發展。
英國在愛爾蘭大饑荒爆發後，廢除了《穀物法》，才真正逐漸實現自由貿易。
◆ 1830-1909年，英國進口穀物情況。
圖片來源：劉成《英國廢除《穀物法》芻議》，《史學集刊》（長春）2013年1期，第104～111頁。
英國進口的便宜糧食增加，降低了國內的糧食價格，受此影響的農民轉向城市，進入工業生產，加速了英國的城市化進程。
而英國出口的貨物，也與日俱增，貿易遍佈全球，大英帝國走向黃金時代。
回望歷史，不難發現，那些慘無人道的大饑荒，大多都是人禍導致的。
如果愛爾人的土地所有權能得到保護，他們就不會成為無地的佃農，也就不會依靠馬鈴薯為單一主食，也就不會在馬鈴薯歉收時遭到致命打擊；如果英國當時沒有進行貿易管制，廉價的糧食進口將能有效解決愛爾蘭人的吃飯問題；如果英國首相和救助計劃的實施者沒有加劇管制，見死不救，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人死去、逃亡……
歷史是沒有假設的，我們唯一可以學到的教訓，就是要學會甄別言說與行為的一致性。
看看那些嘴上說實施自由市場的人，到底有沒有進行貿易管制，有沒有保護私人產權，有沒有打壓自由交易？
要知道，多少行惡之事，假借了自由市場之名；
而多少自由市場的功勞，又被行政力量奪取。
經濟從來都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可一旦政治干預經濟，它便會成為政治問題。
而政治，往往是最狡猾的。■
參考資料
Cecil Woodham-Smith. The Great Hunger: Ireland 1845-1846, Hamish Hamilton. 1962.
Cormac 0 Grada. Black’47: Britain and the Famine Irish.Macmillan. 1998.
Eric L. Almquist. Pre-Famine Ireland and the Theory of 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1841 Censu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9, Vo1.39.
Timothy W. Guinnane. The Great Irish Famine and Population: The long View.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No.2.
[愛爾蘭]埃德蒙·柯蒂斯. 愛爾蘭史. 江蘇師範學院翻譯組（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74.
[英]彼得·格雷. 愛爾蘭大饑荒. 邵明、劉宇寧（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英]羅伯特·基. 愛爾蘭史. 潘興明（譯）. 東方出版中心. 2010.
卜風賢. 中西方災荒史：頻度及影響之比較. 經濟社會史評論. 2009,(00).
曹瑞臣. 愛爾蘭馬鈴薯大饑荒的警示. 世界環境. 2012,(04)
代曉敏. 談愛爾蘭大饑荒及其啟示. 科教導刊(中旬刊). 2011,(24).
段浩靜. 19世紀中期美國的愛爾蘭移民. 內蒙古大學. 2011.
李小均. 一曲回望天堂的牧歌——評葉芝的《茵內斯弗利湖島》. 山東外語教學. 2005,(05).
劉曉春. 簡評愛爾蘭詩人帕特里克·卡文納及其代表作《大饑荒》. 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1(06).
劉曉春. 卡文納長詩《大饑荒》中的反田園. 當代外國文學. 2007,(03).
蘇培培. 19世紀中期愛爾蘭天主教移民與英國主流群體的暴力衝突. 河南大學. 2013.
蘇昕.格萊斯頓與兩次愛爾蘭自治法案. 首都師範大學.2004.
王輝雲. 愛爾蘭的土豆、大饑荒和移民潮. 讀書. 2010,(08).
文偉、袁茜. 論1845-1849年愛爾蘭大饑荒對愛爾蘭經濟與人口結構蛻變的影響. 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05).
楊天虎. 1845-1852年愛爾蘭大饑荒的影響和啟示. 曲靖師範學院學報. 2013,32(04).
楊天虎. 愛爾蘭饑荒研究中三種史學觀點的評析. 社會科學家. 2012,(09).
楊天虎. 英國政府對19世紀中葉愛爾蘭大饑荒的對策研究. 南開大學. 2013.
袁茜. 1845-1849年愛爾蘭大饑荒研究. 湖南師範大學. 2008.
張箭. 馬鈴薯的主糧化進程——它在世界上的發展與傳播.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18,4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