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旅:在人民共和國的日常經歷(八篇)

撰文:[美]畢克偉 等
翻譯:衛民

【編者按】2018年年末,來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講學的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漢學家,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畢克偉(Paul G.Pickowicz)教授向《冷戰國際史研究》推薦了即將在美國出版的,由他和另外兩位中國問題專家莫捷明(Jeremy A. Murray)、林培瑞(Perry Link)主編的著作:《中國之旅:在人民共和國的日常經歷》。該書收入了一批知名的研究中國歷史、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對自己出訪中國時所遭遇的事情及其心路歷程的記述,時間跨度為1971年至2016年。

《冷戰國際史研究》選取了一組事關中美關係解凍之初至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經歷的文章,共八篇。每個故事的篇幅都不大,但卻涉及了這個時間段內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司法等各個領域。

[美] 莫捷明、林培瑞、畢克偉主編:《中國之旅:在人民共和國的日常經歷》(Jeremy A. Murray,Perry Link, Paul G. Pickowicz eds., China Tripping: Encountering the Everyda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Maryland: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19)一書封面。

1

髒內衣

(1971)

[美]畢克偉

那是1971年的仲夏,我和幾個在香港全年研究中國課題的美國大學的研究生去中國轉了一圈。我們這個團有男有女,都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年輕人,不但有激情和政治覺悟,而且都是越戰中堅定的反戰分子。作為研究中國課題的學生,我們對毛時代的中國充滿好奇,特別是對1949年後能成為首批拿到去中國簽證的美國人感到榮幸。鑑於那時美中之間沒有外交關係,我們都把自己當成了美中民間交流的親善大使。

與同齡人一樣,我在大學和讀研時,恰逢20世紀60年代爭取和平、人權和反傳統文化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我們鄙視精英,追求平等,至少從理論和實踐上,學生運動推動了男女平等,種族平等,各國人民平等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們為能與這個世界的受壓迫者站在一起感到自豪。

在那個炎熱的夏季,當我們踏上那個經過精心安排的中國之行時,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映入眼簾的莫不是反映那個時代主題的口號和標語:「反對官僚主義」「反對鋪張浪費」「反對欺壓百姓」「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這顯然正是接待方想向我們傳達的信息。

作為迴應,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表明我們普通美國人並不好戰,我們也追求和平,追求平等,那種衝動甚至讓我們這個團的成員都想做點什麼,以表達我們絕不僅僅是口頭說說,如果誰要有意無意地「擺架子」,我們就會提醒他。

比如我吧,我決定自己洗自己的衣物,包括襪子和內衣內褲。自己的衣物不送出去洗,這件事本身就是不鋪張浪費,就是政治。我怎麼能讓酒店服務生洗我的內衣內褲呢?影響多不好,所以我要靠自己。

可接下來我遇到了兩大難題,一是我一個窮學生哪有那麼多衣服,髒的來不及洗怎麼辦?二是我們革命的中國行從廣州出發,然後是上海、蘇州、南京,一路上又熱又潮,雖然我每天都堅持自己洗自己的衣物,但酒店都沒空調,所以很難晾乾,我只好把它們先疊起來帶在路上(至今還感覺能聞得到它們的餿味),到我們住進北京新僑飯店時,我的麻煩來了。

在那個年代,酒店裡通常冷冷清清,除了服務員,幾乎沒有客人,不過飯店餐廳除外,新僑飯店就是一座這樣的飯店。由於我太需要乾淨舒適的內衣內褲了,所以一天清晨,我把散發著餿味的衣物裝進一個袋子,從我住的二樓悄悄地往樓上走去,看看是否有服務員,我希望不會被團友們發現。

我找到四樓,樓道里空空蕩蕩,客房都關著門,連服務員都看不到。突然,我發現在樓道盡頭有間客房的門是開著的。我輕輕地敲了兩下,然後提著我散發著黴味的衣袋慢慢地走了進去。裡面站著或坐著的五六個姑娘詫異地看著我,沒有人說話。我覺得很尷尬,囁嚅著用中文說道:「很抱歉,我住在216房間,我不想打攪你們,只想把這個衣袋留下就走,你們慢慢洗,不用急。」我很得意地溜了出來,看來我的團友沒人知道我做了什麼,所以他們也不能指責我有利用別人的行為。

我們那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滿,在走訪了一家又一家的模範革命單位,與眾多英雄模範會談後回到飯店,然後又是在那個只有我們的西餐廳裡吃晚飯。這時候,我注意到陪同我們的一個姓李的年輕女士,正站在餐廳一側向我招手。我走過去,發現她提著一個袋子,那不是早上我送去四樓要洗的衣物袋嗎?「我的衣服洗好了?怎麼交給她了呢?」我有點納悶兒。「萬一被團友發現不就糟了嗎?」不過當我走的離她越來越近時,我敢斷定,那堆無法言表的東西是被原物送還了,因為我聞到了越來越濃的餿味。

