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群芳譜裡，有一個不靠容貌取勝，而依然搖曳生姿，讓人心折的女中翹楚，她是中華民國第一位省級女性政務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長與審檢兩廳廳長，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國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律師……
這些，還不是最精彩的。最吸引人眼球的，應該是民國「第一女殺手」的稱謂。她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權運動的鼓吹者。
這個鐵血錚錚的女漢子，卻有個很柔美的名字：鄭毓秀。
01
1919年5月，鮮花盛開的季節，本該發生些與鮮花相關的旖旎故事，可在那個亂世，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卻只能是用淋漓的鮮血，綻一朵朵血色的花。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勝利的協約國集團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這個和會更像勝利國舉行的「雞尾酒會」，實際上，這是一個列強的分贓會議。中國名義上是「戰勝國」，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代表團出席了會議。但會議完全被大國操縱，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埃德·喬治、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主導了和會。他們擬定的《凡爾賽和約》裡，有三條是關於中國的，即戰前德國侵佔的山東膠州灣領土，以及那裡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統歸日本所有。原本，中國參加了協約國對同盟國作戰，曾支援協約國大量糧食，還派出近二十萬名勞工，並犧牲了兩千多人，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索回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主權，是理所當然、名正言順的事。可笑的是，英美法卻做主將它奉送給日本。賣國求榮的北洋軍閥政府居然恬不知恥，準備簽字承認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全國輿論鼎沸，群情激奮。在法留學生和法國華僑，憤慨異常，紛紛到中國代表團駐地遊行請願，要求廢除「二十一條」，堅持收回主權。巴黎留學生和華僑的愛國運動，像一根導火線，引爆了國內學生積聚已久的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地爆發了。
運動史無前例，很轟烈，也很悲壯。名垂千古。
在西方列強操縱的巴黎和會上，要實現中國的正義目標，幾無可能，但在法留學生和華僑並不氣餒，繼續抗議，遊行示威，阻止中國代表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可北洋軍閥政府同意簽字的電報，已早早到了代表團團長陸徵祥手上，在和約上簽字，只是時間問題。
就在巴黎和會中方要簽字的前一天，三百多名留法學生和華工包圍了中國首席代表團的下榻地，強烈要求中國代表不得簽字。一名身材嬌小的女子，其貌不揚，卻氣勢凜然，年紀不大，卻機智果敢，她憑藉出色的辯論、外交才能和過人的膽識，被推舉為與陸徵祥對話的代表。
這女子，就是鄭毓秀。
二十八歲的她，是在巴黎大學攻讀法律博士學位的留學生，留法學生組織的重要領袖。
在巴黎和會召開之初，鄭毓秀就被國內婦女界推舉為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婦女代表。在巴黎，鄭毓秀參與組織留學生和法國華僑到中國代表團駐地遊行請願，還設法通過媒體呼籲英美法主持公道，並在報端強烈譴責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正。
