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該不該進體育館?

文 | 張聽雨

文 | 張聽雨

郎朗該不該進體育館?周杰倫能不能進音樂廳?梅西簽名的球衣配不配進博物館?

這在當下的媒介化社會似乎成了一個問題。一方面是法蘭克福學派般對藝術娛樂化的激烈批判;另一方面,這種討論本身也是媒介的產物,這種觀念的生成方式中有一些環節和細節相互混淆。

1月14日,「郎朗和他的朋友們」音樂會在浙江溫州甌海奧體中心舉行。筆者恰好參加了演出的過程,近距離觀察了郎朗。作為藝術家的水準,作為藝人的敬業精神,說實話,他的許多面都在我的意料之外。

從整體的曲目看,郎朗此次的安排是有一定話題性的。整體的音樂會架構分為樂團演奏、郎朗獨奏、琴童演奏、郎朗與樂團合奏、郎朗與琴童合奏。他的演奏中,既有琴童必彈的《致愛麗絲》,又有中級琴童常彈的鋼琴協奏曲《黃河》;既有2022年出版的唱片《郎朗的迪士尼》,也有2020年他出版唱片、廣泛巡演、備受關注與爭議的《哥德堡變奏曲》選段。2023年是格里格誕辰180週年,郎朗與北京青年交響樂團合作的格里格《a小調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也可看作對作曲家的致敬、對青少年古典音樂審美的提升與普及。走臺的過程中,結合體育館的實際情況,郎朗將曲目原定的《哥德堡變奏曲》詠歎調主題改為演奏變奏選段,認為這樣更符合現場氣氛,也體現出他對選曲的認真。

演繹上,郎朗的處理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風格,同時依舊洋溢著青春激昂的氣息。如果說準確、嚴謹、精確的演奏風格可以稱之為「無一字無來處」,那麼郎朗的風格可謂是「無一音不處理」,他顯然是「師古人不如師造化」一支的。仔細對照樂譜,發現他的演奏、處理都是有邏輯的;跟著他的韻律,幾乎無處不在的彈性節奏(Rubato)、力度的對比構成了他的音樂詮釋。遑論處理的口味,這種高資訊量的演繹本身便是用心演繹的佐證。《土耳其進行曲》後陡然加速造出的一氣呵成,在快速跑句中仍能找出趣味性的分句,莫扎特的天真童趣、率真不羈顯然是郎朗擅長的風格。「黃河頌」中,坐在臺下感受到的是清澈但奔流不息的黃河。格里格《a小調鋼琴協奏曲》是作曲家向舒曼的致敬之作,而在向格里格致敬的演繹中,郎朗顯然突出了作品中的舒曼特質,將抒情的、長呼吸的線條塑造得綿延不絕。幾部分的主題採用了較大的速度變化以求得浪漫主義劇烈甚至突然的對比效果。

有意思的是,郎朗當晚的走臺直到18時40分才結束,須知這都是他最熟諳的曲目,如此敬業的準備可謂精神可嘉。同時,和樂團的合奏中,郎朗花了近一個小時向樂團進行講解與排練,對音準、句法的細節都提出了很細緻的要求,讓樂團有機會上了一堂生動而精彩的大師課。在「黃河頌」中,郎朗強調大提琴旋律的寬廣和歌唱性的保持,告訴樂團如何聆聽並「抓住」鋼琴。格里格《a小調鋼琴協奏曲》中,郎朗對幾處管樂獨奏與鋼琴對話進行了力度、層次的精細處理。對上臺的各位琴童,他也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和支持。有一個細節是,郎朗奏畢輪到琴童上臺時,他沒有下臺休息,而是坐在樂團首席的位置,耐心聆聽每個琴童的演奏,並在他們演奏結束後予以鼓勵。

而在晚上的演出中,可以看出郎朗對細節很關注,臉上看不出疲憊,手上也不見敷衍與懈怠,一切都在。在後臺與郎朗閒談,他對音樂的很多想法頗為精妙。例如對浪漫派作品的處理,他表示:「浪漫派作品的情感衰退都是有過程的,很少有到達音樂高點直接衰減下去的作品。相反,許多中國作品中有這樣的句法元素,中國音樂家在演奏者中要認識到其中細節與風格的不同。」另外,通過這樣的音樂會,他希望向更多人普及古典音樂,輸出正確的音樂審美價值觀。

說到「這樣的」音樂會——體育館的音樂會,很多人有一定微詞。說實話我原來也持有這種觀點。而隨著閱讀與深入「音樂社會」,我發現關注者總是關注其通俗性與娛樂化。那麼反對郎朗參加娛樂節目、進體育館演出的人們在反對什麼呢?我想其一是反對他們對藝術娛樂化的推波助瀾,其二是反對藝術家的追名逐利,其三是預先進行了一種判斷——這種種行為會導致藝術水準的退化。

但藝術一定是非娛樂化的嗎?施特勞斯家族的維也納圓舞曲,維也納愛樂樂團開專場的約翰·威廉姆斯電影音樂,作為電影音樂作曲家的肖斯塔科維奇,他們身上所謂高雅與通俗的標籤早就粘在一起無法分離了。

這背後首先是一種試圖區分「高文化」與「低文化」,甚至由此證明自己品味高雅的思維。就像一些資深發燒友不屑於談論郎朗、許多網友過度關注他的表情,這些本身才是偏離音樂最大的謬誤,才是公眾對藝術家最可怖的娛樂化塑造。

第二重來自我們對藝術家認識的一種「意圖謬誤」。我們沒有權力要求藝術家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世俗的方面(當然,德行所導致的社會效應還是要注意的)區別於社會公眾。自尼采反對瓦格納事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出現以降,藝術家的公眾生活與個人藝術成就到底有多少聯繫似乎更加撲朔迷離。

其三隻是一種假設,走進音樂廳自然會發現並不是這麼回事。不是所有參與娛樂節目的鋼琴家都會「翻車」。想一想這兩年我一次次沒有聽成郎朗的音樂會,確實是因為票很緊張。但走進體育館,看到人山人海的觀眾與一雙雙充滿期盼眼神的琴童,這種精英化的想法自然就消散了。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古典音樂,亦符合郎朗「亞運會宣傳形象大使」的形象,加上如今擴聲技術的提高,這樣的演出亦無不可。畢竟,卡拉揚和柏林愛樂樂團1979年在北京的演出也是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

在音樂廳裡買高價票聽著《哥德堡變奏曲》打呼嚕的大媽,和走進體育館帶著崇敬之心追星的琴童,到底誰對誰錯?我不知道。再次重申,我發自內心地敬佩尼爾森·福萊爾這樣的鋼琴隱士。但同樣,只要不影響年底和維也納愛樂樂團巡演莫扎特協奏曲的質量,郎朗在體育館演出,又有什麼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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