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號冷戰系列:冷戰期間美國的「相互確保摧毀」戰略是如何提出的?

作者「阿登的苦林」是公眾號特邀撰稿人,也是最最支持我的朋友只之一,不是那種用嘴支持的,一直寫稿支持我,基本週日文章位置都給他「霸佔」了,從這周起,我的長篇12SS裝甲團研究報告霸佔週六,他繼續週日,嘻嘻。

——rain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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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期間美國的「相互確保摧毀」戰略是如何提出的?

【注】近期,有關俄烏衝突中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訊息在各類網路自媒體上屢有傳出,甚至不乏有人擔心此舉可能引發美俄核大戰。本文編譯自外國雜誌,回顧了冷戰時代美國「相互確保摧毀」核戰略的相關背景,希望能對分析判斷今天的局勢有所借鑑。

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分階段推進了他的「相互確保摧毀」主義,並最終與蘇聯方面達成了嚴峻而又恐怖的核平衡。

上圖:譭譽參半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照片攝於1967年。

1961年1月,當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來到五角大樓時,他對從其「前任」那裡接手的作戰計劃感到震驚。根據計劃,當蘇聯對美國發動襲擊時,美軍應當在一次大規模的反擊中將美國的核武器悉數發射出去。麥克納馬拉認為,這是一種「孤注一擲的戰爭」。無獨有偶,新當選的總統約翰·甘迺迪也希望擁有更多的戰略選擇和「靈活的應對措施」。

走馬上任幾個月後,麥克納馬拉提出了一種名為「打擊(敵人的)核反擊力量/不打城市」的新思路,其核心思想是,核戰爭的威懾將依賴於可靠的美國核反擊能力,目標是蘇聯的核反擊力量體系,而對城市地區的攻擊(就算真需要這樣做的話)也只是一個備用的次要選項。1962年6月,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發表的名為「不打城市」的演講中,麥克納馬拉詳細闡述了他的這一政策。

上圖:1962年,麥克納馬拉在安阿伯市發表了他著名的《不打城市》演講。照片所示為開始演講之前,麥克納馬拉(中)正在與密歇根大學校長哈倫·海策爾(右)交談,站在左邊看著他們兩人談話的是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

不過,就在提出這一政策後不久,麥克納馬拉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1965年2月,他提出了一項完全不同的戰略,稱為「確保摧毀」(Assured Destruction),主要打擊目標改為蘇聯城市。在新戰略中,美國的威懾將取決於「摧毀蘇聯的社會可正常運行的能力」,而且估計核打擊將造成1億多人死亡。

「確保摧毀」不需要美國擁有戰略上的優勢,甚至不需要在核武器方面與蘇聯平起平坐。根據麥克納馬拉手下一群系統分析員(他們被戲謔地稱為「神童」)所做的電腦分析結果,美國只要能使蘇聯的城市中心和工業能力受到威脅,便足以確保威懾。根據麥克納馬拉的說法,只要能把400枚核武器「扔到蘇聯境內」,便可實現這一目標,因為這「足以消滅蘇聯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和一半的工業」。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麥克納馬拉在1965年提出的這一戰略當時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或評論,因為此時美國國內重大的軍事新聞幾乎全部是關於越南的,這一年美國飛機首次襲擊了北越境內的目標,以此作為對越共突襲美軍基地的報復。

隨著時間的推移,麥克納馬拉的這一新戰略才變得「知名」起來。特別是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評論家唐納德·布倫南於1969年為這一戰略增加了「相互」(Mutual)的前綴之後。於是,「相互確保摧毀」戰略的首字母縮寫變成了「MAD」,恰好與單詞「瘋狂」相同。這一改動使得該戰略名聲大噪。

麥克納馬拉不喜歡「瘋狂」這個縮寫,但他自己有時也會使用這一說法。「這並不瘋狂!」他在1997年接受採訪時這樣說道,「相互確保摧毀是威懾的基礎。」

儘管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相互確保摧毀」戰略的聲名有些「狼藉」,但事實上其影響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大。麥克納馬拉從未更改過核打擊的目標清單,因此「相互確保摧毀」並未在戰爭計劃中實施過。麥克納馬拉於1968年從五角大樓離任,他的繼任者拋棄了「相互確保摧毀」戰略,並最終回到了「打擊核反擊力量」的戰略上來。