李問得很客氣:「今天早上是你把這堆髒衣物留在四樓的嗎?」

「是的,我把它交給了服務員。」

「她們不是服務員,」她一邊說著,一邊把那個裝著餿衣物的袋子交給了我,「她們是來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革命游擊隊員婦女代表團。」

畢克偉

畢克偉

(畢克偉(保羅·G.皮克維克茲,Paul G.Pickowicz),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歷史系與中國研究系特聘榮譽教授、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基金教席教授。)

2

中國不是天堂

(1971)

[澳]陳佩華

我是20世紀50年代香港一箇中低收入家庭長大的孩子,父母只受過中學教育,不講政治。我上的是一所反共產黨的天主教教會學校,要我們這些小姑娘也信奉天主教。我們受的是以考試為目的的填鴨式教學,讓我們對香港與中國歷史的理解是,到1911年就完結了,因為殖民地下的高考從來不問有關1911年以後的歷史。我上香港大學修的是地理課,有一課中國地理,學到的是中國的山山水水,我做了大量筆記,死背,來應付三個鐘頭的畢業考試。上大學前,我就像一張白紙,從沒聽說過什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

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香港學生一樣,我不看與考試無關的東西。在我朦朧的概念裡,中國一定是個可怕的地方,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窮得什麼都沒有,孩童時知道的只要有親戚去那邊探親,他們總會把我們不穿的舊衣服成捆成捆地帶過去,還有燈泡。那邊居然連電燈泡都沒有!?

我爸爸有十二個兄弟姐妹,其中有像我爸爸這樣戰後留在香港的,也有在抗戰時去中國打仗留在那邊的。很多年後我才明白,留在中國的有相信社會主義的傾向,所以留在那邊為祖國服務,但他們中很多人卻因為自己的信仰和愛國而陷入了貧困。當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們因有香港背景,成了政治上的懷疑對象。

我在香港有個四姑姐,從50年代起就經常去中國探望她的兄弟姐妹,每次回來都說他們在那邊過得不錯,可香港這邊的兄弟姐妹誰都不相信,私下裡還說她是個共產黨。除了四姑姐的喋喋不休,在香港的大家族親戚間都不談在中國的親戚的情況。我想我父親的態度是:活該,誰讓他們抗戰後不回香港呢!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當從報紙雜誌上看到那些被毆打致死後腐爛的屍體(還有被捆成串的屍體)順著珠三角的西江漂流到香港的照片後,我對中國的印象更差了。每次去淺水灣游泳,我都怕撞上那些屍體,只好不停地安慰自己,這裡是香港島最南端的海灘,應該不會,應該不會。

1970年,我在加拿大約克大學通過地理碩士的考試回到香港,之後結識了幾個在香港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研究生。他們當中的幾位是「關心亞洲學者協會」的成員,贊助他們的是一家美國的「反對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的非政府組織。應中國政府邀請訪問中國,還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在那個幾乎沒有美國人能去中國的年代,他們把自己當成了開拓者。當時他們剛訪問完中國回到香港,都很興奮,對新中國大唱讚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無論他們在酒店遺棄什麼,錢或不起眼的小東西,中國人都會追著他們盡數奉還。由於我對中國的認知基本是個空白,也搭不上話,只是感覺他們的經歷與我對中國的印象很不一樣。

我男朋友喬納森(Jonathan)當時是《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的特約記者,那些美國朋友中國行的興奮勁還沒過,他就以第一位美國記者的身份應邀去廣州交易會採訪。他走那天,我想我不能等他回來告訴我中國有多好,我也得自己去看看。所以,我去找我的四姑姐,她對中國有好感,在那邊有熟人。我拿到一個遠房親戚的名字和地址,她曾經是我爺爺輩的一個親戚的姨太太,住在廣州。我怕父母反對,沒敢告訴他們,反正我去兩天就回來了。

我先坐火車到羅湖,這裡是香港去中國的最後一站,然後在中方邊檢站出示了我的香港身份證。那些邊檢官員不但不放我過去,反而走馬燈似的向我提出了一個個問題:你為什麼來中國?為什麼身份證上的身份是英國而不是中國?我傻了,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要去看誰?他們反覆查看著我的記錄本,指著上面的名字和地址要我講清這個人是誰?那個人是誰?幹什麼的?一個人過來問了又一個人過來問,都是同樣的問題,問的我真傻了,那是我這輩子也沒有過的經歷。最後,他們總算放我過去了。直到今天我都沒明白,為什麼是我,被卡在那受到了無休無止的盤問?

