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因為疫情,賣得很好和賣不出去的東西

沒有外出的機會,還有化妝的必要嗎?

最近,有日本媒體做了一個榜單:疫情時期的商品暢銷榜和滯銷榜。其中評選出了疫情時期銷量最好的「新三種神器」:口罩、手指消毒劑和非接觸體溫計。

「三種神器」這個說法,我們也不陌生,但其實它最早出自日本的創世神話,原本是天照大神手持的三種物件,後授予代代天皇手中流傳,是證明天皇身份的象徵。這三種神器,在今天的日本確實存在:八咫鏡,供奉於三重縣伊勢神宮;天叢雲劍,供奉於名古屋縣熱田神宮;八尺瓊勾玉,相傳為東京的皇居所藏。

日本神話中的「三種神器」(圖|維基百科)

日本神話中的「三種神器」(圖|維基百科)

1950年後半,日本人首次將「三種神器」的概念運用在了現代科技領域,稱之為當時最流行的三種家電:黑白電視機、洗衣機和電冰箱。到了經濟高度成長期的1960年代後半,又快速被「彩色電視、空調和私家汽車」取代。此後,「新三種神器」這一片語經常被電器商拿來作噱頭,進入平成年代,先後有「數碼照相機、DVD機、液晶電視」的數碼家電版和「洗碗機、掃地機器人、滾筒洗衣機」的生活家電版。

「神器」從洗碗機變為口罩,難免令人產生一種倒退的錯覺,這是疫情改變生活的一個真實側面。儘管日本人因為備受花粉症困擾,加之既有的口罩禮儀,在疫情發生前日本已經是「口罩大國」,但根據那個榜單上的資料,這兩年幾乎倍增:2021年日本口罩的銷售數量,相比2019年增加了187.2%,手指消毒劑也增加了125.6%,非接觸體溫計並非生活消耗品,銷售量卻足足增加了超過4倍——對於在疫情期間營業的餐廳、酒店和各種商業文化設施來說,它成為一種常備品。

有暢銷榜就必然產生滯銷榜。過去兩年,屢屢在新聞裡看見一些愁眉苦臉的行業,除了餐廳、酒店和旅行業者,最多的就是化妝品專櫃。日本百貨店協會在2021年4月發佈了一組銷售資料,其中受到重創的化妝品銷售額,相比2019年同月減少了42.6%。又有訊息說:日本口紅的銷量相比疫情之前減少了一半以上。

有資料顯示:日本口紅的銷量相比疫情之前減少了一半以上(圖|維基百科)

各個化妝品品牌也在想著自救,2021年4月,日本嘉娜寶公司曾經推出一款號稱是「專門針對佩戴口罩不脫妝」的口紅,短短半年賣出了120萬支,專櫃一度貼著「暫時缺貨」的告示,就連品牌方也有些意外,說「比想象之中賣得更好」。造成銷量奇蹟的原因,卻未必在於人們的需求量有多大,而是在網際網路並不發達的日本,它抓住了悄然火爆起來的TikTok,找到了一堆網紅帶貨,在20歲的年輕人之間受到了追捧。

口紅在疫情時期遇到的問題,關鍵並不在於是不是會脫妝,而是人們開始產生疑問:沒有外出的機會,還有化妝的必要嗎?即便外出,因為總戴著口罩,口紅是必要的嗎?我身邊幾位相識的女性便是這樣的例子,她們在通勤時採取時下流行的「口罩化妝法」,多數時候畫個眼妝就足夠了。在她們之外,以口罩生活和居家辦公為契機,開始放棄化妝的日本女性也不在少數。

戴著口罩,還有化妝的必要嗎?

戴著口罩,還有化妝的必要嗎?

沒有外出的機會,還有化妝的必要嗎?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原本在疫情之前,日本社會關於女性化妝的討論就經久不息,最大的議題是「女性在職場是否一定要化妝?」日語裡有個詞叫「化妝禮儀」,傳統的企業文化觀念認為,女性在公共場合化妝,是一種禮貌。這當然不會被任何公司寫進規章制度裡,卻長久地作為一種默認的潛規則而存在,它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曾經看到一位女性作者在文章描述了自身經歷:大學時代在居酒屋打工,因為沒有化妝,於是被禁止出現在客人面前,只能在廚房洗碗;又或者是不化妝去大學裡上課,就會被男性學長用看似無意的態度點評:「是睡過頭了嗎?」;大學專門為就業舉辦的講座中,一定有一場是關於「應該如何化妝」的主題;順利找到工作,在入社儀式上,也有的公司會進行化妝禮儀的培訓……一系列的操作,就會在女性心中潛移默化地形成「在公共場合一定要化妝」的觀念。疫情之前,我經常在深夜的便利店看到戴著口罩的女孩,日子久了才恍然大悟:多半是沒有化妝。她們已經被教育出這樣的觀念:素顏出現在公共場合,是很失禮的行為。

「化妝是個人自由」,很難聽到日本女孩會這麼說。倒是有時在新聞網站上,會看到例如「為什麼歐美的女性很多不化妝?」「為什麼有的女性覺得化妝沒必要?(一個最新的論點是因為她們有美顏軟體)」之類的標題,這顯然十分日本特色,只有日本人,才會對化妝或是不化妝,有那麼多糾結。直到疫情時期,我才聽到這樣的聲音大了起來:為什麼女性以素顏出現在工作場合,就會被認為是不禮貌的行為?為什麼男性不化妝卻是完全OK的呢?和男性一樣,只是洗頭洗臉,修理整齊眉毛,保持十分的清潔感,這樣的女性為什麼在職場上不被允許呢?