1919年6月27日晚，陰雲密佈，空氣沉悶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巴黎西郊，陸徵祥的寓所燈火通明，三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和華僑華工請願團，與中國代表團對峙著。北京政府的一紙電文，讓雙方都進退維谷。6月28日，最後的簽約時刻逼近，作為對話代表的鄭毓秀急中生智，在陸徵祥寓所的後花園中，折下一段帶刺的玫瑰枝，藏在衣袋裡。
對話陷入僵局，陸徵祥起身準備向外走去時，只見鄭毓秀一躍而起，衝到陸徵祥背後，用那一段玫瑰枝頂住他的後腰，一字一頓地說：「你要是去簽字，我的這支手槍亦不能寬恕你！」
話音不高，卻足夠震撼。
本就左右為難的陸徵祥，便順水推舟，裝病躲進巴黎近郊的聖克盧德醫院，不參加凡爾賽宮簽字儀式。而代表團其他成員顧維鈞﹑王正廷等一致決定，拒絕簽字，並由顧維鈞發表講話，表達中國的嚴正立場，然後提前退出巴黎和會。
這根玫瑰枝，後來被鑲嵌在鏡框裡，一直跟隨著鄭毓秀。
這是後話。
02
以玫瑰枝為槍的故事，讓鄭毓秀留名青史，也讓她成了世人目光的焦點。其實，早在十年前，她就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1909年10月，初冬的北京，寒意正步步逼近。從天津到北京的火車上，一個妙齡女子與一名風流倜儻的法國外交官，喝著咖啡，欣賞著窗外匆匆掠過的風景，談笑風生。年輕浪漫的外交官，不時用風趣的話題，引得女孩子笑聲不斷，只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年方十八的小姑娘，隨身攜帶的那個碩大的行李箱裡，裝的是一箱滿滿的炸藥。
同盟會成立後，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陷入內外交困中，海內外民眾灰心喪氣，外界輿論紛紛譴責同盟會領導人是貪生怕死之徒，是「遠距離革命家」，欺騙年輕人去白白送死，自己卻安享高樓華屋。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同盟會處境艱難之際，內部又鬧起了大矛盾——章太炎指斥孫中山貪汙。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當時同盟會的骨幹汪精衛，憂心如焚中決定幹一票大的，主動提出去北京刺殺清廷重臣，不論成功與否，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不是如外界所說的貪生怕死之輩，也可從而振奮一下革命士氣。
刺殺行動小組由汪精衛﹑黃復生和喻培倫組成。喻培倫負責製作炸彈，汪精衛﹑黃復生則擔綱執行重責。在當時，這樣的刺殺行動，是極大的冒險行為，無異於白白送死。三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要想在戒備森嚴的京城裡，刺殺重重保護中的朝廷重臣，簡直就是以卵擊石，自投羅網。因此，廖仲愷特別寫信給先回天津的鄭毓秀，要求她全力策應汪精衛、黃復生的行動。畢竟，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做這種事，女人原就有男人無法比肩的能力。
鄭毓秀與汪、黃約在天津的一家茶館見面。二樓臨窗的茶座上，他們漫不經心，輕言細語，誰能想到，這兩個文質彬彬的書生，一個優雅纖小的小姐，談論的，卻是駭人聽聞的刺殺。汪精衛談了他們的計劃：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很嚴，男人們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鄭毓舟幫忙把炸彈帶入北京。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鄭毓秀爽朗一笑說：如果不會爆炸，還叫什麼炸彈！這事就交給我了！