一過邊檢站,呈現在我眼前的是四處飄揚的紅旗和隨處可見的標語口號,還有就是火車車窗外閃過的一片片破舊低矮的房屋建築。我從加拿大回香港時,曾單身一個人從陸路轉道土耳其和伊朗,那邊的貧窮落後都比我眼前所看到的要強百倍,更別提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的香港了。

火車於黃昏抵達廣州後,我找到那位年邁的遠房親戚,一位與人合住在一棟簡陋的房子裡的枯瘦的老太太。她一見到我好像很緊張,生怕有人看見,在急匆匆地把我讓進她那間牆壁上滲著水印,天花板上破了個大洞的小黑屋後,就找了個藉口出去了。她回來時身邊多了位穿制服的人,我跟著那人到了附近一個什麼地方,剛坐下,那人便向我提出了一連串問題。他的問題與我在邊檢站被反覆盤問到的問題大同小異,我這才意識到我是被警察帶到當地的派出所了。

然後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幕。他們把我帶到一間又髒又昏暗的大屋裡,我定了定神,才發現裡面睡了很多人。他們指著一張床對我說:那是你的床。

第二天一早,我這個從香港過來的年輕遊客,坐上一輛三輪摩托車,由一個警察陪著去了一個公園(好像是中山紀念堂)。我在裡面瞎逛了一圈,因對中國歷史一竅不通,又不想在這個充滿敵意的地方再待下去,更不想在那張讓人噁心的床上再睡一夜,於是我當天就打道回府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國,滿打滿算不到24小時,卻讓我對中國的印象更惡劣了。我想我可以對那些來自美國的中國通和我的男朋友談談我對中國的看法了!

後記:我的中國之行恰逢那邊「一打三反運動」最黑暗的時候,我那個被劃成「黑五類」的年邁的遠房親戚,在過去的20年中很自然地就成了階級鬥爭的對象。我的突然出現,正好印證了她的資產階級海外關係,所以她很害怕。我四姑姐真是瞎了眼,還是我爸爸對,中國好壞關他什麼事?時過境遷,當我像我的美國朋友一樣成了中國通後,車窗外閃過的那些景象、我受到的盤問、老人驚恐的眼神,以及她可怕的居住環境,都對我認識毛時代的中國產生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陳佩華(安妮塔· 陳,Anita Chan),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當代中國中心《中國研究》雜誌(The China Journal)聯合編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珊瑚鍾亞太事務研究院(Coral Bell School of Asia Pacific Affair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和社會學系客座研究員。)

3

第三世界的留學生

(1977)

[美]郭丹青

1977年秋,我認識了幾個語言學院的非洲留學生,他們人很好,但總的來說在中國過得不太愉快。比如那些烏干達學生,他們申請的都是要拿學位的,烏干達教育部也是這樣承諾的,但到中國後,卻發現只能拿到畢業文憑,這對他們畢業後無論去哪讀研或考博都很不利。我1977年9月5日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

非洲留學生的世界觀跟來自第二世界的留學生完全不一樣。我們是非常想要在中國留學,而他們則大部分是想去歐洲留學。通常是他們申請了留學,然後被派往中國去了。在四或五年的專業技術課前,他們會先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一或兩年。對於中國的種種限制,我們由於很高興有機會來中國,故而就能夠忍受;但是因為中國對他們來說沒什麼特別的,所以對那些限制和官僚主義就非常不滿。有一位非洲學生曾跟我說,「這裡沒有樂趣。」

有一天,我去北京語言學院女生宿舍看一個朋友,我們幾個在她的宿舍裡聊天,門開著,一個住在同層的朝鮮姑娘正好路過。我們發現她會拉手風琴,手風琴接著就出現了。太棒了,能拉首歌聽聽嗎?不過抱歉,一定要拉我們都熟悉的歌呀(我們的意思大概是指類似於《紅河谷》的歌,當時好像在全亞洲很流行,就像紅藍白線條的塑膠袋子,或姑娘們拍照時擺出的V字手勢)。沒問題,她應下了。可她要拉的《金日成將軍之歌》卻讓我們都傻眼了,「我們誰也沒聽過呀!」「沒聽過?」她驚訝地張大了嘴。在她的成長環境裡,一定以為整個世界都把這首歌掛在嘴邊上了吧?

