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讓你陽就陽」,是吹牛皮還是真實力

「陰性陽性不是核酸測出來的,是石河子社區書記說出來的」。

這句擲地有聲的箴言,流傳於社交媒體。

網傳的起因是,石河子市清泉新村社區外頭,有人在路邊賣大蔥,每公斤2元。社區書記獲知,遂制止小區居民購買,要買只能買小區內4元一公斤的大蔥。

眾居民不服,與社區書記爭執。該書記當眾口吐狂言:你們信不信,我要你們陰就陰,要你們陽就陽!

隨後不久,網上又傳出該社區書記被就地免職的訊息。

這屬於一個由兩段敘事組成的相對完整故事,有爭執現場的視訊及截圖為證,且在網上有不同信源交叉印證。

應該說這起網傳輿情事件,有起因、有經過、有結果,邏輯自洽,形成閉環。

而當地官方很快發通報,說此為虛假資訊。這份通報的蹊蹺之處在於,對事件直接加以「虛假」定性,卻完全迴避了當時現場到底發生過什麼,也未提及該書記是否被免職。

既然言之鑿鑿說是謠傳,就應交代清楚,事件起因是什麼,社區書記在現場說了什麼,以證明其並無譫妄之言。

如此就形成一個悖論:公眾可以相信當地官方通報,即該書記沒說過「我讓你陽就陽」;公眾也可以相信網傳資訊,即該書記說過「我讓你陽就陽」。

在民眾飽受核酸之苦,乃至於由此阻滯延誤就醫、釀成多人殞命的當下,一個社區書記當眾喊出「我讓你陽就陽」,絕對驚世駭俗,有如天雷落頂。

「我讓你陽就陽」,於社區書記而言,是吹牛皮還是真實力?

我寧願相信這是權力優越感衝頭之時,吹出的一句不用上稅的牛皮大話。

而自從鄭州社區女書記劉紅英拿著電喇叭,用強硬口氣宣佈「我們還是需要7+3(隔離),但是沒有新檔案,這是我自己定的」,又強烈感到「拿社區書記不當幹部」,是一種認知侷限。

隨著社會治理模式的變革,以村居組織為代表的的「準公權力」,近幾年日漸興起,且行政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倘若撇開政治屬性不談,現今村居組織主體和外圍人員,其非官非民的身份,與古代吏役有一定的相似性。

雖然都身在體制之外,只是領伙食補助的「服役人」,但遊走於國家和基層民眾、「正式活動」與「非正式活動」之間,做著事關官僚體系正常運轉的大事。

以清代地方吏役為例,其重要作用在口齒激增、事務繁劇的當時社會,是無可替代的。同時,也被視為敗壞綱紀、擾亂社會的「源頭」。

有史學家說,凡事到了吏役手裡,「銓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財賦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可入,訟獄則可大可小,工程則可增可減」。

當今的村居組織幹部,當然不能與古代吏役同日而已。雖無品無級,也是社區群眾的勤務員。

不可否認的是,村居組織在疫情防控事務的諸多方面,已然擁有對組織成員進行組織、指揮、控制、懲戒等方面的權力。

另一方面,沒有正式的體制內身份,也意味著他們無法受到官僚組織內部的紀律約束,同樣無法令其對自己越軌行為造成的嚴重後果負責。

不論過去的吏役,還是今天的村居幹部,相同之處還在於,勞動回報低微,未忝列任何行政級別,抬頭就是天花板,幾無晉升空間。

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出發,當一個人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獲取其嚮往的價值——經濟報酬、騰昇機會,當然就可能選擇以非正常手段去獲取這些價值。

清初歷史學家傅維鱗在《亟更役法疏》中論及吏役之害:「官聰察則借官之嚴以害民,官貪橫則張官之威以害民,或陰用官之能以害民,或陽竊官之權以害民,或害民以奉官,或害民以壞官,官墮其術,民受其病,役收其利。」

時代不同了。我相信大多數村居幹部是守法敬業的,在疫情防控中付出了艱苦努力。

但我們今天還未能完善對公權力的制約機制和制度,保證權力無一例外地裝進位制度的籠子裡,況乎對於處於權力最末端的村居組織書記。

近來多地曝出核酸檢測造假問題,有的沒做核酸就有了取樣結果,有的將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反饋為陽性。

很難說,這全都是核酸檢測機構一家的問題,而無外力參與其中。

我寧可相信,「我讓你陽就陽」是一種權力臆想,相信石河子官方通報的公信力。這至少會讓受困於疫情的每個人,都少一些惶恐。

但不可否認,「準公權力」雖不像國家公權力那樣強有力,但同樣具有相較於個人權利的優越地位,有相當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倘若一個社區書記,為了某種特定目的,動了某種歪心思,要去影響不法檢測機構,做個「陰陽判官」,未必就是吹牛,沒準還真不乏那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