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孫女王令之記述:祖父靜安先生與上海的記憶

我的祖父靜安先生(編者注: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人間、永觀、觀堂等)在國內外學術界留下了不同尋常的影響,他廣泛涉獵文學、美學、哲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文字音韻學、版本目錄學、敦煌學、西北邊疆地理學等諸多領域,著述宏豐,成就斐然。他死後沒有給我們留下財產,卻把他的學術貢獻留在人間,留給了人類文明的寶庫。

早在19世紀末,祖父來到上海。那時比我出生還早50多年,我沒有見過我的祖父。在這個祖父生活過的城市裡,我愛聽父輩述說我們家族在那些年代的故事,只覺得故事很平常,平常得出乎人們的想象,然而點點滴滴,彌足珍貴。

王國維像

王國維像

「泥城橋」旁的時務報館

祖父在上海的經歷分兩段。一是1898年他初到上海,開始他學術生涯的初始階段。他在時務報館工作、東文學社學習兩年半,其後往返於江浙滬之間。先是應張謇之聘,任教於通州師範學校,稍後在江蘇師範學堂任教。1906年以後離滬北上。二是1916年從日本京都回國,又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多。這時候的祖父,已經處於學術上的成熟期。祖父最後一次到上海是1926年9月26日,為我大伯潛明辦喪事。10月15日乘車離滬。過了7個多月,祖父在北京去世了。

清華大學校內的王國維紀念碑

清華大學校內的王國維紀念碑

1980年代我調回上海時,先在西藏路橋附近的一所電大分校教書。經常在西藏路橋附近等公交車,公交站牌上有「泥城橋」站名。曾祖父乃譽公日記記載,祖父初到上海的第一站,是在泥城橋堍附近的時務報館。泥城河有南、北、中三座木橋。1910年代,租界填泥城河為西藏路,那裡原先的橋拆除了。曾祖父提到的泥城橋堍,或指離報館較近的那座泥城橋。

泥城浜上的幾座泥城橋(1913)

泥城浜上的幾座泥城橋(1913)

我的曾祖父愛好讀書論學,金石書畫皆有造詣。他早年生活在兵荒馬亂之中,顛沛流離,遍嘗生活艱辛。他嚮往專心做學問的生活,可惜沒有良好的條件和機遇,於是把希望寄託在培養兒子成才上。

祖父離開海寧到上海打工和求學,曾祖父格外操心,親自送到上海。這件事曾祖父日記中記載很具體。1898年,時務報館書記許家惺因事離開報館。許家惺引薦祖父接替這份工作。1898年正月二十六,杭州方向開來的輪船停靠上海吳淞江自來水橋王升記碼頭。曾祖父和祖父下船後先到永保客棧小憩,然後乘人力車,前往泥城橋堍。報館就在今天的福建路福州路附近。

民國時期上海福州路

民國時期上海福州路

祖父初到上海,抓住了幾個很重要的機遇。第一個機遇就是進時務報館。時務報館給他安排的工作比較繁雜,都是一些校對、抄寫和代理寫信的事務性工作,薪水也比做同樣工作的人低。祖父原本為了生計和學業,躊躇滿志到上海,未想到工作和待遇不甚滿意。雖有不悅,結果還是堅持了下來。

《時務報》是維新派的重要媒體。祖父到報館時,梁啟超應譚嗣同邀請,已到湖南時務學堂任教。後來梁啟超和我祖父一起就職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為同事。

梁啟超離開《時務報》後,主筆職位空缺,汪康年主持工作,其弟汪詒年協助。報館有一位維新派人士康門弟子歐榘甲。歐公為人厚道。祖父初來乍到,他誠意相助,相談甚洽。祖父向歐榘甲多有請教,從中獲得教益。祖父在給曾祖父信中,講述了歐榘甲的為人為學。曾祖父記道:「靜師歐公,示以傳孔教、重民權、改制度。其行則曰'仁',曰'誠'。其書重六經《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學案》。」