(郭丹青(唐納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曾任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紐約大學法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UCLA School of Law)客座教授。專門從事現代中國法律研究,尤其關注中國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經濟改革帶來的法律問題等事項;曾擔任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參考https://www.usaid.gov/、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等機構的中國法律事務顧問;是紐約州律師協會(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員。)

4

權力的運作

(1978)

[美]郭丹青

在中國的兩個經歷,讓我明白了在中國權力是如何運作的。

第一個經歷發生在1977—1978年,我把它歸納為「事先要求許可不如事後要求原諒」。那是有關一個對中國的廟宇和古建築有濃厚興趣的加拿大留學生的故事。在那個年代,北京和很多城市都有「外國人止步」的禁區,而這個加拿大留學生感興趣的廟宇和古建築通常都在禁區之內。他可能明白,如果申請批准去考察那些地方,肯定會被拒絕;即使允許的話,當局也要派人陪著,如果出問題,那個人還脫不了干係,所以沒誰願意陪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就採取乾脆不理那些禁區的警示的方法,一旦被抓,也總是謙卑地認錯,發誓絕不再犯,卻又屢教不改,屢次謙卑地認錯道歉。校方容忍了他的行為,或許還有些欣賞,學期結束時,他居然獲得了「三好學生」的稱號(所謂「三好」是指德、智、體好)。

第二個經歷發生在1978年5月4日北京大學八十週年校慶大會上,與名義和實際上的地位有關。即將成為北京大學校長的76歲的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在講話前,要求我們這些外國留學生注意會場秩序,不要交頭接耳。主席臺上他身邊坐著的是黨委書記周林,一個66歲的1949年前一直從事政治保衛工作,之後卻在政治旋渦中幾起幾落的老革命。在周培源講話的過程中,他就沒停止與身邊人的談話。大家不光能看到,而且由於麥克風沒有關掉的緣故也能聽到——雖然聽不大清楚,卻仍然構成了對周培源講話的干擾。我當時不大明白正在發生著什麼,但畢竟覺得此情值得寫進我的日記。到了現在,我看了一些關於人類學的著作才清楚了:周林是在向周培源和所有在場的人傳遞一個信息,那就是——他,才是北京大學的第一把手。

(郭丹青(唐納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曾任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紐約大學法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UCLA School of Law)客座教授。專門從事現代中國法律研究,尤其關注中國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經濟改革帶來的法律問題等事項;曾擔任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等機構的中國法律事務顧問;是紐約州律師協會(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員。)

5

新一代的新聞人

(1978—1981)

[美]斯蒂芬·R. 麥金農

1978年到1981年,我和太太賈尼絲·R. 麥金農(1943—1999)帶著我們的兩個孩子,以外國專家的身份受聘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但我的實際工作單位是《人民日報》國際部。我在那兒給30個有背景的年輕人教英語,他們是20年來《人民日報》的第一批駐外記者,學成後將被派往講英語的國家。賈尼絲的工作單位在新華社,負責給英語新聞把關潤色。

我們先是住友誼賓館,那是50年代在北京城西北為蘇聯專家建的一座有很大院子的賓館。一年後,為了離孩子的學校近一些,我們搬到了《人民日報》重建的一片宿舍區。那原是一所大學的校園,「文革」中受到破壞後就荒廢了。院子裡的建築太破了,很多都被附近的工廠當成了倉庫。我的學生們住的所謂宿舍是個兩層的老樓,他們住二層,一層是馬廄。我們吃飯的餐廳也是臨時的,就設在旁邊一座慘不忍睹的樓內。說實話,中國太窮了,不但缺乳製品,一到冬天,連青菜都吃不上。基本生活供應全要配額,熱水都成了只有我們這些外國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以至於我的同事們常跑我家來品茶或洗個熱水澡。唯一的個人交通工具自行車也要憑票購買,誰想買都要請我們幫忙(外國人的待遇),當然是他們自己花錢。

我和我的學生們朝夕相處了兩年,他們來自有背景的官員家庭,差不多已是不惑之年了。據說他們經過篩選,中文和基礎英語的底子都不錯。他們看上去很平常,衣著樸素,與普通工人沒什麼兩樣。他們一邊在我這兒進修英語,一邊在社科院完成碩士學業,同時也在為《人民日報》撰稿。他們每個人都配有一名高級記者做他們的導師……(注:此處本刊有省略。——本刊編者注)我後來聽說1979年到1982年是中國新聞界改革試點的黃金歲月,如果是真的,還會不會再有這樣的歲月呢?