那時的革命黨，心中只有理想，沒有安危生死。
鄭毓秀受的是教會學校教育，英文口語流利，生性開朗，豪爽大氣，善於交際，在天津廣交中外朋友。那時，有位法國外交官正熱烈追求她，不時給她送花，邀她一起看戲出遊。再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於是她主動發出邀請，要他陪自己去北京旅遊。這位法國紳士正苦無機會獻殷勤，不免欣喜若狂。
1910年圓月10日，她順利到達北京，從前門車站下車。鄭毓秀小鳥依人，挽著外交官的胳膊款款而行，法國外交官提著鄭毓秀那隻裝有炸彈的行李箱。外交官的證件，讓他們免予檢查，大模大樣地通過了檢查處。
炸彈運到北京後，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選中的刺殺目標是即將從歐洲考察歸來的皇室貴胄載洵和載濤。他們計劃在火車站向刺殺目標投擲炸彈。不料，風聲鶴唳的晚清，動盪不安的局勢，讓載洵和載濤極具危機感，歐洲歸來時，他們早早地做好防備，換上平民服飾，混雜在熙熙攘攘的乘客中悄然出站。汪精衛遍尋無著，蓄謀已久的暗殺計劃落空了。
雖然首次參與的刺殺行動失敗，但鄭毓秀的機智和膽識，讓同盟會高層刮目相看。第二次刺殺計劃，便由她主要負責。
1912年1月，京津同盟會決定刺殺袁世凱，因為袁世凱支持清朝皇帝不退位。
刺殺小組共十二人，時間定在1月16日早晨，地點選在袁世凱的馬車每天從家中到元帥府必經的一段路上。行動的前一晚，各組已奔赴指定位置。清晨，鄭毓秀正靜等袁世凱「自投羅網」，突然，她接到同盟會北京分會的緊急命令：放棄刺殺袁世凱，因南北合議的真正阻力來自良弼，而非袁世凱。
鄭毓秀飛奔出去通知。她知道，倘若能及時阻止行動，就會減少同志們的犧牲。可為時已晚，刺殺行動已開始。槍聲響處，驚慌的人群四處逃竄，現場一片混亂。眼見同志們暴露在敵人的視線中，情急之下，鄭毓秀掏出藏在衣袋裡的手槍，朝天放了兩槍，接著又朝袁世凱的馬車包廂開了一槍，可惜子彈打中那匹驚恐跳躍的馬，馬匹倒下，馬車轉了個方向。當她再次舉槍向袁世凱射擊時，扳機卻出現了問題，右拇指腹被夾在扳機上，鮮血頓時染紅了手掌。
手上徹骨的痛，讓鄭毓秀猛然清醒過來，意識到自己必須迅速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她忙將手槍拋在一邊，把手藏在口袋裡，並故意靠近警察，大聲喊道：「豈有此理！這些無法無天的革命黨，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幹出這種事情！」然後迅速跳上一輛黃包車離開了現場，警察怎麼也沒想到，眼前這名看似弱不禁風的女子，正是這起刺殺事件的「罪魁禍首」。
連續的失敗並沒有動搖他們的信念，僅十幾天後，又一個暗殺行動開始。這次的目標為良弼。
良弼為滿洲鑲黃旗人，清政府要員，1912年主持成立了「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反對與革命軍議和，反對清帝退位。宗社黨聲勢不小，他們的出現，讓垂死掙扎的大清王朝彷彿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無疑，革命黨人是要搬掉這個絆腳石的。
鄭毓秀和隊友接到任務後，吸取了刺袁行動失敗的教訓，決定改變行刺方法，派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後近距離炸死他。
自告奮勇擔當刺殺任務的是彭家珍。這個年輕的革命黨人是鄭毓秀姐姐的戀人。愛人慷慨赴死，生離死別，情何以堪，鄭毓秀的姐姐傷心欲絕，當場暈厥。鄭毓秀也淚如雨下。只是，革命就是意味著犧牲，她和每一個革命黨人一樣，都隨時準備奉獻生命。
彭家珍冒稱清軍軍官崇恭，穿著清軍官服到北京前門附近的金臺旅館訂下房間。次日，正是農曆臘八。彭家珍先到前門軍諮府清廷貴胄聚會的地方，未見良弼。於是他又驅車直奔西四紅羅廠良弼的官邸，拿出名片，稱有緊急情報求見良弼。良府的門房說，良弼去攝政王府未歸。
彭家珍只好先離開，沒走多遠，就見良弼乘駟馬大車回來。彭家珍急忙回頭，搶先趕到良府大門口。良弼剛從車上邁下一條腿，彭即迎上前施禮，並自稱崇恭有重要軍情稟報。良弼對神色有異的假崇恭感覺有些詫異，突覺不妙，拔腿向大門跑去，彭家珍迅速向良弼擲出炸彈。良弼被炸斷左腿，癱倒地上，兩日後不治身亡。彭家珍因炸彈彈片反彈到頭部，當場犧牲，年僅二十四歲。
