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被破,曾、左互相揭短,李鴻章也沒想到會很快取代曾國藩

(上圖)湘軍最終突破天京城防

(上圖)湘軍最終突破天京城防

隨著天京的淪陷和李秀成的被俘,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無可奈何地進入尾聲。

天京被破後,城裡燃起了大火,「萬室焚燒,百物蕩盡,而貢院倖存」。曾國藩不承認是湘軍放的火,他認為大火是太平軍自己放的。但事實上,這一說法隨著湘軍攻克天京甚囂塵上,引發了所謂的「聖庫」疑雲。

所謂「聖庫」,指的是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後,於水西門燈籠巷建立的國家金庫。鑑於太平天國長期控制富庶的江、浙、皖、贛等省份的諸多城市,有好事者認定天京城內「金銀如海,百貨充盈」。可湘軍破城之後,曾國藩奏報搜查「賊贓」的情況時卻說除了二方偽玉璽和一方金印,別無所獲。一時間物議沸騰,多指其為謊言。

對於這些指責,曾國藩不得不做出解釋:「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日克復後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偽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並無所謂賊庫者。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蒐括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積貯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眾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等語。臣弟國荃以謂賊館必有窖藏,賊身必有囊金,勒令各營按名繳出,以抵欠餉。臣則謂勇丁所得賊贓,多寡不齊;按名勒繳,弱者刑求而不得,強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因曉喻軍中:凡剝取賊身囊金者,概置不問;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所以憫其貧而獎其功,差為得體。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

曾國藩的這番說辭固然還是在替湘軍開脫,但畢竟承認了湘軍破城之後曾搜掠財物用於貼補軍餉。清政府隨後也表示理解,認為「逆擄金銀,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據御史賈鐸具奏,故令該大臣查明奏聞。今據奏稱:城內並無賊庫;自系實在情形」。皇帝、太后的不追究,並不能擋住上下臣僚甚至湘軍內部對曾氏兄弟的「羨慕嫉妒恨」,一時間關於曾國荃在天京繳獲各種奇珍異寶的謠言甚囂塵上。甚至連天王府殿上「大於五石瓠,黑柱內撐如兒臂,而以紅紗飾其外」的四個燈籠,也被說成是元代的文物。至於什麼「大如指頂,圓若彈丸」的珍珠,什麼「大於栲栳,裂一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殆無其匹」的翡翠西瓜,更是傳得有鼻子有眼睛。最終種種謠諑匯聚成一句擲地有聲的指責:「聞忠襄(曾國荃)於此中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干外,其餘悉輦於家。」此後曾氏家族用了各種方式進行闢謠,然而成效甚微。

除了不滿曾氏家族獨佔太平天國的「聖庫」財富之外,湘軍攻破天京,克盡全功的說法,也很快便遭到了質疑。在俘獲李秀成之後,曾國藩很快便得知了「幼天王」洪天貴福已經成功突圍。但為了不節外生枝,曾國藩還是奏報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城破後,偽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果然在龍顏大悅的情況下,清政府以「次第蕩平,殲除元惡」的大功,對曾氏一族「特沛殊恩,用酬勞勩」,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個爵位。

但很快,左宗棠在彙報湖州軍情的奏摺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偽幼主洪填福(洪天貴福)於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二十六日,堵逆黃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賊黃文金、楊輔清、李元繼等皆積年逋寇,賊數之多約計尚十餘萬,此次互相勾結,本有拼命相持之意;茲復借偽幼主為名號召賊黨,則其勢不遽他竄可知。且江西兵力漸集,李世賢、汪海洋諸逆如不得逞於江西,則遁入浙、閩,復與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曾國藩很快便抓住左宗棠奏摺中的漏洞,指出:「由金陵至廣德,縣縣有兵,層層密佈;其中如駐句容之劉銘傳、駐溧水之王可陞、駐建平之李榕、駐東壩之鄭魁武,皆曉事不欺之人,又奉嚴防逸賊之札。若謂洪福(洪天貴福)僅帶零賊剃髮潛遁此數處者,或不知之;若賊至二三千之眾,而謂此數處一無聞見,既不截剿,又不稟報,此事理所必無也。」

左宗棠不顧昔日情誼,公然揭露湘軍冒功的行徑,令他與曾國藩之間的關係急轉直下。向來睚眥必報的曾國藩隨即在奏報中還以顏色:「至防範不力之員弁;是夕,賊從缺口衝出,我軍巷戰終日,並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汛地,礙難查參。且杭州省城克復時,偽康王汪海洋、偽聽王陳炳文兩股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尚未糾參;此次逸出數百人,亦應暫緩參辦。」收復杭州本是左宗棠足以自恃的政治資本,此時曾國藩指出此戰不過是太平軍主動突圍,頓時令左宗棠灰頭土臉。左宗棠不得不再度上奏解釋:「臣戰餘杭,蔣益澧戰杭州,屢次破壘獲勝;臣奏兩城賊勢窘蹙,並未以賊數眾多為言,每與交戰,逆賊多不過一萬數千而止。迭次奏報甚詳,尤堪覆按。曾國藩稱:‘杭城克復,十萬之眾全數逸出。’所謂‘十萬’‘全數’,果何據乎?兩城之賊於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竄出,官軍皆於黎明時入城;夫以片時之久,一門之狹,而謂賊眾十萬從此逸出,殆無是理!」