…… ……(注:此處本刊有省略。)

那個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聘用的外國專家並不多,所以每逢有新人調入社科院,我都有幸成為茶話會上的特邀成員。很多新調入社科院的人是50年代的右派,恢復名譽後從各省回到北京。比如從30年代就號稱黨的「文化沙皇」的周揚當了社科院院長,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當了外事局局長,「文革」前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當了黨委書記,(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周揚於1977年至1980年3月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光美於1979年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局長;梅益於1979年10月至1985年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祕書長。)領導班子,真可謂群星璀璨。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茶話會,會場裡擺了很多桌椅,與會的有好幾百知名學者,我坐在周揚旁邊。會上發言很熱烈,85歲高齡的陳翰生也不客氣地談了什麼才是真正的社會科學。會議開到一半,周揚走上講壇,開始了他的長篇大論。臺下聽眾很多都是他熟悉的人,1957年就是他把他們都打成了右派,毀了他們的人生,而他自己也在「文革」中遭受了厄運。隨著他的講話變得越來越激動,越來越愧疚,他突然講不下去了。他含著淚水回到座位上,一把抓住我的手,一言不發地抓著我的手就那麼坐著。與會者面面相覷,會場裡一片寂靜,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一個強人總算對公眾做出了懺悔。

(斯蒂芬·R. 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

6

買襪子

(1979)

[美]林培瑞

1979年到1980年,我和妻子住在廣州郊區的中山大學。校方任命幾位外事科的工作人員陪我們做事,負責我們的生活需求。但我們發現,在我們提出要求後常常得拖一陣子才能聽到迴音。往往是等的時間要比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的時間長得多。

有一天,我想買雙襪子。問了外事科的陪同:「怎麼樣?行不行?」

「我們先研究研究。」他們答道。

過兩天沒有消息,我又問,「襪子的問題……?」

答:「我們還在研究,想幫你們安排一部車。」

「車呀?」我有點兒驚奇。「不需要。搭公共汽車,騎自行車,我都行。」

我那年有一輛「飛鴿牌」的自行車。那時候在中國買自行車是需要購車票的,我能買一輛是因為外事科的陪同打了報告,上級部門批准了,說林培瑞可以買自行車。那天看著我的車,我心裡想,「我知道百貨公司在哪兒,也知道路怎麼走,騎個車進城不就完了嗎?」

我騎著車進了城,買了襪子。

過了幾天後,我把這件事兒告訴了一位朋友,是中文系的年輕教師。

「希望我沒讓外事科的人感到尷尬。」我說。

「相反,」朋友說,「你讓他們放心。」

「怎麼?」我沒懂。

「買襪子對你來說是輕鬆隨便的事情,但你跟外事科提,在他們看來,就變成了外國人的正式要求,他們得正式處理。萬一出了問題,他們得負責任。為了躲避責任,他們請示上面,這樣出了問題就不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了。你不知道你那雙襪子走了多少層的程序。這當然需要時間。」

「好傢伙!」

「但你乾脆自己去買,不問‘可不可以買?’他們沒有包袱,鬆了一口氣。」

林培瑞

林培瑞

(林培瑞(佩裡·林克,Perry Link),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教授現代中國文學。)

7

遊客之死

(1979)

[美]莫里斯·羅薩比

1979年2月,我應聘一家旅行社,在幾乎沒有美國人去中國旅遊的時候,帶著一個旅遊團去了中國。這個團的遊客都很活躍,也很有學問,其中包括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著名的漢學家昌西·古德里克(Chauncey Goodrich),因此我們之間的互動和話題非常廣泛。由於那時去中國就像是去探險,所以這個團不但費用高,每個人還要出具一份健康證明。當我們在兩位中國導遊的精心安排下,一路上沒人感覺是受罪時,我們都認為旅行社的告誡有點危言聳聽了。

我們在北京、西安、洛陽遊覽了所有預定的項目,甚至沒放過那些我們感興趣的景點。在抵達上海前,我覺得一切還不錯,但也注意到團裡一個成員咳嗽得越來越厲害。我在西安問過他要不要去醫院,他謝過我後說他有藥,問題不大。當我們一到上海,他的狀態就顯得很不妙了。晚飯後,他敲開我的門,說他必須回美國。我表示可以安排他去醫院,但他堅持要回家。

這可難住我了,我們辦的是團體簽證,就是說,這個26人的旅行團必須整團進出。第二天,團裡其他成員繼續他們在上海的遊覽,為了給這位生病的團友辦理個人簽證,我和其中一個導遊往公安局跑了幾乎一整天。那天下班前,我們辦好了他的個人簽證,晚上送他上了去廣州的飛機,第二天一早他就可以回家了。一天的緊張過後,我和導遊為了犒勞一下自己,一起去吃了一頓大餐。

次日一早,剛吃過早飯,又有人敲我的門。中國旅行社上海分社的總經理助理一進來就要我穿好衣服,帶好行李,通知我立即飛廣州。那位生病的團友,豈止是咳嗽和感冒,而是在即將登機回國前的一小時左右,病死在了廣州機場。那位總經理助理把我送到上海機場,我上了一架算上我只有兩名乘客的飛機。不管此前中國官方的安排是否毫無瑕疵,至少從那時起,他們表現得相當完美。

