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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里爾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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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亞濟馬災難親歷者的命運
文: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洛普霍夫斯基
譯:沒錢買書蟹老闆
維亞濟馬災難親歷者的命運(一)
維亞濟馬災難親歷者的命運(二)
維亞濟馬災難親歷者的命運(三)
藉此機會,我想簡要介紹一下我多年來尋找我的父親——第120榴彈炮兵團團長尼古拉·伊爾奇·洛普霍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Лопуховский)和他的戰友的故事。由於這個炮兵團的戰時檔案在試圖衝出包圍圈之前就已被銷燬,因此尋找我父親的下落變得異常艱難。由於我對官方機構那裡一無所獲,我不得不去尋找與我父親一起服役的戰友,但這並不成功:關於和我父親一起戰鬥過的戰友,我母親能夠想起名字的有三四位,我去找了他們,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轍——「失蹤」。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明白我的調查重點應該放在維亞濟馬,因為如果一名軍人一個月甚至兩個月沒有音訊,那他才會被宣佈為失蹤。這種情況往往會引導人們去尋找錯誤的線索。我父親在1941年11月30日被列為失蹤,所以一開始我把注意力放在了這個日期上。

尼古拉·伊爾奇·洛普霍夫斯基(1895.11.29-1941.10.13)1915年至1917年間在俄羅斯帝國陸軍服役,在佈列斯特市要塞炮兵部隊中擔任炮手。他於1918年11月10日加入紅軍,參加了南線對鄧尼金、弗蘭格爾和馬赫諾的戰鬥。後來他被授予「工農紅軍20週年」獎章,一門大炮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先後當過炮兵營營長(1936年)和炮兵團參謀長(1937年);1939年8月19日,洛普霍夫斯基指揮步兵第33師第92榴彈炮兵團(在佈列斯特市);1940年4月26日,洛普霍夫斯基在平斯克市指揮蘇聯最高統帥部預備隊第120榴彈炮兵團。

年僅12歲的列夫和他的家人,此時距離戰爭爆發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1968年,我給紅星報寫信,希望能向那些可能知道我父親下落的第120榴彈炮兵團的老兵發出一個簡短的呼籲,但我沒有收到答覆。3年後的1971年6月,我在訪問莫斯科時親自向這家報紙的編輯們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令我失望的是,報社的編輯們甚至拒絕談及這個問題——「國外的人讀我們的報紙,他們會怎麼說?原來我們的上校甚至整個團都在戰鬥中失蹤了?」他叫來一名通訊員,建議我們一起為德國在莫斯科戰役失敗30週年寫一篇文章,大致內容是——一位父親、一個炮兵團的團長,在保衛首都時犧牲了;而現在他的兒子,一個戰略導彈團的團長,正在保衛整個國家的利益。我拒絕了,並表明自己來這裡並不是為了宣傳自己。但我的拒絕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時間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發現該團的許多老兵都已經不在人世。
在我獲得了對蘇聯國防部中央檔案館的訪問權後,我的調查工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那裡,我發現了該團的戰前名冊和該團48名軍官的個人資訊。在我隨後的調查工作中,國防部幹部總局的一個部門的負責人索洛夫耶夫同志、幹部檔案總局的工作人員斯米爾諾娃同志和羅迪娜同志給予了許多幫助。到1973年夏天,關於我父親的第120榴彈炮兵團的戰友,我整理的名單人數已經超過100人。我設法與他們中的17人建立了直接聯繫。1975年,該團的倖存老兵成立了一個協會,由他們當中最資深的第2炮兵營營長退役少校拉博特諾夫(Работнов)領導。我被授予協會秘書的職務。
後來,在老兵們的幫助下,我們設法給一名戰時被德軍俘虜的第3炮兵連連長弗裡森(Фризена)大尉恢復名譽。在第120榴彈炮兵團在白俄羅斯撤退期間,他是該團中第一個因拯救裝備而獲得獎章的軍人。弗裡森雙臂受傷後,在維亞濟馬南部被俘,但他最終逃脫了,後來他在佔領區找到了一份工作。1943年,蘇軍重新回到這裡,他被認定提供虛假情報(他的姓氏聽起來像德國人,這在其中起了作用),被判監禁。之後經過總檢察院的調查,他被完全平反了。他們把他的5年監禁算作在軍隊中的服役,並補發了工資。但是他帶著叛徒的恥辱生活了30多年,這個又該怎麼補償?
1975年9月,我和維亞濟馬的區軍事委員馬特維恩科上校重走了第120榴彈炮兵團當年的突圍路線。我在沿途所有的村莊和人家那裡留下了我的聯繫方式。在博格達諾夫卡(Bogdanovka)村附近,當地居民講述了他們在一次戰鬥後如何安葬犧牲的蘇軍士兵。村民們說,他們不是普通的士兵,也不是步兵。他們都穿著高筒靴和羊毛外衣,領章上有「小炮」。後來我發現我所站的地方距離那個埋有11名士兵遺體的墓地只有300米。5年後一名叫尼古拉·斯列薩列夫(Николай Слесарев)的維亞濟馬調查者發現了這個墓地。我與他能夠取得聯繫,要感謝留給格雷亞基諾(Grediakino)村的一位學校校長聯繫方式。通過在墓地裡找到的一枚獎章,斯列薩列夫找到了已故軍醫助理斯圖帕克,她給他寄來了她哥哥的照片,照片後面寫著:佈列斯特州,科索沃市,第120榴彈炮兵團,第3營指揮排。

