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溫，凍傷，缺氧：萬米高空的戰場真實

本文摘自[美]唐納德·L.米勒著，小小冰人譯《空中英豪：美國第八航空隊對那對納粹德國的空中之戰》上卷

第八航空隊第一年的作戰行動中，最大的敵人並非高射炮火或戰鬥機，而是氣候和自然條件。好天氣是成功實施白晝轟炸的先決條件，但1942年的秋季和冬季，北歐上空的氣候異常惡劣。正如陸航隊官方史指出的那樣：「10月初之前，從英國基地發起一場大規模攻勢是否可行，曾有過激烈的爭論。」一個月內最多只有5—8天有可能發起大規模打擊，而當時歐洲大陸上空的氣候，使得目視轟炸的可能性僅為20%—30%。對美國陸航隊的大規模行動來說，只有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島的氣候比這裡更為不利。

就單獨飛行的一架飛機而言，惡劣的天氣是一場冒險，但對緊密排列的大群編隊來說，這將是一場災難。執行任務期間，遠端編隊飛行至少在五個不同階段需要有利的天氣：起飛時、集結時、飛往目標的途中時、位於目標上空時以及返航時。如果清晨8點時天氣晴朗，而英國上空的氣候預計在六個小時後轟炸機返航時變糟，那就不能將這些飛機派出去執行任務。事實上，英國的鄉村已開始到處散落著美國轟炸機的殘骸，這些飛機因未能成功穿越島上快速形成的霧氣和雲層而墜毀。

正如一名優秀的地面部隊指揮官必須了解自己軍隊所處的地形那樣，一名空軍指揮官也必須知道大氣層的「地形」，或者說——天氣，這是他那些部下不得不對付的東西。但北歐的天氣難以預測，就像那裡的天空難以逾越那樣；氣象學仍是一門不完善的科學。整個戰爭期間，氣候原因減少了45%的作戰行動，而派至北歐上空執行任務的飛機中，有10%因天氣原因被取消行動或被召回。戰鬥中這些有害的暫緩造成了對士氣的破壞。在敵方上空被召回或被取消行動的飛行，並不能計入飛行員獲准回家前規定要完成的任務次數中。任務一再取消，意味著飛行員們不得不反覆經歷起飛前的焦慮和緊張，其症狀包括無法控制的嘔吐和腹瀉。隨著他們被迫「在地面上折騰八次才能真正升空執行一次任務」，機組人員近乎一致地彙報，取消任務所帶來的失望和沮喪，「遠比實際參加作戰飛行來得更糟糕」。因氣候原因而推延的任務（並不會徹底廢除），考驗著哪怕是最堅定者的心理耐力。

與步兵不同，飛行員如果沒有一套高度複雜的技術支持系統（轟炸機和賴以生存的供氧設備），根本無法從事飛行或戰鬥。如果這些設施失效——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他們將陷入無助的境地。在酷寒中飛行，會造成舷窗玻璃和機槍瞄準器模糊不清、炸彈艙門凍結、必不可少的機械設備結冰併發生故障。機上的人員也被凍僵並出現某些症狀。在嚴寒中飛行，這種經歷在地面上只有南極和北極，或是在巨大的山脈的頂峰才能與之相提並論，凍傷造成的損失遠較敵人所造成的為多。第八航空隊第一年的作戰行動中，1634人因凍傷而被解除飛行任務，而因戰傷退出飛行的只有400來人。第八航空隊的一名軍醫，威廉·F. 希雷上尉，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報告說，北極探險家早就警告過，潮溼的腳很容易被凍傷。「他們冒雨走向他們的飛機；睡覺時穿著帶加熱裝置的服裝；他們身穿飛行服執行著讓人揮汗如雨的任務，衣服脫下時早已溼透。等他們返回時，已經成了傷員。」

如果有的話，新式的電加熱服裝也是出了名的不可靠。這種服裝會發生短路，手、腳和睪丸部位會漏電；經歷了幾次任務後，它們會被燒壞，通常是因為使用者未被告知該如何正確保養這些服裝。每次執行完任務，筋疲力盡的飛行員會把加熱服捲成一團，跟其他飛行服一同塞入儲物櫃或行李袋中，結果導致脆弱的發熱體發生損壞。