在隨後的幾年中,反核人士通常將「相互確保摧毀」戰略歸咎於軍方,特別是主管核導彈的空軍,然而事實是,軍方恰恰是反對「相互確保摧毀」戰略的。相反,支持該戰略的卻正是那些要求只保留「最低必需限度核武器」的人士,因為他們擔心「打擊核反擊力量」可能會激怒蘇聯人。

無疑,麥克納馬拉的戰略在1965年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這一點在眾多官方檔案中得到了詳細的記錄,但他決策變化的邏輯卻令人費解。

「大規模報復」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人意識到,即使他們暫時對原子彈擁有「壟斷」地位,但核戰爭最好還是用來威懾,而不應真正打起來。在美國空軍的「贊助」下,在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尼卡建立了一家智庫——蘭德公司,美國關於核威懾的早期概念性工作大部分是在該公司完成的。

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官方觀點是,戰略優勢最能實現威懾。核威懾是「大規模報復」戰略的基礎,該戰略由艾森豪威爾政府於1953年通過。

當時,關於如何使用核武器有兩個基本理念,最初被稱為「打擊核反擊力量」和「打擊城市」。「打擊核反擊力量」針對的是軍事部隊、武器裝備和相關設施。「打擊城市」很快被重新命名為「打擊有價值目標」,針對的是敵國的經濟和人口。

「打擊核反擊力量」的成本更高,需要投入更強大的核力量。在這方面,唱主角的是美國空軍。為了把這一核心戰略任務從空軍手中奪過來,美國海軍提出了一套名為「有限威懾」的「打擊有價值目標」的核大戰策略。根據海軍的說法,可以將蘇聯心臟地帶的「有限幾個」重要工業城市和指揮中心置於核打擊威脅之下,以此來確保威懾。這一點可以通過從海軍潛艇發射的200枚「北極星」核導彈來實現。

美國於1960年提出了其首個全面的核戰爭計劃,稱為「統一作戰行動計劃」,並於1961年生效。根據戰略空軍司令部的理念,反擊力量最大化才是最理想的核反擊方法。因此,該計劃要求在遭受核打擊後立即出動全部核警戒部隊,對蘇東集團的654個目標發射1459枚核武器,其中大約80%是軍事目標。

在入職五角大樓的第一個星期,麥克納馬拉就一項名為「WSEG-50」的海軍研究聽取了簡報,該研究重新包裝了「有限威懾」的理念,還吹捧了「北極星」導彈和潛艇的優點。麥克納馬拉還聽取了威廉·考夫曼的演講,此人是「打擊核反擊力量」理念的核心鼓吹者,也是麥克納馬拉作為顧問帶進國防部的蘭德公司分析師之一。考夫曼的演講給麥克納馬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1年2月,麥克納馬拉視察了戰略空軍司令部,他此行是要看看「統一作戰行動計劃」的情況,由托馬斯·帕沃上將為其演示講解。有說法稱,麥克納馬拉對「統一作戰行動計劃」和帕沃上將都感到「厭惡」——帕沃是個性格尖刻、直率的強硬派軍人。回到華盛頓後,麥克納馬拉下令對「統一作戰行動計劃」進行修訂,以打擊核反擊力量為主,同時避免打擊中心城市。

上圖:托馬斯·帕沃上將,他在1957年至1964年間領導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根據某些說法,麥克納馬拉對秉性尖刻的帕沃感到「厭惡」。

「不打城市」

通過一系列「總統備忘錄草案」,麥克納馬拉向甘迺迪轉達了他的修改建議。甘迺迪總統在這些建議上籤了字,由此這些建議成為了政策。1961年9月,麥克納馬拉向甘迺迪轉交了第一份這樣的備忘錄草案,該草案否定了之前「統一作戰行動計劃」要求的「全面首次核打擊」能力,也否定了WSEG-50研究和海軍建議的「最低限度核威懾」這種極端情況。麥克納馬拉在草案中寫道:「我推薦的部隊被選中為美國提供這種能力,即,如果遭受蘇聯的核打擊,首先要反擊蘇聯的轟炸機基地和導彈基地,以及與遠端核力量有關的其他設施,這是為了削弱蘇聯的核力量,並限制蘇聯脆弱的殘餘核力量再度給我們造成傷害。其次,如果有必要,用我們保留完好的後備核力量摧毀蘇聯的城市社會——以有節制的方式。」

