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閃電戰」（Blitzkrieg）這一名詞，多數人想到的可能就是1939-1941年德國國防軍在歐羅巴的各項輝煌戰績，他們對於德國裝甲兵發展始末的理解，往往認為是古德里安為其創造了作戰理論，並認可了巴西爾.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為古德里安加冕「德國裝甲兵之父」這一欺世盜名的頭銜。長久以來，國內對於德國裝甲理論發展的刻板印象，將古德里安推上了本不屬於他的高度。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被多數人奉為德國傳奇裝甲兵之父以及「閃電戰」的偉大實踐者。古德里安運用他那本極具影響力但又自以為是和歪曲事實的回憶錄創造了這個傳奇。雖然古德里安是個曾有過輝煌戰績的將領，但他同樣也是位擁有明顯自負和野心的利己主義者——一個不穩定、急躁、難纏的，甚至是官場手段老辣和熟練的人，決心建設他對一支能夠贏得戰爭的裝甲兵部隊的願景，而不顧後果。事實證明，古德里安足夠天真到深受希特勒和納粹的影響，卻又足夠傲慢到在戰爭後期深信儘管在希特勒的領導下面臨著無可挽回的失敗仍可以將德國從深淵中拯救出來，儘管他後期也不贊同希特勒，但事實表明，他既不願意參與清除希特勒的嘗試，也不願意譴責清除希特勒的陰謀者是叛徒。最後，古德里安被證明是一個準備歪曲事實的人，以便在歷史上確立自己的地位，在這一工程中，有無數來自其他德國人的重要貢獻被詆譭。古德里安成功地將集體性功勞攬到了個人身上，他成功地創造了一個在他死後幾十年仍屹立不倒的神話故事。
1922年，古德里安發現自己被從戰鬥部隊調到了輔助部隊——巴伐利亞汽車運輸營，是魏瑪防衛軍中為各自軍區提供運輸服務的七支此類部隊之一。古德里安被調走的原因無非是對古德里安先前不服從命令的進一步懲罰，古德里安懷疑這才是他被調走的真正動機。和絕大多數普魯士軍官一樣，古德里安對能在一線部隊服役十分重視，而對輔助部隊不屑一顧。儘管古德里安在回憶錄中聲稱自己直到施蒂格普納格爾打電話詢問他」為什麼至今還沒到慕尼黑報到「而才知道」我已被調到運輸兵監察部汽車部隊處「，古德里安聲稱自己從來沒有收到過任命。事實上，古德里安早就接到了這項任命，但他對在運輸部隊服役的前景感到沮喪，而不是欣喜若狂，並向任何願意傾聽他發言的人傾訴了自己的不滿。這項任命不適合古德里安這樣野心勃勃的軍官：它將他置於一個他擔心永遠無法擺脫的落後地區。儘管古德里安」對所分配的工作非常滿意」，但這只不過是個虛情假意的說法罷了。
儘管在回憶錄中如此描寫，但真實的情況是：古德里安在得到保證、勸說和模糊的承諾前，無法被勸說接受這個任命。
在慕尼黑第1連一些運輸業務的實際經驗後，古德里安將直接受僱於運輸部隊，擔任監察員。部隊局在1922年1月的一封信中撫慰了古德里安的自尊心，稱這一任命是 “特別認可”。信中強調，這一任命需要一個擁有特殊想法和理解能力的軍官，而古德里安在他的軍事生涯中至今都沒有表現出這樣的特質，這表明了這一請求的不真實性。因此，我們不能迴避這樣的結論，即這項任命確實是作為另一項冷卻的任命；畢竟，德國當時仍然被政治動盪所困擾，而且部隊局很可能知道古德里安在自由軍團運動中繼續保持著個人聯繫。這項任命的第二個可能原因是，古德里安在大戰期間作為參謀部通訊官所獲得的技術經驗。古德里安是受過參謀、通訊和技術培訓的少數軍官之一。如果他要受到降職的懲罰，最好是在一個他的訓練、技能和經驗能夠得到最佳利用的崗位上–運輸部隊是理想的解決方案。