此次刺殺，史稱「紅羅廠事件」。十七天後，清帝宣佈退位。清帝退位後，孫中山認為彭家珍「小彈丸而收巨功」，追贈他為陸軍大將軍。革命者英靈未遠，也可寬慰了。
一連串的刺殺，讓袁世凱政府盯上了鄭毓秀，欲除之而後快。鄭毓秀被迫暫避，選擇去法國留學，才有了後來玫瑰枝為槍的故事。
03
鄭毓秀打小起就是家族的異類。
1891年3月20日，廣州府新安縣西鄉屋下村的一個大戶人家裡，一個女嬰呱呱墜地，知書達理的祖母為這個雙眸晶亮的小孫女起了個漂亮的名字：毓秀。她的祖父早年在商場取得巨大成功，成為富甲一方的商人，她父親則在清政府戶部做官，常年留居北京。
龐大的鄭氏家族是一個典型的宗法家庭。鄭毓秀從小就與循規蹈矩的哥哥姐姐們不同。六歲那年，鄭毓秀叫了幾個小用人和堂兄堂妹們一起玩遊戲。玩耍中，堂兄和一個小女傭起了爭執，小女傭輕聲分辯了幾句，就被堂兄狠狠地抓著頭髮，拳打腳踢。大人們趕來後，絲毫沒同情小女傭，還把她趕出家門。鄭毓秀憤怒了，拉著堂兄大吼：「打人的是你，錯的是你！為什麼要趕她走！」鄭毓秀的不依不饒和大膽乖張，讓在場所有的人都驚呆了，祖母暴怒之下將她關了起來，而鄭毓秀依然大聲反抗：「你們不能這樣，她沒有做錯事，為什麼要受到懲罰！」
那時，女孩長到三四歲都要裹腳，鄭毓秀也不能倖免，只是她堅決反對，甚至狠咬來裹她腳的人。事關女孩終身大事，怎能聽憑小女孩任性。長輩們輪流前來相勸，威脅利誘都使盡了，她卻軟硬不吃。她堅定地對祖母說：「我絕不裹腳，嫁不出去也不裹，死也不裹！」小小年紀，如此決絕，祖母也無計可施，只好悻悻然甩手而去。她總算逃脫了裹腳的命運。那時的她，還意識不到這小小的堅持，對幾千年的封建歷史，是多大意義的革命。
在深圳綺雲書室完成啟蒙教育後，鄭毓秀跟隨母親到北京和父親一起生活。在京城，鄭毓秀目睹了大清帝國的腐朽破落，接觸了諸多新潮思想。十二歲那年，在父親的書房裡，她讀到鄒容的《革命軍》，她一句句背誦著壯烈的語言：「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她幼小的心靈，彷彿有一根弦被撥動了。革命，這兩個字，彷彿是一把透著寒光的劍，她想擎舉著它，去披荊斬棘，締造一個她所向往的平等自由的世界。只是，她像坐在一架鞦韆上，不停地盪來盪去，完全不知道路在何方。
十五歲的鄭毓秀，終於等來了機會。革命者孫中山等人要前往日本，她當即決定去日本留學，追隨他們。到了神戶，她才知道，自己有多麼天真，革命黨人行動甚是隱秘，她根本無法查詢。終於有一天，她無意中得知一間商店常有革命黨人出入，她便走進去，一臉嚴肅，直截了當地對店主說：「我要做一個革命黨人，你可以幫我推薦嗎？」店主十分驚訝，又為這個女孩子的正直與豪氣感動，便將他推薦給廖仲愷。同年，在廖仲愷推薦下，她加入了同盟會。她的職務是「情報員」，利用其父親為清廷官員，郵件無須檢查的便利條件，開展革命。
鄭毓秀在後來撰寫的回憶錄《我的革命年代》中這樣寫道：「在感情上，我不是特別成熟，這可以由幾個未來發生的事件看出，但同時，我有一種特殊的能力來適應那個屬於年輕人的時代。」
她彷彿是一個天生的職業革命家。
04
近代嶺南人物輩出，其中不乏中國法學界的先驅。「留學生之父」容閎取得美國耶魯大學法律學士學位，伍廷芳獲倫敦學院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後來者鄭毓秀也選擇了法學，她覺得，在那樣的時代，要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法學無疑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在浪漫的巴黎，她的大部分時間都埋頭在法學枯燥乏味的大部頭著作裡，孜孜不倦地攻讀法學博士學位。1924年秋，巴黎大學一座哥特式建築風格的教室裡，主考官穿著紅色長袍，坐在寬大的桌子前，鄭毓秀站在他們面前宣讀論文概要，那一刻緊張而激動。當主考官全票通過她的博士論文後，她向老師們深深地彎下腰表示真誠的謝意。她成為中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女性。這期間，她愛上了王寵惠。