時務報書影

《時務報》書影

東文學社與哲學

祖父的第二個機遇是進東文學社。當今以餐飲業出名的黃河路,飯店酒家櫛次鱗比,廣告招牌紅紅綠綠,令人眼花繚亂。我曾找到位於鳳陽路黃河路的梅福裡。這裡沒有居民知道100多年前的東文學社。但是這條有過東文學社的老弄堂還在,還叫梅福裡。當年梅福裡東文學社還是革命黨人唐才常等人組織的秘密機關,製造無煙火藥。後來學生多了,學社遷往製造局路桂塾裡。

梅福裡(作者攝於21世紀之初)

梅福裡(作者攝於21世紀之初)

祖父到上海除了謀生計,更要緊的是為了實現求學的願望。恰逢羅振玉先生和人合辦的東文學社開學,經報館經理汪康年及汪詒年同意,祖父每天下午到東文學社學習三小時,開始了半工半讀生活。

東文學社聘請日本教員數人,教授日文、英語和理科課程。入學社後,祖父有了系統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機會。除了每天在時務報館工作,下午趕往學社學習。祖父初到上海的日子過得很累,卻很充實。更重要的,有東文學社的學習機會,祖父才有可能在那裡遇到羅振玉先生,並得到他的賞識和提攜。這對他以後的治學和生活道路影響很大。祖父還從日本教師田崗嶺雲那裡知道了康德、叔本華,對西方哲學產生了興趣。

王國維(左)和羅振玉合影(1919年)

王國維(左)和羅振玉合影(1919年)

1901年歲末,由羅振玉資助,在日本教師藤田安排下,祖父實現了多年的留學夢。12月入東京物理學校,白天學習英語,晚上學習數理,但頗為幾何學所苦。不料到春天腳氣病發作,只得提前回國。

祖父身體嚴重缺乏維生素,腳氣病可能是營養不良引起的。他回到鹽官老家時,行走很不方便,曾祖父見了很心疼。祖父在家治療休養一段時間,稍有恢復,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編譯工作。1901年開始,祖父開啟了他「獨學」的階段。他說自己「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

祖父主編《教育世界》。1901年羅振玉創辦中國第一份教育專業期刊,祖父負責哲學、美學、教育學、心理學方面的編譯。並對雜誌進行改版,在編譯國外教科書、引進教育政策理論研究成果的同時,開設專欄,更注意兼收哲學、美學、心理、倫理等方面內容,翻譯介紹外國作家作品。以哲學、文學、美學方面為例,《教育世界》除介紹康德、叔本華、尼采、席勒等人,還出現了格代(歌德)、盧騷(盧梭)、托爾斯泰、莎士比(亞)、白衣龍(拜倫)等人的名字。《教育世界》發表了祖父自己的論著和譯著,例如《紅樓夢評論》《文學小言》《人間詞》及哲學、教育學等方面的其它著述。

教育世界書影(圖源見水印)

《教育世界》書影(圖源見水印)

這個時期,祖父做學問偏重哲學思考。他總是採用新方法,不斷開拓新的領域。做《紅樓夢評論》,是從對哲學的興趣中引發的課題。這篇發表於1904年《教育世界》的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運用西方哲學、美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學作品的批評專著。

吳興裡石庫門

1916年,祖父由日本回到上海,租了愛文義路大通路吳興裡的房子,租金60元。三開間兩層樓的石庫門住宅,住著祖父祖母和7、8個子女。家裡還有親戚來住。祖母的表兄住在一樓廂房。另有多位親戚也住在這裡。這麼多人住在一起,顯得很擁擠。對著天井是客堂兼飯廳,樓下的西廂房隔成兩部分,分別是祖父的書房和藏書室,與書房、藏書室一牆之隔的是狹長的廚房,廚房邊上有一扇小門,裝著半截高的木柵欄門。門外有小河浜,不遠處有橋,曰「池浜橋」。

定居上海期間,王國維及家人租住於吳興裡一幢三開間兩層樓石庫門住宅。圖為吳興裡一處石庫門民宅門外(作者攝於21世紀初)

在擁擠的吳興裡,我父親和他的兄弟姐妹度過了童年時代。那時家裡常有日本客人,孩子們愛和日本客人開玩笑,趁人不注意,悄悄地用白色石膏粉在日本人衣服背後拍上小烏龜圖案,然後一鬨而散。祖父見了也不責怪。父輩成年後才知道,他們開玩笑的日本人不一般,都是學術研究上和祖父有密切聯繫的學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傑出的奉獻,如鈴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鈴木虎雄致王國維信札