疫情生活,改變了日本女性對美容的價值觀

疫情生活,改變了日本女性對美容的價值觀

還有一個圍繞化妝與禮儀的問題,也很有趣。語境從職場變成了電車上。人們隔三岔五總是要討論一下:在電車上化妝是被允許的嗎?確實,在大阪或者東京的通勤電車上,很多人見過年輕女性拿著小鏡子匆忙化妝的樣子,一些男性對此提出抗議:香味強烈的化妝品,是一種氣味騷擾。或是發出些莫名其妙的「會不會被眉筆刺傷」「白襯衫上沾染上化妝品怎麼辦」之類的擔憂。甚至有媒體跑去諮詢了律師,表示「儘管法律上沒有電車上禁止化妝的規定,但如果不小心使人受傷,例如臉上留下3釐米以上的傷口,將要賠償高達290萬日元的賠償」,等等。「遵守禮儀,不要在電車內化妝」,那個媒體如此呼籲。偶爾也有女性反擊道:「大叔的體臭和化妝品的香料,到底誰才是電車內的罪魁禍首?」這太像是一場無聊的爭吵了,很少有人去傾聽在電車上化妝的女性們的心聲:被要求化妝才能出現在職場上的她們,早上出門需要花費比男性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繁忙和高壓的生活中,很多人是因為沒有時間的餘裕,才不得已爭分奪秒在電車上化妝的。

東京的通勤電車

東京的通勤電車

兩年前的日本,曾經發生過KuToo運動,這是一場女性反對職場上強制穿著高跟鞋的運動,它效仿了MeToo這個詞,「Ku」指的是日語裡「鞋(kutsu)」這個詞的首字母,和「Too」連在一起,變成了「苦痛」的諧音——這是女性們穿久了高跟鞋不堪重負的心情。在職場和公共場合穿著高跟鞋,也被認為是一種禮貌的表現,但漸漸有人意識到:「這樣的禮貌很奇怪!」出生於1987年的女性藝人石川優實最早在推特上發起了這個活動,很快引起了很多女性的共鳴和轉發,她們在話題標籤下公開了很多刺目的圖片,因為長期受到高跟鞋壓迫導致的足部變形、肉刺和拇趾外翻,隨著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行走困難現象等等。石川從職場上的性別不平等和健康上的風險這兩個角度出發,發起了一場署名活動,2019年6月3日,她將簽署了18856人名字的抗議書向日本厚生勞動省提出。後來,石川被BBC評為了當年的「100位女性」之一,以KuToo運動為契機,日本的全日空和日本航空等航空公司,更改了穿著規定,接受了空中乘務人員穿著平底鞋的要求。

KuToo運動的兩年後,以禮儀之名對女性的壓抑,又以疫情為契機引起了更多人的思考。不少女性開始意識到:「困難的是,如果不服從這樣的‘禮儀’,也許就是吃虧,而如果服從這樣的‘禮儀’,又將變成它的幫凶。因此我們需要大聲地說出對它的合理性的質疑,才能改變這樣的社會。」

從微小的質疑聲開始,日本人對美容的價值觀正在發生變化。一家藥妝公司去年對500多位女性做了一次調查,主題是:與疫情前相比,現在的生活、化妝和護膚意識如何?它從資料中得出了現代女性的幾個新意識:不努力,不勉強,自然體。也有一些生活趨勢研究者稱,這是疫情導致的消費變化,不化妝並不意味著自我管理的鬆懈,在化妝品消費量減少的同時,護膚品市場的銷售額卻在上升,女性對待美容的心態逐漸從「為了他人審美的化妝」轉變為「出於自己的需要進行選擇」。

疫情之前,馬路上妝容精緻的老太太

疫情之前,馬路上妝容精緻的老太太

在日本書店裡,美容化妝類的書籍總是佔據著很大的專櫃,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容」始終作為一種主流的價值觀而存在。疫情時代,還需要化妝嗎?美容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某位很有名氣的美容暢銷書作家,在最近一個採訪裡說得很有道理,她說:「‘因為不和人見面所以沒有化妝的意義’‘因為很麻煩所以很討厭化妝’,如果是這樣想的人,原本就是不化妝也可以的。同時,因為不化妝,自己總感覺哪裡不對勁,化妝能夠讓自己心情變好,也存在這樣的情況。大家都應該真實地面對自己的身體中自然湧現的感情,不為了取悅他人,也不必因為沒有化妝而感到劣等感,希望的時候也可以隨時開始,輕鬆愉快地面對它,這樣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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