在其備忘錄草案提出的1350至2200個候選目標中,只有200個是「城市工業目標」,其他的都是「核反擊力量目標」,如轟炸機基地、核武器儲存和生產設施、潛艇基地,以及最大的一類目標:容納有450至1300枚洲際彈道導彈的基地。

新政策讓歐洲人感到不安,尤其是法國人,因為他們將此視為歐洲安全與美國日漸膨脹的核威懾力量之間「脫鉤」了。對歐洲人來說,他們安全的關鍵是,在蘇聯發動襲擊的早期,是否有升級為大規模核報復的危險。

在其1962年於密歇根大學發表的《不打城市》演講中,麥克納馬拉進一步強調了「最低限度核威懾」的危險性。在談到著眼於敵人的核力量(而不是平民)時,他說:「我們正在‘激勵’可能的對手——以所能想象到的最大程度——不要打擊我們自己的城市。」他還說:「如果以敵方城市為目標的話,那麼我們核力量的規模會相對小一些,這樣一來甚至不足以發揮威懾作用。」「當發生戰爭時,對一個核大國的城市使用這種(規模較小的)核力量等同於自殺,而對重要軍事目標使用這種核力量對戰爭結果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有限的核打擊能力需要單獨操作,這樣危險、昂貴、容易過時,不具備作為威懾力量的可信性。」

不過,雖然發表了上述種種言論,但他的信念沒有聽起來那麼強烈。甚至在他發表這番演講之前,麥克納馬拉就已經產生了疑慮,這些疑慮即將導致另外一個重大的變化。

「打擊核反擊力量」戰略逐漸式微

可以理解的是,美國空軍力求提高其核打擊能力,以滿足「打擊核反擊力量/不打城市」的更高要求。然而,甘迺迪和麥克納馬拉並不想讓空軍具備這種能力,相反,他們還想削減它。供B-52轟炸機使用的「天弩」導彈已經被下馬,B-70轟炸機也被降級為「僅用於研究」的狀態。空軍的「民兵」洲際彈道導彈項目從2000枚砍到了1600枚,之後又進一步減少到了1000枚。更有甚者,如果麥克納馬拉能夠在政策上進一步削減空軍的話,那麼他肯定會這樣做。

上圖:一架美國空軍的B-52轟炸機,裝備了4枚空射核導彈,照片攝於1961年。根據這一年「統一作戰行動計劃」的要求,一旦發生核戰爭,整個警戒部隊需要傾盡全力地發動核反擊。

弗雷德·卡普蘭在《世界末日的巫師們》一書中寫道:「此時,空軍和整個參謀長聯席會議繼續施加壓力,以求獲得更多的(核)武器。為了讓他們的願望看上去更加‘合理’,他們甚至故意模仿《不打城市》演講和麥克納馬拉的備忘錄草案中的語句,列出了他們想要的武器清單。」然而,「麥克納馬拉開始越來越擔心,‘打擊核反擊力量’戰略對美國的軍備規模無法產生任何有效的限制——只要能找到具備潛在軍事價值的目標,或者只要蘇聯擴大了自己的核武庫,就總是會有人聲稱美國沒有足夠的核武器。麥克納馬拉自己對‘打擊核反擊力量’戰略的支持正在推動無限制的核武庫擴張,而這恰恰是他原本所要竭力避免的。」

於是,麥克納馬拉決定放棄「不打城市」戰略,並指示手下不再將「打擊核反擊力量」作為官方的戰略理念。這種戰略轉變最早出現在1962年11月的備忘錄草案中。

「在威懾失敗、核大戰真正發生的情況下,我們應採取一切措施,以有效減少我國和盟國遭受的破壞」,麥克納馬拉在備忘錄草案中這樣寫道。「這些措施包括積極的防空和反導防禦,以及民防手段。戰略核打擊部隊也可以通過反擊蘇聯的轟炸機基地、導彈基地和殘餘且脆弱的核力量來履行自己的使命。」由此,在麥克納馬拉心目中,「打擊核反擊力量」已從戰略核心降級為一個(為減少破壞而採取防禦性措施之後)「順帶」需要考慮的因素。

麥克納馬拉對美國能否擁有戰略核優勢不感興趣。在接受他的朋友兼網球夥伴斯圖爾特·艾爾索普(此人是《星期六晚間郵報》的記者)的採訪時,麥克納馬拉表示,當雙方都具備明確的二次核打擊能力時,核大戰更可能僅限於軍事目標。這樣一來,反而可能會獲得更穩定的「恐怖的核平衡」。