黑色虛線為作者的搜尋路線,紅色虛線為第19集團軍的突圍路線
我與斯列薩列夫相識,後意外地成為了朋友。我一直以來都基於保存下來的檔案和老兵的回憶進行分析和推測。現在,我之前的預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證實。在斯列薩列夫發現一個又一個的墓地後,維亞濟馬的土地逐漸向世人揭開它的秘密。多虧了他,第120榴彈炮兵團的團旗終於有了下落。根據老兵的回憶,這面旗幟被埋在城西3公里處的維亞濟馬河北岸,我對這個說法一直持懷疑態度。團長和團政委應該明白團旗的重要性,並應該會盡一切可能把它帶出包圍圈。何況在6月份,第120榴彈炮兵團在白俄羅斯撤退的艱難條件下,他們還是成功地保護好了這面旗幟。因此,關於「團旗被埋在城西3公里處的維亞濟馬河北岸」的說法很可能是流傳的謠言。應該沒有幾個人知道它的下落。另外,有幾個老兵曾說團部的一名書記員將它帶出了包圍圈。

維亞濟馬調查員尼古拉·斯列薩列夫
在挖開的墓穴中,他們發現了斯圖帕克的遺體、一名不知名的少校、無法確認身份的軍官和軍醫各一名;還發現了二等兵魯布斯托夫和團部的文員普羅塞爾科夫下士。在普羅索爾科夫胸前的大衣下,有某種由幾層布組成的織物,上面有明顯的金黃色的軍銜標識的痕跡。不幸的是,當時斯列薩列夫並沒有對他的發現給予任何重視,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保護它。在後來我參與了對埋葬地點所發現的物品的檢查中,結果發現,由於暴露在空氣中,織物已經完全氧化。毫無疑問,共產黨員普羅索爾科夫應該就是那位團部的書記員,他受命去轉移第120榴彈炮兵團的團旗。此外,有一群士兵在護送他,可能還有團政委陪同。
另一方面,在博格達諾夫卡附近的一個埋葬點的挖掘工作完全證實了丘哈廖夫少校(第120榴彈炮兵團前無線電操作員)關於第120榴彈炮兵團參謀長馬什科夫採夫少校死亡情況的說法。該埋葬點有一名少校、一名大尉、一名中尉和一名中士的遺體。少校的骨骼保存得最好(他沒有穿長褲或高筒靴,顯然當時其他人是想給他提供醫療救助);在頭骨中他們發現了一顆納甘特左輪手槍的子彈。他的兩條腿都斷了,一隻腳的腳跟骨被子彈打碎了;而另一條腿的整塊大腿骨被炮彈碎片帶走了。很明顯,他騎的那匹馬也是被同一塊炮彈碎片殺死的(在墳墓裡只發現了它的頭骨;它的屍體顯然已經被飢餓的士兵或當地居民吃掉了)。而少校和中尉頭骨的損傷性質完全符合老兵們關於他們死亡情況的說法:在無望的情況下,他們開槍自殺了。後來,蘇聯內務部中央法醫實驗室的專家分析證實,提交給他們檢查的頭骨屬於馬什科夫採夫,而其中發現的子彈是由納甘特左輪手槍發射的。
根據博格達諾夫卡居民的說法,戰鬥結束後,德國人對該地區進行了搜查,並收集了被遺棄的武器。他們驅趕著那些被他們俘虜的紅軍士兵,同時幹掉了那些無法行走的人。德國人在村子附近埋葬了他們自己的死者(幾天後,屍體被挖出並運往維亞濟馬)。第二天,德國人將格列亞基諾(Grediakino)、博德加諾夫卡(Bodganovka)和佐洛塔雷夫卡(Zolotarevka)的剩餘居民集中起來以埋葬犧牲的紅軍。同時,他們不允許他們檢查死者和收集屍體上的檔案或物品。儘管如此,還是有人設法從許多屍體上取下了身份識別鎖。然而,收集這些東西並把它們埋在村裡某個地方的一位年輕婦女後來被強行驅逐到德國,她再也沒有回到博格達諾夫卡。死者成群或成單地躺在田野上。格雷亞基諾學校的軍事教官米哈伊洛夫負責指揮安葬工作,他堅持把屍體從戰場轉移到一個小峽谷中。據當地居民說,有不少於100名紅軍官兵倒在博格達諾夫卡的戰場上。他們都在同一天陣亡,此後該地區沒有再發生戰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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