斯佩裡機腹炮塔內部極其狹窄，圖中這名軍械員即便隻身穿一件貼身內衣也活動不便，更別提穿著全套裝備在萬米高空中的感受了。

刺骨的嚴寒，其受害者大多位於轟炸機上的暴露位置：站在敞開的舷窗處，對抗著強風的腰部射手，以及掀開妨礙機槍動作的防凍帆布的尾部射手。另外，在敵方領土上空，球形炮塔射手被迫在他們的炮塔內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不得不將尿撒在衣服裡，他們的後背、臀部和大腿「被凍得如此嚴重，甚至造成肌肉剝落，骨頭都露了出來」。第482轟炸機大隊的球形炮塔射手喬治·E. 莫法特評論說：「待到達目標時，你已經受夠了，你的狀況糟糕之極，根本不會特別在意自己是否能擊中目標。」在一次任務中，投彈剛剛結束，一發高射炮彈在莫法特的炮塔下方發出劇烈的爆炸。幾秒鐘後，他開始感覺到手指和雙腳漸漸麻木。「我環顧四周，在有機玻璃罩上發現一個小洞，而我手套與衣服之間的電線已被切斷。」電熱服的連接線採用的是串聯，就像聖誕樹上的那些彩燈，一隻手套失效後，電熱服的其他部位同樣也宣佈罷工。莫法特知道，自己再在炮塔裡待下去，肯定會被凍僵，但如果離開自己的機槍，他就會使其他戰友的生命處於危險中，因為敵戰鬥機仍在空中逡巡。「於是我留了下來。」他用拳頭敲擊著機槍，雙腳跺著炮塔的地板，以此來加快血液循環。「疼痛令人發狂，幾乎難以忍受。淚水從我的臉上滑落，流至氧氣面罩上，結成了冰……我幾乎就要放棄這一切，迎接死亡了。」幾分鐘後，敵戰鬥機消失了，他這才爬出自己的炮塔。飛行員將轟炸機降至20000英尺高度後，一名同伴將自己的一隻電加熱手套遞給莫法特。「熱量使我的雙腳和雙手疼痛不已，我不得不閉上雙眼，咬緊牙關，強忍著不發出慘叫。」

一張介紹B-17海上迫降逃生流程的圖片，可以看到機組會前往最安全的無線電員艙避難

戰鬥中，機槍發生卡殼時，有些人會驚慌失措，並將手套脫下，試圖將卡住的子彈清理出去。他們冰涼的手會黏在裸露的金屬上，為了將手抽離，他們不得不連皮帶肉撕掉長長的一條。偶爾也會出現自傷者，他們被「即將在戰鬥中身亡」的恐懼所嚇倒。轟炸機升至最大高度後，他們脫下手套，以使自己獲得一場長期、痛苦的住院，但暫時避免了可能更加糟糕的命運。

戰鬥中負傷的人特別容易被凍傷。他們的電熱服經常會因刺入他們身體的同一塊彈片造成短路。昏迷不醒地躺在機艙冰冷的地板上時，他們的四肢會變得麻木，儘管戰友們試圖用僅有的幾塊薄毛毯為他們保持身體的溫暖。希雷醫生描述了一名領航員所經歷的痛苦折磨，一塊高射炮彈彈片射穿了飛機的機鼻，他的氧氣面罩被擊破。隨著氧氣供應被切斷，他昏迷了整整一個小時。「六星期後，他的雙手、雙腳、雙耳和鼻子被切掉，凍壞的眼球被摘除，顴骨部分的壞死組織也被去除。但他仍活著。」

重型轟炸機機組的標準裝備：羊毛內襯的皮製防寒飛行服、內襯電熱服，外面則是水上救生背心。頭戴帶護目鏡的呼吸面罩，保暖耳罩以及防撞頭盔。

由於機組人員缺乏醫療知識和設備來挽救負傷的同伴，因此而死去的人數目不詳。一名B-17的尾部射手，臀部被炮火炸飛，他的同伴盡其所能地為他進行了包紮。但他的傷口血流不止，於是「我們將一個重達140磅的彈藥箱直接壓在他的傷口上」，一名射手回憶道，「壓力似乎止住了流血。他安安靜靜地睡著了，但他幾乎被凍死，因為他的電熱服被撕破，而且，我們沒有毛毯。」這個負傷的小夥子在一個與正常人離世完全不同的地方等待著死亡。「這種情形令你的神經倍加緊張，你的勇氣不得不在這樣一個極不正常的環境中化解危險。」航空隊的一名軍官說道。

每次任務結束時，機組人員帶著腫脹的雙手、雙腳和臉離開飛機。傷口在一兩天內會變成紫色，然後又變為可怕的黑色。三分之一的凍傷者需要住院治療，哪怕是最輕的症狀也會令他們停飛兩個星期。「這是真正的急診，」希雷醫生在第八航空隊投入戰鬥的初期便提醒過他的同事們，「醫院裡的許多人在幾個月內都無法重返戰場——如果他們能回去的話。」

