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唐納德·米勒
譯 ：小小冰人
一架轟炸機如果在北歐上空遭遇到麻煩，機組人員首選的做法通常是掙扎著飛回英國，而不是在被德國佔領的北歐迫降或跳傘。許多轟炸機未能成功返航，而是墜落在北海或英吉利海峽。「除非你曾在電臺裡聽過一個人驚恐時發出的呼叫聲，否則，不到他似乎即將發出尖叫時，你不會明白嵌入他聲音中的那種尖銳的震動。」一名從事海空救援的飛行員對典型的遇難呼叫做出了描述。4這些從事救援的飛行員知道，「沒有什麼比一個人驚恐的叫聲更為可怕」。
投入戰鬥的第一年，第八航空隊既沒有海空救援體系，也沒有海上迫降的培訓計劃。對嚴峻的海上生存來說，轟炸機上的充氣橡皮筏和標識器並不充足，信號彈、K級口糧和急救包都缺乏防水保護。另外，轟炸機的設計並未考慮過海上迫降時方便機組人員的逃離。第八航空隊完全依賴皇家空軍和皇家海軍進行海空救援，但又未能與那些深具奉獻精神的人員密切合作，結果是：落入海中的飛行員，99%遇難。（同一時期，墜海的皇家空軍機組人員，近三分之一的人獲救，而且，他們執行的都是夜間任務。）一年後，救援行動仍依靠英國人，但雙方加強了合作，第八航空隊將落海人員的生存率提高至44%，而到戰爭結束前，這個比例達到了66%。
那些生還者中，超過十分之一的人遭受到心理創傷，不僅需要專業治療，還使他們喪失了飛行資格。普遍的情況是，這些人不得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設法在海上求生，沒有食物，沒有淡水，死去的同伴經過簡單的宗教儀式後，被推入波濤洶湧的海中。「我們聚在一起念著主禱文，我輕輕地把他推出船舷。」尤金·多拉齊克中士回憶起自己最後一次注視著一位朋友的面孔，他輕聲說著妻子的名字，死在他的懷中。
「彗星路線」
在北歐緊急降落或跳傘的盟軍飛行員，只有一個機會可使自己不被敵人俘獲：外國朋友的幫助。荷蘭人、比利時人和法國人都為盟軍飛行員實施了精心設計、高度保密的逃生行動。大多數逃生路線掌握在普通老百姓，而不是訓練有素的地下抵抗組織手中。風險非常大。對藏匿或幫助一名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的懲罰是：男人，由行刑隊執行槍決；女人，關入集中營，通常這也相當於死刑判決。一名英國情報人員估計，被擊落的飛行員，每逃脫一名，便有一個法國、比利時或荷蘭幫助者被槍殺或死於酷刑。
這些英勇的游擊隊員，大多數與倫敦的英國和美國情報人員保持著密切合作，但逃生路線中最成功的「彗星路線」則是完全獨立的。戰爭初期，這條路線由數百名比利時志願者在布魯塞爾組建，領導他們的是身材嬌小、年方二十五歲的商業藝術家安德蕾·德容，她的代號是「迪迪」。
「彗星路線」長達1200英里，從布魯塞爾直至直布羅陀，穿過被納粹佔領的法國以及實行法西斯主義、但正式宣佈中立的西班牙，這些地區都在歐洲最殘酷的秘密警察的管轄下。迪迪在沒有任何財力支援的情況下開創了這條路線，為她提供幫助的只有她當小學教師的父親弗雷德裡克和一名年輕的比利時同胞，阿諾德·德佩。逃離的飛行員隱藏在布魯塞爾市內及周邊的安全屋，他們搭乘火車趕至巴黎，那裡是逃生飛行員的中心收容點。在巴黎，這些飛行員被編入一個個小規模、相互間毫無聯繫的群體，先是坐火車，然後騎腳踏車，最後靠步行，趕至比利牛斯山脈腳下的一座農舍。吃上一頓耐寒的飯菜，喝完幾杯濃濃的西班牙咖啡後，他們便在迪迪招募的經驗豐富的巴斯克走私者的帶領下，開始艱難的攀登。到達西班牙北部的聖塞巴斯蒂安後，他們被交給英國外交官麥可·克雷斯韋爾，隨即坐車趕往直布羅陀，再經海路或航空返回英國。
迪迪為逃亡者（他們被稱作「包裹」）提供了假護照和假身份證，為他們購買了便服和黑市食品，並在通往西班牙的路線上建起一連串投宿地。她的一位合作者，安·布魯塞爾曼斯，一下子在布魯塞爾的各個安全屋內隱藏了五十名飛行員。「我們的大家庭裡，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母親所從事的地下活動，」她的女兒伊馮·黛莉-布魯塞爾曼斯寫道，「在外面，我們只是個經受著淪陷時期艱難生活的普通家庭，不去管別人的閒事。」德國人曾警告過盟國，被俘獲的飛行員，如果身穿便裝或沒有軍事標識，將被視作間諜，遭到槍斃或被送往集中營。對被擊落的飛行員來說，這是個兩難的局面。他們的指揮官曾做出指示，他們的職責是設法逃跑，而他們發現，要想順利逃生，唯一的可能性是換上便裝。