當時,旅遊業在中國剛剛興起,官方顯然不想為遊客的死背「黑鍋」,因為任何有關來華旅遊是否安全的疑慮,都會對中國旅遊業造成極大傷害。他們在上海立刻加派導遊和助手,為仍在觀光遊覽的其他成員提供服務,以防意外。與此同時,中國旅行社廣州分社和當地政府希望我同意他們對死者進行屍檢。沒有死者家屬的同意,我當然不能答應,結果他們要我一邊聯繫家屬,一邊待在廣州,直到有了結果。沒辦法,我只好從死者的身份信息中找到他太太的電話。那時在中國打國際長途非常難打,經過漫長的等待,我總算打通了電話。我小心翼翼地告訴她發生了什麼,她的反應卻讓我意外,原來她患有老年痴呆症,根本不懂我在說什麼。

我必須找到他的家人。於是,我給我的旅行社打電話,希望他們能幫我查查,卻因為那天是總統日,都放假了。他們沒給我意外情況下的聯繫電話,我是個新手,出發前也沒想到要。如果美國在中國有使館,我可以把這件事交給使館,但可惜沒有。(注: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確定: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參見薛謀洪、裴堅章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頁。)我走投無路了,只好打電話給我太太,希望她能幫我找到死者家屬。她給國務院打電話,給紅十字會打電話,終於找到了死者的兒子。我把電話打給他兒子,可他就是不同意屍檢,直到我絕望地請他自己來中國解決這件事,他才同意。我把家屬意見轉達給中方,他們鬆了口氣,作為答謝,又請我吃了一頓中式大餐。

大概深夜兩點,我聽到敲門聲,肯定不是做夢,晚宴上他們不停地請我喝酒,我也只喝了不到兩杯。我打開門,一名當地官員生氣地問我,怎麼不告訴他們那名死者的體內植有治療癌症的放射鈀?他意思是做屍檢的病理醫生受到放射線影響,我必須幫他們搞清死者體內植入了多少。我只好又給死者兒子打電話,他一邊抱歉,一邊告訴了我。我終於明白,為了這趟中國行,那位死者隱瞞了他的病史,連命都不要了。

之後,當地政府又要我幫他們清理死者遺物(他們不想被人當成是賊),包括現金和支票,確保沒有遺漏。做完這一切,也不管我願不願意,非要我和他們去火葬場確認死者,然後火化。我做不了這個主,只好又給死者兒子打電話。由於當時在飯店打國際長途必須付現金,我幾乎花光了我的現金。不管怎麼說,他兒子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總算答應了。我如釋重負,該做的都做了,不會再找我的事了吧?

讓我意外的是,中國旅行社和當地政府決定在我們這個團的其他成員到廣州後,給死者舉辦一個追悼會。更意外的是,居然由我負責起草一份悼詞(要知道我幾乎不認識他),這不是逼著我瞎寫嗎?那天晚上,我們這個旅行團抵達了廣州,第二天一早,就都被拉到一座被鮮花翠柏簇擁的殯儀館。他們要我們每個人佩戴上黑紗,靈堂正中,懸掛著一幅從死者的護照上翻拍的,實在讓人不敢恭維的大照片。先是廣州市委書記,然後是當地旅行社領導發表了一通枯燥的講話,輪到我了,我的悼詞大意如下:

我們相處的這些天裡,XX先生的中國行一直是個謎。他都病成那樣了,還不遠萬里地跑出來幹嗎?既然現在已經說不清了,我認為,他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是在家待膩了,跑出來轉轉。出來轉轉不但能開闊我們的視野,還能忘掉每天的賬單,不再為孩子的學業操心,也不必省吃儉用地過日子了,他一定是這麼想的!另外,他之所以踏上這趟中國之旅,把自己置於公眾的視線中,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在自己那個渺小的世界裡活膩了,而是渴望瞭解古老的中國,以及中國在過去30年裡發生的變化。就在上週三,他還告訴我,那些我們所參觀的古老建築和中方的好客,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為世界大家庭成員,我們跑出來轉轉就是為了證明我們與其他種族、民族沒什麼兩樣,無論我們來自美國、波蘭、中國、阿拉伯,還是美拉尼西亞……在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筆下(拋開他犀利的筆鋒和疾惡如仇不說),即使那些最挑剔的讀者,都是我的親人和兄弟。這說辭很老調,卻反映了我們的內心。XX先生正是有感於此,才在我們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發現了很多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很勤勞、真實、盡職,同時又不失幽默。