凍傷一旦發生便無法對付，沒有經驗的航空軍醫不得不依靠一種古老的俄國式治療法：「等那些將要脫落的部分徹底脫落，然後再看看對剩下的部分能做些什麼。」預防是唯一恰當的療法。1942—1943年隆冬前，航空軍醫（每個基地至少配備了一位）已開始採取行動，給機組人員舉辦講座並向他們展示凍傷的危險，在球形炮塔內安裝可供小便的管子，並配發薄薄的絲質手套，讓他們戴在較重的電加熱手套內。但在作戰行動的第一年，從未做出過與問題相當的努力。氣壓損傷性中耳炎也沒有找到治療辦法，造成這種中耳慢性炎症的原因是在高空未增壓的機艙內多次進行急劇升降所致。隨著任務的增加，這種症狀在轟炸機機組中達到了流行病的程度，被暫時解除飛行任務的人員中，患這種症狀的佔了三分之二。

缺氧，作為「航空醫學噩夢」的組成部分，折磨著第八航空隊。暈機者的唾液或嘔吐物會進入他的橡膠面罩並凍住，阻斷軟管，導致患者昏迷，甚至死亡。整個飛行任務中，領航員每隔幾分鐘便會用機上的通話裝置招呼大家檢查氧氣。如果哪個組員沒有回答，另一個人便會被派去查看情況，如果需要的話，會採用人工呼吸或通過一個行動式氧氣瓶進行輸氧。「總之，你的面罩、軟管或是其他什麼地方，很容易出現個小漏洞，而你對此卻完全不知情，」一名領航員描述了25000英尺高度上一次典型任務的情形，「在這個高度上，如果沒有氧氣，你會在30秒內昏迷，2分鐘後你就死了。」

一名身著電熱服的B-17機腰機槍手

儘管因缺氧而致死的人數不到100（主要發生在第八航空隊進駐英國的第一年），但這個數字卻佔了在戰鬥任務中經歷過某種形式此類症狀的飛行員的50%—60%。這是計劃不周所造成的不可原諒的後果。「我們沒有考慮到戰鬥會在那種極端的高度下進行，」作戰行動的第一年後，馬爾科姆·格勞醫生向航空隊的調查人員坦率承認，「顯然，有些小事情在投入戰鬥前沒有被想到。」但部分責任必須歸咎於陸航隊規劃人員，他們對轟炸戰略的關心遠遠超過讓準備妥當的機組人員在大氣條件下得以生存以執行該戰略的必要性。試圖消滅敵人的過程中，準備不足的美國小夥子們無意間傷害到他們自己。

缺氧是個隱藏的殺手，氧氣供應出現問題時，受害者很少能及時發現。供氧設備上有個指示器（一個小球），像個閥門那樣位於一條透明的管子裡，能顯示出是否有氧氣在流動。呼吸時，小球便會上下跳動。如果小球在跳躍，就表明飛行員一切正常，但機組人員跟德國空軍交火時，根本沒時間注意小球的狀況，如果出現問題，通常還沒等其他人發現狀況，他們便已身亡。機尾射手待在一個隔絕的空間，最有可能成為缺氧的受害者。經過與敵戰鬥機一場激烈的戰鬥後，喬治·莫法特那架「空中堡壘」上的領航員通過內部通話裝置呼叫大家，以查看是否有人中彈。機尾射手比爾·加爾巴沒有做出回答。一名機組成員過去查看，這才發現加爾巴癱倒在他的機槍上，氧氣管已然斷裂。那名機組成員試圖將他喚醒，但徒勞無益。飛機趕往北海上空時，駕駛員降向水面和可供呼吸的空氣，但加爾巴還是毫無反應。這時，莫法特爬出球形炮塔，小心翼翼地將他的朋友放在機艙地板上。「我沿著狹窄的通道爬過去，趴在他身上。我的臉停在距離他面孔大約6英尺處。他的臉蒼白如雪，鼻子和嘴上凍著一層分泌出的粘液，他的雙眼大睜著盯著我，一切都覆蓋著一層霜凍……我便知道，他已經死了。」

莫法特為自己和另一名射手點上一支菸，他們「默默地坐在那裡吸著煙」。飛機著陸後，「我看著他們將他的屍體抬上擔架，送至救護車上，淚水從我的臉頰滾落。我不覺得羞恥，他是我的哥們。」

「這是難捱的一天，我們的飛機上滿是窟窿。我倒在床上，卻無法入睡。」加爾巴的床鋪就在莫法特的旁邊。軍需官已將加爾巴的衣服拿走，他的床也被拆除。莫法特翻過身，這樣他就不必看著那裡。

他們將威廉·加爾巴安葬於離基地不遠的一處墓地。只要有時間，喬治·莫法特便會過去，在他的墓地放上一束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