曾、左兩人在奏摺中互相揭短之時,李鴻章始終保持著作壁上觀的姿態。畢竟鳥盡弓藏的陰影已經悄然籠罩在湘、淮、楚等地方團練武裝的頭頂上,與其高調爭功、相互攻訐,不如考慮如何保全手中的軍隊和地盤。

早在即將攻陷天京時,河南巡撫張之萬便於1864年7月13日率先奏上《裁勇練兵折》,建議整頓制兵以代替勇營。朝廷當即下旨,認為此議「實為目前要務」。攻下天京後,又有御史陳廷經等奏請「妥善安置勇丁」,或挑補兵額,或遣撤歸農。朝廷隨即於8月12日下旨,令各督撫「妥慎辦理,毋貽後日無窮之患」。一時之間,鎮江馮子材、揚州富明阿部防勇,以及駐紮淞滬之貴州勇、水師廣勇等部紛紛遭裁撤。這股撤軍的浪潮,儼然馬上就要擴大開來。

作為湘軍最高統帥的曾國藩,此時首先要考慮的自然是如何減輕朝廷對他的疑忌。裁撤自己一手打造的湘軍雖然有切膚之痛,卻勢在必行。但另一方面,為了保全湘軍集團的政治勢力,應對下一階段追討太平軍殘部以及北方捻軍等起義軍,在裁撤湘軍部隊的同時,還必須保有一支足以信賴的軍事力量。左宗棠的表現令曾國藩極為失望,而淮軍在馳援天京戰場中的讓功之舉,使他對李鴻章頗為信賴。在寫給的李鴻章信中,曾國藩闡釋心機:「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可見扶持淮軍以逐步取代湘軍的方案,已逐漸在曾國藩的腦中成型。

(上圖)李鴻章

對於曾國藩所謂「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的論調,李鴻章固然歡迎,但在湘、楚兩軍均遭大幅裁撤的情況下,李鴻章也不得不拿出實際行動來配合朝廷的統一部署。

按照李鴻章的方案,淮軍將撤去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兵力,保留精銳主力。李鴻章這樣做,除了可以緩解遣撤時發還欠餉的實際困難,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以備海防」的國防需要。

李鴻章堅持要保留一部分軍隊的意願,與他帶兵滬上後,與洋人打交道時愈發深刻地認識到列強的侵略意圖和貪慾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同治二年秋,他就指出:「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患在西人。」同治三年春,他又上書總理衙門,提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極力陳述中國欲自強,非從練兵制器、培養人才入手不可。及至「平吳」戰事結束,他又發出對「千古變局」的呼籲:「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他在致總理衙門大臣薛煥的信裡也說:「惟朝廷為遠大之計,仍須及時變易綠營舊制,酌留勁旅,厚給糧餉,精求火器,擇置能將,使各國勿輕視之心,即當局有操縱之術。」

在這些議論裡,李鴻章設想以湘淮、勇營為主體建立一支新型國防常備軍的方案,比起曾家兄弟功成身退、盡撤湘軍以輕疑謗的做法,無疑要高出一籌。因此「裁湘留淮」既是李鴻章憑著對時代潮流的領略和順應,獲得朝野上下認同的結果,也是他迎合恩師持盈保泰的心理,在恩師的主動支持下,爭取到的一個較圓滿的結局。這對淮軍日後的發展並充當國防軍,無疑是十分有利的。當然,在某種層面上,李鴻章可能也有取曾國藩而代之的小算盤,只是他或許並沒有想到這一天會來得如此之快。

本文摘選自《中國明清時期的戰爭》

本文摘選自中國明清時期的戰爭

一本講述中國明清時期戰役、戰術的通俗著作。從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912年清朝轟然倒塌,在這近六百年的時間裡,爆發了大大小小無數次戰役。《中國明清時期的戰爭》從中選取朱棣伐越戰爭、明緬戰爭、明末西南土司叛亂、三徵葛爾丹、雅克薩之戰等作為重點描述,再現明清兩朝的戰場風雲與戰略戰術。

目錄
克復安南:明成祖朱棣伐安南之戰
大明劫:孤獨的「英雄」
一隻雞導致的王朝覆滅?明末吳橋兵變與孔有德之亂始末
貴陽圍城始末:明末奢安之亂中最慘烈的一役
大廈將傾、獨臂難支:明末軍事危局與盧象升傳略
明末西南邊界衝突:東籲王朝崛起與萬曆明緬戰爭
清軍已南下,明廷仍黨爭:南明弘光政權覆亡之悲劇
李定國「兩蹶名王」:南明桂川湘大反攻
龍與熊的較量:17世紀黑龍江畔的中俄戰爭
龍與狼的最後較量:17到18世紀的清朝準噶爾戰爭簡史
大清「裱糊匠」的崛起:李鴻章籌練淮軍與「天京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