王寵惠耶魯大學博士畢業，曾兩度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任過外交部長和國務總理等要職。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上天是眷顧鄭毓秀的。不久，她遇到了另一個優秀的男人——魏道明。鄭毓秀回國後，政府原來擬定由她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只是當時北京戰事不休，她沒有具體參與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務，就應李石曾﹑張繼等人之約，南下上海。
1926年夏天，她的巴黎大學同學魏道明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回國。這對情投意合的「海歸」法學博士便在馬斯南路88號，也就是梅蘭芳住所的馬路對面不遠，夫唱婦隨，掛牌開辦「鄭魏聯合律師事務所」。憑藉男女兩博士的號召力，事務所一時門庭若市，應接不暇。他們也有意同社會各階層打得火熱，從上海灘著名的工商界人士榮氏家族到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大亨，從黎民偉的明星影片公司到京劇名角孟小冬，甚至是法租界當局，會審公廨的法官檢察官，巡捕房的捕頭，都是他們稱兄道弟的朋友。律師要同一切人打交道，因為那是財源，是衣食父母。梅蘭芳和孟小冬離婚時，鄭毓秀作為孟小冬的律師，為她爭取到了四萬元的贍養費。
1927年，鄭毓秀與魏道明修成正果，在杭州結婚。婚後，魏道明躋身政界，一路高升至司法部部長，後出任南京特別市市長，時年不過三十歲。鄭毓秀則亦教亦政，出任上海政法大學校長——該校原是孫中山為培植革命建設法政人才所建——一當就是七年。國民政府立法院在南京成立，鄭毓秀又被任命為第一屆立法委員。因她精通歐美法律，再加上她顯赫的革命經歷，遂被推為「民法起草委員會」五委員之一，與傅秉常、林彬、史尚寬、焦易堂共同擬定《民法》草案。也許正是因為她的存在，因為她從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中提煉的「生而平等」的理念，促使女性與男性在婚姻中享有同等權利在《民法》中得到了落實。1931年，費時兩年的《民法》草案終於完稿，並由國民政府公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駐美大使胡適認為促美參戰的任務已完成，因而立意去職。魏道明接替胡適任大使，鄭毓秀成了大使夫人，協助丈夫開展外交。1943年，鄭毓秀陪同「第一夫人」宋美齡訪美，深諳政治的羅斯福總統夫人，極力稱讚鄭毓秀「具有政治頭腦，不同於歷任中國大使夫人」。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夫人雖從不過問政治，但仍和鄭毓秀結為知己。
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節節敗退，魏道明改任台灣主席，鄭毓秀隨夫赴台北。因魏道明非蔣介石嫡系，很快，台灣主席一職被陳誠取而代之。從此，鄭毓秀夫婦淡出政治舞臺。
退出血雨腥風的政治中心，鄭毓秀夫婦一度迷茫。為求安身立命，他們前往遠離中國的巴西做生意。由於不善經營，外加人脈生疏，生意慘淡。在巴西待了幾年後，他們轉赴美國。此時，他們連回台灣都機會渺茫，蔣介石甚至「緩發」他們的通行證。在美期間，被冷落的鄭毓秀夫婦英雄無用武之地，每天召集朋友，以搓麻將消磨時日。
1954年，鄭毓秀左臂患癌症，被迫切掉左臂。少了一條臂膊，無論對哪個女人，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何況是好強了一輩子的鄭毓秀。身體受創，心靈又徬徨無依，鄭毓秀對金錢越來越看重，她生命的最後幾年裡，無論走到哪裡，都隨身攜帶一個大手提包，裡面裝著她的全部財富。也許，這位一代女漢子終於「醒悟」，只有錢是最可靠的。再沒有比輝煌後的黯淡、光鮮後的遺忘對人的打擊更沉重，更能消磨人的意志了，誰能在註定悲劇的情節上求得一絲渺茫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