XX先生的中國行圓了他的夢,他是幸福的。雖然他的離世對他的家庭和我們大家,以及接待我們的中方主人來說都是個不幸,但他是笑著走完了他的人生的。如果他知道他的中國行是在美中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前夜,(注:中美兩國於1978年12月16日發表《中美建交公報》;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報》生效,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參見薛謀洪、裴堅章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頁。)他一定會感到欣慰,一定和我們一樣,希望美中之間能世世代代地和平友好下去。

追悼會後,我以為一切都結束了,沒想到在廣州火車站,當我們登上去香港的火車時,中國旅行社的代表把死者的骨灰盒交給了我。在洛杉磯機場,我把它交給了我的旅行社,然後轉交給了死者的家屬。

他兒子至今都沒再理過我。

(莫里斯·羅薩比(Morris Rossabi),美國紐約城市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和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

本文由《冷戰國際史研究》授權刊發,主編:李丹慧。原文載第27輯,2019年夏季號,世界知識出版社。原標題為《遇見中國·熟悉中國》。

8

單身宿舍

(1979)

[美]舒衡哲

1979年3月初,我在北京大學辦理入住手續時,不知動了哪根筋,居然沒把校規放在眼裡。其實只要不是白紙黑字的要求,我通常都按自己的理解,我行我素,但我不會無視像頤和園後山那些用中、英、俄文公告的「外國人禁止入內」的警示,因為我曾在閒逛時遇到過麻煩。我挑戰的,不過是在中西學者交流的早期,一個西方學者應該如何理解中國的所謂規章制度。

1979年2月,作為第一批人數不多的訪問學者,我的美國同學都想和中國學生住一個宿舍,好像只有那樣,才能深入瞭解「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我是個例外,我不想和中國人住一起,我要住單身宿舍,這是他們還在語言學院被「隔離」,而我先於他們進入北京大學時就做出的決定。

與其他美國學生相比,或許因為我在共產主義的羅馬尼亞長大,與人合住得太久,才渴望清靜。當我們這批交換生都想深入瞭解中國社會,只有我例外時,我的任性顯然背離了我們作為第一批交換生,通過廣泛接觸,深入瞭解中國社會和中國學術界的初衷。

其實我的固執不全是為了隱私,出於本能,我是受不了1979年3月瀰漫在北京上空的風沙和汙染,更怕和他們在一起會染上蝨子、臭蟲、傳染病,所以無論如何,我一定要住單身宿舍!

儘管那時北京並不流行「獨身」,但我是那批交換生中唯一有博士頭銜的交換生,北大外事辦只好給了我一間單身宿舍。我的美國同學都認為,我是在給美中友好抹黑,可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1979年3月12日,我一搬進25號宿舍,就精心地裝點起我的小屋(與那些6—8人一間宿舍裡讀研的中國學生相比,我的女生宿舍不但有衛生間,還能每週洗次熱水澡)。為了給屋裡添點靈氣,我先去買了三盆花草,又掛上一幅羅馬尼亞風格的壁毯(算是我從美國帶來的唯一能勾起鄉愁的見證吧),以此提示我的客人,雖然我的身份是美中交換學者,但我的根不在美國,而在與共產黨中國相似的羅馬尼亞。

宿舍另一面牆上掛的,是我從書店買來的一幅魯迅名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條幅。我不記得是沒找到,還是沒想到掛上他這首詩的上一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了,不管怎樣,每當校方來我這走訪看到那幅字時,都會誇上兩句,似乎忘了我的所作所為與「橫眉冷對千夫指」何其相似。

看來我「叛逆」得漂亮,就在這兩張單人鐵床夾著一張書桌的小屋裡,我可以每天,隨時隨地接待我的老師和朋友了,哪怕有人在盯著我們,在偷聽,在嚼舌頭。只要關上門,我們就能變得越來越心心相印,而且隨著我中文水平的提高,我也越來越體會出什麼叫「此處無聲勝有聲」了。

說實話,我剛住進那間單身宿舍時,真沒想到它會成為我後來二十多年從事口述歷史的開始,也沒想到從80年代末起,中外交流的渠道變得越來越開放。如今,我早搬出那個破舊的宿舍樓,住進一個叫「勺園」的公寓,而那間單身宿舍,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回顧往事,我沒有為了急於瞭解中國社會就貿然找個中國學生同住,這不但讓我有幸傾聽到了不同的聲音,也讓我這個英語並非母語的人在動筆時避免了被誤讀。我是在中國,在北京大學,真正讀懂了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那首膾炙人口的小詩《未選擇的路》:

林中有兩條曲曲彎彎的小路,我——

我,只有選擇常人不走的那一條,

才會與眾大不相同。

有時候,你不做點出格的事,還真改變不了自己,我是1979年在中國明白了這個道理,並在之後的40年中,直到今天都受益匪淺。

(舒衡哲(維拉·舒瓦茨,Vera Schwarcz),美國衛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歷史及東亞研究榮譽退休教授。)