鈴木虎雄致王國維信札

日本學者鈴木虎雄曾在回憶中提到,1917年末,他到上海,與祖父來往頻繁。祖父的《人間詞》手稿,他借閱了很長時間。那個時期,是祖父從日本回國的第二年,這個時期祖父治學重點已經歷過早期哲學、文學再向史學等領域變化之後。其時《人間詞》在上海《教育世界》發表已經10年了。從把身邊《人間詞》手稿借日本友人來看,說明即使在研究方向調整後,他對文學仍是無法割捨的。

王國維人間詞手稿

王國維《人間詞》手稿

因為一部《人間詞話》很多人知道了祖父。其實我們知道祖父對《人間詞》的評價始終很高,甚至表現出比《人間詞話》還多的成就感。《人間詞》是祖父填詞創作的實踐成果,發表時間早於知名度更高的《人間詞話》。

可以說,從《人間詞》到《人間詞話》的過程,也是文學創作實踐和美學理論探究的有效結合。有詞創作的紮實基礎,又有對中國古代、近代詩詞的文學、美學,乃至哲學的觀照和理解,又加上受到西學影響,《人間詞話》成為文學、美學的一座高峰。最早發表《人間詞話》的《國粹學報》,地址在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首惠福裡內。

國粹學報

《國粹學報》

和祖父很近的銅仁路

我在銅仁路上班的那些年,經常走在當年祖父也走過的北京西路上。這條馬路過去曾叫作「愛文義路」。銅仁路過去叫哈同路,因猶太商人哈同著名的私家花園在此而得名。我上班的辦公室和祖父工作的地點哈同花園舊址離得很近。我走在這裡冥想著,感受著我的祖父,心裡總有一份特別的情結,彷彿跨越時空。

昔日哈同花園入口

昔日哈同花園入口

大姑東明是長輩裡最長壽的。1913年出生,活到2019年,虛歲107歲。她知道我的興趣是研究家族史和祖父生平和學術,所以愛和我聊祖父聊家事。她告訴我,辛亥之秋祖父跟隨羅振玉東渡日本,京都是她的出生地。她回到上海的時候是1916年以後。祖父從日本回上海以後,有一段時間受聘於猶太人哈同辦的聖倉明智大學,任《學術叢編》編輯主任。

祖父去聖倉明智大學上班帶著書或文稿,用布包裹著。男傭馮友為他提著包裹。我小時候在家裡舊衣箱裡,見到過祖父之前穿的對襟上衣。衣長不長,袖子寬大。記得顏色較深的素色衣料上,隱約可見中式紋樣。打結的紐扣做工精細工整。我猜是祖母或女傭的手工。長輩們告訴我,這種款式的衣服叫「馬褂」。是那個時期祖父在正式場合穿的。姑媽說,在時髦上海人看來,祖父很土氣,留著辮子,身著素色馬褂,其貌不揚。學術上卻很「富有、很先進」。

王國維(右)與鄒安(左)、姬覺彌(中)在哈同花園

他和藏書家蔣汝藻關係密切。為蔣氏整理密韻樓藏書,著有《傳書堂記》。參與編撰《浙江通志》有關工作。祖父朋友圈有沈曾植等朋友經常來往。這一時期,祖父工作的重點在史學、考古學、目錄學等方面。他把學術成果彙編成《觀堂集林》,由蔣汝藻出資印行。

蔣氏刊印的觀堂集林

蔣氏刊印的《觀堂集林》

我曾問東明姑媽,對祖父最深的印象是什麼?姑媽告訴我,他們小時候只覺得祖父很普通,一家人生活過得不容易,祖父對家人很關心。卻不知道他是了不起的學者。

她還告訴我,祖父對孩子教育和擇業非常重視,最為孩子前途和將來生活實際著想。他的考慮很現實,希望子女經濟獨立,生活有保障,成為一個能自立的、具有獨立精神的人。大伯、三伯和四伯都進海關工作。二伯進了郵政局。