安·布魯塞爾曼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她將美國飛行員的「狗牌」縫入他們褲腳的翻邊。她為他們提供了街頭服裝——貝雷帽、長外套和歐洲款式的高幫鞋——並送他們上路，同時警告他們要小心，不要有太過美國化的舉動，例如嚼口香糖，或是口袋裡擺著叮噹作響的零錢。吸菸者則被告知，要像歐洲人那樣，用拇指和指尖捏住香菸的末端。
為籌措開辦「彗星路線」的資金，迪迪賣掉了她為數不多的珠寶。在三十二次單獨的旅程中，她親自護送過100多位飛行員穿過法國，翻越比利牛斯山。英國情報機構找到她，並要為她提供幫助時，她拒絕了。她告訴他們，這條路線必須完全獨立，由她所熟悉的比利時人來操作。她不想讓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接手，因為後者很可能與從事破壞或間諜活動的抵抗組織一同工作，可能會使這條逃亡路線遭到雙重間諜的滲透。
為識別「鼴鼠」（裝扮成被擊落的飛行員的蓋世太保特務），迪迪讓她那些布魯塞爾安全屋的房主們盤問跑過來要求得到幫助的飛行員。如果一名飛行員跑到安·布魯塞爾曼斯的住處，聲稱自己來自紐約，他就會被問及紐約揚基隊現任中外野手的姓名。如果他答錯了，布魯塞爾曼斯便會讓比利時地下抵抗軍的成員帶他「去樹林裡兜上一大圈」。
蓋世太保實現了滲透，卻始終無法關閉這條「彗星路線」。1943年1 月，迪迪和幾名逃亡的飛行員被捕後，「彗星路線」顯然遭到了破壞，但在毛特豪森和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進行的二十一次單獨審訊中，她始終不肯透露她那些同伴的身份。在她缺席的情況下，她的父親接手了這條路線。他和他的重要助手被一個告密者出賣並遭到槍決後，一個新的領導者出現了，這是個充滿激情的比利時人，23歲，名叫讓-弗朗索瓦·諾東，代號是「弗蘭科」。由於疲憊和健康原因，諾東勉強接受了一名受過英國訓練的比利時間諜進入到組織中，並在他的幫助下，繼續從事撤離飛行員的工作。5000—6000名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其中有3000名美國人）中，約有700多人得到「彗星路線」的幫助，最終回到英國。
「彗星路線」在D日發起的兩天前關閉。1944年春季，盟軍對法國的鐵路線發起轟炸，以支援即將到來的諾曼底進攻，這使得幫助飛行員逃生的行動幾乎無法進行。於是，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隱藏在農場和森林中，靠降落傘空投下的補給過活，直到夏季才被推進中的英美盟軍所解救。1945年，從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獲救後，迪迪前往比屬剛果的一個麻風病人隔離區工作。一名在她幫助下獲救的飛行員談到她時說：「安德蕾·德容是那種罕見的人物之一， 他們覺察到這個世界所遭受的苦難，並決心不作壁上觀。」
對身處英國的飛行員來說，看見原以為已永遠失去的戰友平安返回，沒什麼比這更能激發起他們的士氣。歸隊的飛行員受到熱烈歡呼和讚譽，並獲得與老朋友們共聚幾天的機會，然後才被送回國，接受重新分配。讓他們在歐洲戰區繼續從事飛行被認為太過危險，因為如果被俘並遭到酷刑折磨，他們可能會交待出逃亡路線的存在，而這條路線在北歐獲得徹底政權更替前，仍是其他被擊落飛行員所依靠的逃生路徑。在自己原基地舉辦的講座上，逃亡者給戰友們講述了敵後生存的重要資訊。「夥計們被那些逃生飛行員講述的故事所吸引，」航空隊裡的一名隨軍牧師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像救生筏裡的人那樣，牢記著這些敘述。」這些英勇的故事講述者是損失的飛行員可以死裡逃生的生動證明。
本文摘自《空中英豪：美國第八航空隊對德國的空中之戰》(全2冊)
說第八航空隊打贏了對德戰爭有些誇張，可如果沒有第八航空隊，又如何能贏得對德戰爭？《空中英豪》是迄今為止，很詳盡的一部第八航空隊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