(相互)確保摧毀

麥克納馬拉再次轉向五角大樓中那幫來自蘭德公司的「神童」,試圖對美國的核威懾戰略進行重新審視。負責系統分析的國防部副助理部長阿蘭·恩特霍文和幕僚弗蘭克·格林克爾設計了一套計算機程序,用來分析防止蘇聯核襲擊所需具備的能力。他們只需給麥克納馬拉一個冷冰冰的答案,即把蘇聯破壞到什麼程度就夠了。「摧毀蘇聯20%至25%的人口和50%的工業能力就足夠了」,恩特霍文這樣說道。而且,與「打擊核反擊力量/不打城市」戰略所需的核力量相比,這樣做美國需要的核武庫的規模要小得多。

在1963年12月的一份備忘錄草案中,麥克納馬拉將這一戰略命名為「確保摧毀」,並表示該戰略將「給予我們高度的(戰略)可信性,即在所有可預見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懾止蘇聯人故意發起的核攻擊」。

1964年年初,麥克納馬拉收到了一份報告,是關於「打擊核反擊力量」戰略和為減少破壞而採取防禦措施的綜合影響的,提交人是格倫·肯特空軍准將。肯特准將此時在國防部任職,負責研究和工程工作。根據肯特的研究,採取民防和反導措施可以減少美國在首輪核襲擊中的損失,但蘇聯人可以「抵消」美國在這方面的「獲益」,代價是在他們的後備核力量中拿出三分之二來再次對美國進行襲擊。

在1964年12月3日的備忘錄草案中,麥克納馬拉致力於達成「確保摧毀」戰略。減少自身遭受的破壞已經遠非主要的考慮因素了,「打擊核反擊力量」也成了一個次要的考慮因素。在1965年2月向國會提交的一份報告中,麥克納馬拉彙報了這一新戰略,之後還時不時地對其進行過闡述。

1967年9月,麥克納馬拉在舊金山發表了一篇演講,他在演講中宣稱,確保摧毀是「美國戰略政策的基石」和「整個威懾概念的核心本質」。「僅我們的警戒部隊就裝備了2200多件核武器,平均每件武器的爆炸當量超過一百萬噸TNT」,他這樣說道,「在這些武器中,只要把400枚扔到蘇聯就足以消滅其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和一半的工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當年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發表那篇《不打城市》的演講時,這種策略和目標恰恰被他描述為是「既危險又缺乏可信性」的。

在麥克納馬拉1968年離任前的最後聲明中,他告訴國會說:「坦率地講,蘇聯和美國現在都不能攻擊對方,更不用說搞突然襲擊了,同時兩國也不會遭受大規模的核報復……正是這種相互確保摧毀的能力,以及我們各自能防止發生這種災難性後果的能力,為我們兩國提供了避免戰略核大戰的最強烈動機。」

奇怪的是,根據麥克納馬拉的傳記作者德博拉·沙普利的說法,「確保摧毀」在軍事意義上「從來就不是美國的戰略學說」,而且麥克納馬拉在他的聲明中從未明確表達過這一點。德博拉·沙普利表示:「(確保摧毀)沒有被納入戰爭計劃。麥克納馬拉從未回過頭來改變‘統一作戰行動計劃’,以便讓總統推行‘確保摧毀’戰略,即僅限於對蘇聯城市和工業的報復性核打擊。實際上,美國軍方要打的真正目標,即蘇聯的核反擊力量仍然是絕對的重點。」

「瘋狂」再臨

「相互確保摧毀」理論很快就失去了其擁躉,唯一的例外是國會和其他地方的學院派理論家和反核活動分子,他們警告說,美國戰略核力量的任何提升都有可能會慫恿蘇聯發動突然的核襲擊。

尼克松執政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兼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說:「‘確保摧毀’學說導致了一個非同尋常的結論,即我國平民在核打擊面前的脆弱性使蘇聯感到安心,並能在危機中保持克制。」而且,「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大國通過讓自己變得脆弱而取得的優勢。」

尼克松政府的首任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並沒有直接否定「確保摧毀」這一理念,但美軍戰略核力量繼續瞄準「統一作戰行動計劃」中為他們規定的打擊目標。「我們從未將蘇聯城市作為目標」,1974年至1977年間擔任戰略空軍司令部司令的拉塞爾·多爾蒂上將這樣說道。「我們有很多目標是位於城市內的分散目標,其效果是通過‘周邊效應’摧毀這座城市。隨著我們的武器越來越好,我們可以非常有效地減少附帶損傷。不過,莫斯科是一個非常高價值的目標,因為它是蘇聯的指揮和控制核心,必須進行打擊,如果有人認為指揮和控制不屬於軍事體系,那他就對軍事體系一無所知,絕不能讓這樣的人制定戰略。」