古德里安把他的調職理解為一種羞辱性的降級，這一點從他認真考慮過辭去軍職就可以看出。但他的責任感和養家餬口的需求最終使他接受了這項任命，於是他就去了慕尼黑。他很高興能在他的新營長奧斯瓦爾德.盧茨（Oswald Lutz）少校身上發現一種相似的精神。盧茨是一個具有敏銳智慧的軍官，和古德里安一樣是一個進步的改革者，他也有同樣的野心。但他是一個比脾氣更壞的古德里安更圓滑、更精明的經營者。他們很快就建立了良好的夥伴關係和親切的友誼。然而，古德里安在完成了對汽車運輸營的熟悉訓練並向齊施維茨將軍的運輸部隊司令部的個人參謀部報到服役後，卻在齊施維茨的參謀長佩特少校那遇到了挫折。雖然部隊局給了他他將組織摩托化部隊的承諾，但他發現運輸部隊司令部認為他以前的後勤技能才是最有價值的。因此，他被派去執行補給任務，這讓他感到非常沮喪和憤怒。雖然古德里安是個能幹的管理者，但雄心勃勃的古德里安並不希望把自己的能力用於後勤工作。這個前景讓他感到非常震驚，以至於他採取了不尋常的步驟，正式對這項任命提出上訴。他的上訴被駁回，這表明誘使他接受任命的承諾只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已。頑固的古德里安沒有被這一挫折所嚇倒，他接下來申請回到第10輕步兵營。這個請求被拒絕了，這次是被訓斥，古德里安被明確地命令繼續執行他被分配的任務。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古德里安拼命想把自己從一個比任何其他任命都更能為他後來的軍事成就奠定基礎的職位中解脫出來。古德里安被反駁和訓斥，他的自尊心被擊垮，最終安下心來從事汽車運輸後勤工作，這一經歷無疑增加了他對當代汽車技術限制的理解。沒有人，尤其是古德里安，能夠預見到在1922年將一個年輕的德國上尉派往一個不起眼的汽車運輸部隊的深遠後果。古德里安以其不知疲倦的精力投入到這項任務中，迅速掌握了複雜的運輸物流知識。在業餘時間，他沉浸於研究運輸、機動化和機械化。最重要的是，他在1923年保持了對政治的清醒，這一年發生了政變、反政變和法國佔領魯爾區的動盪。
由於魏瑪防衛軍相比帝德軍隊已經變得如此虛弱，它必須調查和發展任何潛在的軍事優勢。提高部隊的戰術機動性和在戰場上運用機動性本身似乎是明顯的研究方向。當古德里安研究了使用機動運輸工具在戰場上操縱步兵的理論概念時，古德里安的想法轉向了保護機動步兵不受敵方火力攻擊的需要，並從那裡自然地轉向了坦克。在20世紀20年代，古德里安閱讀了一些當時歐洲領先的坦克理論家的作品，並熱切地研究了英國機械化部隊的演習報告。古德里安聲稱自己受到了李德.哈特的啟發，事實上，德國早期的裝甲戰理論家，諸如埃曼斯貝格爾、海格勒和福爾克海姆都不曾提及李德.哈特，也未曾提及他們對李德哈特的觀點有什麼理解，甚至在古德里安《注意！坦克》一書中也並沒有引用過李德哈特的言論。簡中網上流傳的」德軍抄襲李德.哈特理論從而創造閃電戰理論「這一荒謬的說法根本無從依據下手，只要認真思考過、翻閱過間戰期期間德軍出版的書籍、資料和文章，就完全絲毫看不出李德.哈特在德軍中的」廣泛知名度「。在20年代的德軍中，受德國人歡迎的反而是英國人富勒，他在德軍中十分有名，且德國人對他的評價很高，但原因並非是富勒觀點的高明，而僅僅是因為富勒在大戰中的英軍裝甲部隊擔任指揮官。
古德里安還為《軍事週刊》寫了一些文章，儘管他在回憶錄中聲稱「當時國內還沒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因此不久我就被冠以這一研究領域的專家之稱」，實際上，早先其他德國裝甲理論家，如馮.福爾克海姆（von Volckheim）、馮.庫爾（von Kuhl）和馮.沃拉德.博克爾伯格（von Vollard-Bockelberg）對於德國裝甲兵的研究和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要遠比古德里安早得多，且古德里安這一時期在《軍事週刊》發表的文章遠比他的前輩要少得多。在1922年至1928年間，古德里安僅以自己的名義在《軍事週刊》上發表了5篇文章，而且其中大部分是關於平凡和晦澀的話題。然而，古德里安的出版物確實提高了他在德國軍隊中的知名度，但這更多是因為他探討了德國如何以及為何在大戰中失敗這一有爭議的話題，而不是因為他的裝甲戰思想，這些思想與當時其他先鋒支持者的理論相呼應，特別是馮.福爾克海姆的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