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基本不寫文字了。偶爾寫幾句，忍不住要吐點髒詞和粗話，否則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用得最多的髒詞，當屬「二逼」。不用此類的詞，不足於表達對當下社會的切身感受。
自認為向來是個講道理的文化人。無奈理性、理智、講理的品質，在這個社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鄙視、驅逐和羞辱。
活在一個越不講理越有理的年代，講理成為一種稀缺的東西，講理者自然淪為弱者。
在詹姆斯·斯科特那裡，弱者的武器包括偷懶、裝糊塗、開小差、裝傻賣呆、怠工等等。開罵，算不算弱者「武器」的一種？
這幾天，”巴黎貝甜被罰事件” 引得眾聲喧譁。疫情期間沒有漲價，堅持向市民供應麵包、組織自救互助，卻被處罰數十萬，這一刀真夠狠的。
網上有評論說，「如果接受這個而無感無覺，就是對所有受過苦、悲痛過、捱過餓和恐懼捱餓的人的集體羞辱 」。
對此，除了罵一句「二逼式執法」，還有必要喋喋不休說一番道理麼？道理是要對講理者說的。我決計不信，該事件的執法者是講理的。它們講的不過是權術，講的是潛規則，講的是歪理邪理。
這種權力的「二逼」氣質、「二逼」精神，近來跟約好了似的，齊刷刷地粉墨登場。
先是合肥市的多個餐館，因賣涼拌黃瓜被罰款5000元。
接著是榆林市一家個體戶，賣出5斤芹菜後，被罰款6.6萬元。
再接著是大慶市的一家土豆經營部，因為進價1.2元的土豆賣2元，面臨被罰30萬元。
這次是上海的巴黎貝甜麵包，被罰58.5萬元——針對市場主體的罰款數額節節攀升，唯恐不嚴不狠。
這些僅僅是成為新聞事件而進入公眾視野的案例。類似的「沉沒」的行政處罰，想必不止一樁兩樁。
黃瓜、芹菜、土豆、麵包相繼被重罰，接下來挨一刀的，應該還有白菜蘿蔔雞蛋豬肉。
有人將此歸因於經濟下行背景下的財力緊張。這個因素當然有，問題的根本還在於行政權力的隱性擴張。
它們一個個氣壯如牛，無不通過靈活詮釋權力運行空間的「彈性」條款、以履行法定職權為由，搞得很講法治、很認真負責。
不一一頒發「嚴格執法」的獎章，都對不起它們難能可貴的執法實踐。
疫情遠不只是一次公共衛生事件，也大幅度衝擊、改變了中國社會業已形成的權力與權利的邊界，形成某種特殊的權力關係。
從歷史經驗來看，但凡面臨危機，由於個人和企業都缺乏安全感，往往是權力擴張的機會窗口。
從黃瓜芹菜土豆麵包被罰事件不難看出，有人打著防疫名義擴張權力，甚至正把權力從籠子裡趁機放了出來——這籠子雖是牛欄關貓，總歸有那麼個意思。
權力出了籠子，權利就會進入籠子。
我所憂戚的，不僅僅是特殊時期的某些臨時做法沉澱為新的管控模式，從而制約社會經濟活力。
還有一點需要高度警覺，權力的慣性一旦形成就難以止步，必然傾向於把控更多的細節，對權力點的挖掘更加嚴苛，力求權力的覆蓋範圍更加廣泛。
公權力越強，則國民越弱；公權力強大到難以限制，個體勢必弱小到無法自保。
令人悲觀的是，依時下情勢，眼見大大小小的「二逼」權力，似乎都在擴張衝動下蠢蠢欲動，甚或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