抗戰勝利後,三伯、四伯被調往台灣海關。祖母和還沒有工作和成家的兩個姑姑也跟隨去台灣生活。二伯高明、五伯慈明和我父親留在大陸。記得兩岸還未開放探親的時候,父親迫不及待地提議和成都五伯一起去香港,和在台灣的兄姐見面。大姑託了香港朋友擔保,幫辦到港手續,相隔已久的親人相聚香港的旅館,兄弟姐妹實現第一次重逢。

位於海寧的王國維故居內景

位於海寧的王國維故居內景

我父親和五伯慈明考進上海的大學,留在上海讀大學。五伯讀的是交大電機系,我父親讀的是中法大學藥科。他們大學畢業一直在大陸工作,五伯生前是成都一家大型國企總工程師。我父母生前是原上海醫科大學(上醫後與復旦大學合併)教授。

祖父不僅對孩子教育很重視,對親戚也是同樣關心。他姐姐蘊玉的兒子可大去美國留學,錢不夠,祖父給了他400大洋。祖父一生大部分精力專心做學問,對家人、家事同樣都是很操心很細心的。

我有兩個祖母。莫氏祖母病逝後,祖父繼娶潘氏祖母。大家庭子女多,潘祖母對莫氏所生視如同己出,也影響了父輩的兄弟姐妹們。大家手足情深,沒有親疏之分。祖父去世後,家人數十年如一日,患難與共,相互體貼、共度難關,很不容易。父親生前經常教育我們,希望我們要以此教育後代,繼續發揚好的家風。

長期以來,在祖父影響下,父輩生活節儉,形成勤儉持家的好傳統。父親愛好古典音樂,喜歡黑膠唱片和CD,對音響設備和各種新的電子產品有興趣。但是日常生活花錢很少。單位工作晚了,在外面偶爾買一碗湯麵吃,也會覺得這頓夜宵太奢侈了。有時他得知朋友有一張好唱片,自己捨不得買,就會去別人家裡聽。

記得在他接受完化療後的一天下午,自覺精神挺好,一個人去了淮海路,逛到天黑才回家。回來對母親和我說,一下午時間去了幾家音像店,看看喜歡的CD,卻沒捨得買一張。那是父親最後一次逛街。

還是憶江南

祖父死意已定,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此前,沒有人知道將要發生的事件,結果是無法挽回了。

1927年王國維投湖前留下的遺書

1927年王國維投湖前留下的遺書

我想,祖父自沉前寫的既然是遺書,他假如是直奔殉清主題的,心有「大義」也沒有什麼不好說的。這封遺書裡說自己只欠一死,提到了世變,提到了義無再辱。接下來具體說的是喪葬和家人的去向、書籍的處理。祖父自己就寫下了這些。也許那是一個抽象而具體、微妙而複雜的心理過程。我們無從得知那時候他還在想什麼,比如思維活動的其它資訊,包括他寫完遺書到生命終止前那一段的心理活動。

王國維銅像

王國維銅像

姑媽和我一起議論過,祖父遺書流露憂緒,說自己「只欠一死」了,深含對「世變」「辱」的無奈和死的決斷,並表達了一位父親對家人交代後事悽苦的口氣。言及自己身後事和家人去向,字裡行間透出的心情慘淡而蒼涼。他對自己死後具體事項是有考慮的,比如只要草草下葬即可,就埋在清華園塋地。比如在外地的兒子不必來奔喪。比如「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比如「書籍可託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

1927年6月那個黯淡的日子以來,關於他的自沉,學界和社會上眾說紛紜。對他的死因,有不同的分析和評說。這個話題,是一個人們聊不完的話題,不展開說了。

聯想到祖父留在上海的那些記憶,再想想祖父臨終有一份難以釋懷的期盼,百感交集。他希望在祖母操持下,家人最後還是要回南方去。回南方不至於餓死,有個基本溫飽的生活就行。

葉落歸根。回南方乃是家人最終的歸宿,是祖父魂之所繫、情之所繫。人之將死,終因「我本江南人」,還是憶江南。

雜誌編輯:姜龍飛

校對:王禮榮

新媒體編輯:陳皓 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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