衛民,主要譯著有:[美]里昂·尤里斯:《出埃及記》(Leon Uris,Exodus,The Franklin Library,1977),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美] 里昂·尤里斯:《愛爾蘭往事》(Leon Uris,Trinity,The Franklin Library,1976),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美]里昂·尤里斯:《拯救美國》(Leon Uris,A God In Ruins,Avon Fiction,1999),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與袁東武合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相關文章

德國,裸露在外的工業心臟

德國,裸露在外的工業心臟

NO.2304-德國 薩爾區 作者:越向 校稿:朝乾 / 編輯:金槍魚 提起德國的工業區,人們往往會首先想到魯爾區。事實上,位於萊茵河西岸的...

法國,且戰且退

法國,且戰且退

NO.1990-法共體的沒落 作者:圖南 校稿:辜漢膺 / 編輯:鹹帶魚 一戰後,面對各殖民地獨立的浪潮,英國發起成立「英聯邦」,極大維繫英...

日本人最早是怎麼看待美國人的?

日本人最早是怎麼看待美國人的?

編者按:想起安東尼奧尼1972年的紀錄片《中國》。在一個義大利人的鏡頭中,一張張中國人看到外國人時的面孔: 《中國》劇照 一個國家封閉久了,...

民國時期在上海舉辦的兩次全運會

民國時期在上海舉辦的兩次全運會

中國的全國性體育運動會,最早可以追溯到1910年10月18日。1935年和1948年,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運動會都是在上海舉行的。 中國的全國...

拖了這麼久,布干維爾自治區還獨立麼?

拖了這麼久,布干維爾自治區還獨立麼?

巴布亞紐幾內亞是在西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島國,該國有一個布干維爾自治區,一直謀求獨立,卻又久拖不決。 布干維爾自治區在地理上屬於所羅門群島,包含...

我就是「三毛」(上)

我就是「三毛」(上)

「你幸福的每一天,是三毛最渴望擁有的。當你從幸福中一路走來,不應該忘記三毛的苦難和期盼。」 ——《三毛流浪記》 電影《三毛流浪記》 編者按:...

景德鎮:從被模仿到模仿

景德鎮:從被模仿到模仿

作者:冷夜寒星 製圖:孫綠 / 校稿:貓斯圖 / 編輯:養樂多 瓷器是一項古代勞動人民的重要創造,它不僅是中國古代外貿商品的重要名片,更是中...

愛因斯坦的童年

愛因斯坦的童年

人類歷史上的偉人愛因斯坦,仍是今天時常提起的名字。一邊是科學家不斷證明其偉大,一邊是社會文化給他「造神」。愛因斯坦還常以「雞湯」主角的形象出...

景德鎮:從被別人模仿,到模仿別人

景德鎮:從被別人模仿,到模仿別人

景德鎮:從被別人模仿,到模仿別人 作者:冷夜寒星 製圖:孫綠 / 校稿:貓斯圖 / 編輯:養樂多 瓷器是一項古代勞動人民的重要創造,它不僅是...

夏威夷,被列強輪番蹂躪

夏威夷,被列強輪番蹂躪

NO.2116-輪番爭奪夏威夷 作者:律杉 校稿:辜漢膺 / 編輯:養樂多 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日本海軍對停靠在珍珠港的美軍太平洋艦...

熱帶病,非洲特別多

熱帶病,非洲特別多

NO.2191-什麼是熱帶病 作者:子昱 校稿:辜漢膺 / 編輯:金槍魚 18世紀中期,法國著名博物學家布豐(Georges Louis L...

這裡,每年都要被淹

這裡,每年都要被淹

NO.2246-柬埔寨洞裡薩湖 作者:真果少年糕 校稿:辜漢膺 / 編輯:金槍魚 6月以來,我國南方多地遭遇洪水,多地提升防汛等級,開展救援...

上海有兩個馬勒別墅

上海有兩個馬勒別墅

上海有座「北歐夢幻城堡」叫馬勒別墅,可謂聞名遐邇 —— 它就是位於陝西南路30號的「上海優秀近代歷史建築」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

這種病,讓人生不如死

這種病,讓人生不如死

可怕的梅毒 作者:子昱 校稿:辜漢膺 / 編輯:金槍魚 1494年8月,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入侵義大利,雖然僅一年後便撤走了,但他們給義大利留下...

美國,已經沒有懸念了

美國,已經沒有懸念了

NO.2347-美國中期選舉 作者:無夢 校稿:朝乾 / 編輯:蛾 作為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國前總統,川普在2020年大選中敗北後仍然熱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