上圖:20世紀70年代中期擔任戰略空軍司令部司令的拉塞爾·多爾蒂上將。他表示,美國從未將蘇聯城市作為核打擊目標。

1965年,麥克納馬拉認為「沒有跡象表明蘇聯正尋求打造像我們一樣強大的核力量」。可惜他錯了。美國放棄了爭奪戰略核優勢,但蘇聯卻不會。最終,美國洲際彈道導彈的裝備數量止步於1054枚。相比之下,蘇聯人在1969年前後實現了與美國的「核均勢」,之後繼續發展,最終將他們裝備的洲際導彈數量提升到了1440枚,還研發了四款新型洲際彈道導彈,新導彈的性能均有顯著的提升。

上圖:一枚正在進行飛行測試的美國「民兵」洲際彈道導彈,照片攝於1961年,此時該型導彈還處在研發之中。

面對這種無情的挑戰,美國公開聲明要採取「打擊核反擊力量」戰略,最終,卡特政府在1980年決定性地提出了「抵消戰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戰略的主要提出者是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此人從1961年開始便是五角大樓中麥克納馬拉幕僚團隊的一員,先是擔任國防研究和工程總監,後來還擔任了空軍部長。

往事回首

直到其2009年去世,麥克納馬拉始終在為「相互確保摧毀」戰略辯護,並寫作和演講。1998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製作了「冷戰」系列節目,麥克納馬拉在節目中露了面,並表示「雖然今天‘相互確保摧毀’是一個‘貶義詞’,但那些詆譭它的人並不真正理解威懾」。「這並不瘋狂,而是合乎邏輯的。」

2000年,《新觀點季刊》刊登了一篇《「相互確保摧毀」並不壞》的文章,對此,麥克納馬拉表示:「在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對手之間,威懾的穩定性沒有其他基礎,更不是他們有能力承受對方第一輪核打擊的信心。另一方面,只要有足夠的核武器挺過第一輪打擊,在發動第二輪報復性打擊時就能給對手造成不可接受的損失。」

2005年,麥克納馬拉在《外交政策》雜誌的《現代啟示錄》一文中寫道:「幾十年來,美國的核力量已經足夠強大,能夠承受首輪核打擊,然後給對手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壞。相互確保摧毀曾經是我們核威懾的基礎,未來必須繼續成為我們核威懾的基礎——只要我們還面對著擁有核武器的對手。」

有趣的是,國防部長辦公室出版的麥克納馬拉官方歷史年譜引用了1986年的一次採訪,在採訪中麥克納馬拉表示,他在阿伯市發表的那篇演講並不是為了反映「向‘打擊核反擊力量’主義的轉變,而僅僅是政策聲明,美方希望其能影響蘇聯人」。「從本質上講,我從來沒有相信過‘打擊核反擊力量’」,他這樣說道。「我所試圖提出的建議——當然不應給它貼上現在這些詆譭的標籤——就是以核打擊軍事目標而不是人口中心為前提的‘減少破壞’策略。」

在他發表於《外交政策》雜誌上的那篇文章中,麥克納馬拉寫道:「對裝備有核武器的敵國而言,向其發射核武器是一種自殺行為。」他甚至聲稱,從擔任國防部長的第一天到任期結束,他始終被認為是導致美國製訂了錯誤核戰略的「罪人」。他還寫道:「雖然我相信約翰·甘迺迪總統和林登·強森總統都贊同我的觀點,但我們三人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公開發表這樣的言論,因為其完全違背了既定的北約政策。」

總而言之,隨著時間的推移,麥克納馬拉的演講、著作和辯解逐漸讓人們明晰了一點:他關於核戰略並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信念。在麥氏執掌國防部期間,美國的核戰略經歷過幾次大的調整,但最終效果都難稱理想。直到20世紀80年代裡根執政時期,美國才開始重尋獲得對蘇聯的壓制性戰略優勢,並大力增強戰略核力量。通過實施「確保生存戰略」,里根政府才最終實現了相對的美國單方面安全及蘇聯單方面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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