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骯髒」的《星星點燈》,為什麼讓鄭智化如此憤怒?

「浪姐3」公演,一首鄭智化的《星星點燈》點燃全場。

卻引來的原作者鄭智化的質疑,他說,被亂改歌詞一事,他感到震驚、憤怒和遺憾。

那句「是骯髒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裡再也看不見」變成了「是晴朗的一片天,總能看得見」。

歌曲改編時常有的事,但對於鄭智化本人來說,歌詞太重要。

那是他堅持一生的事情。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港臺文化無孔不入的浸入大陸生活,影視歌,各路明星,英姿綽約,百花齊放,偏偏有那麼一位歌手,拄著雙柺,其貌不揚但依舊紅透了半邊天。

1992年,鄭智化憑藉《水手》一炮而紅,大街小巷放的都是這首歌,隨便拉出來一個人都會唱。

充滿力量的詞曲和鄭智化略帶哭腔的聲音,給許多身處困境帶著傷痛的的人們送去力量和安慰。

《水手》講了一個從童年到成年,總是受到磨難,感到痛苦但卻一直懷著夢想的人的故事,歌中的主人公像極了他本人。

鄭智化三歲患上小兒麻痺,被病痛與藥物折磨了四年之後在七歲時終於學會了拄拐,至此,他開始帶著柺杖生活。

這注定不是個多舒適的童年,病痛折磨著他也折磨著他的家庭。

遭受著有意或無意的傷害,但年少時那些不辨善惡的傷害終是讓他成長的更挺拔強大。

多年後他再談起童年,平淡又有些得意的表示,小時候他最拿手的三件事就是「追女孩」「做生意」和「打架」。

後來鄭智化從台北工專畢業,到了一個工程公司上班。

按部就班的生活,麻煩的人情世故,很快就耗幹了他的耐性。

23歲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

一個學土木工程的去做了廣告,很大的跳躍,從門外漢到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他將這份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26歲時他做了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因為這首歌與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相識,然後出了第一張專輯《老么的故事》。

1989年他27歲的時候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在歌壇打拼了十年,創作出數首經典歌曲,1999年,他結婚後退出歌壇。

對他處於事業高峰期時毅然退出,大多數人都感到不可思議,甚至一度有傳聞傳出,說鄭智化是因為《大國民》這首抨擊諷刺台灣政局的歌曲坐了牢。

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行業。

他在《私房話》裡寫過這樣一段話「我一直是個不稱職的藝人。 我只想做一個埋首創作的詞曲作家;或是一個專心演唱的歌者。 我不想做空洞的偶像;或是到處逢迎諂媚、汲名求利的小丑。」

之後一直到2005年,他才漸漸復出。

他是個隨心所欲又滿腹才氣的人,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唱著自己想唱的歌。

這也正是他唱歌寫歌的初衷。

最初點將唱片邀請他發唱片的時候,他還沒有真的想成為一個歌手,他一直覺得歌手這個職業很「不入流」,但又對音樂真的感興趣,所以「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他出了第一張唱片《老么的故事》。那時正值台灣九份發生了兩次大的礦難,鄭智帶化著一種「旁觀者不明究裡的悲天憫人」決定為此做些什麼,先後兩次造訪九份。

他說過這樣一段話:「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澱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親人的死去,固然令人傷痛,但是對礦工而言那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第二次造訪九份,是個飄著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著……我想起一個阿婆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命哦……就像歌詞的一段: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礦工不一定可憐,可憐的很可能是我們。」

這就是他「感興趣」的題材,很有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而他果然也一直在創作這樣的作品,他用最貼近大眾的眼睛看著這個世道,然後記錄然後諷刺然後痛斥。

當時的台灣已經高速發展了十年,各種社會問題頻繁出現,所以他寫出《老么的故事》裡生長於礦區,迷醉在城市的驕縱老么,寫出《中產階級》裡「眼光很高,力量很小」的中產階級,寫出《蝸牛的家》裡無論如何打拼都趕不上飛漲房價的普通白領,寫出《補習街》裡想逃脫補習但無奈於現實的學生。甚至寫《大國民》,用直白激烈的的歌詞直指政局。

《墮落天使》是他根據現實中認識的一個風塵女子而寫的。

這個女人為了愛情,毅然離開了本來很富裕的家庭,用自己的身體換來兩個人的生活。

他用這首歌為那些徘徊於社會底層,為生活無奈抗爭的婦女們申訴,她們被壓迫得太久,反抗而又沒有出路,掙扎不出午夜情場的圈子。

在物質肉慾的社會里被無情地撕裂,墮落的人性,罪惡的獸慾,在奸邪中產生,在倫理中滅亡。

有趣的是,他著眼於90年代的台灣寫下這些帶著澀意的詞曲,卻讓大陸人民在21世紀低頭苦笑。

鄭智化更多的時候會寫人,寫像《小草》《遊戲人間》《沉默的羔羊》裡這些雖生活不易但依舊認真生活的的小人物,寫《你的生日》裡流浪街頭的乞丐,也寫《達奇達奇嘟》裡閱讀障礙的孩子。

後來他接受採訪,談到《達奇達奇嘟》說道:「這是根據一個孩子的故事改編的,那時候我參加社工,幫助弱勢群體,包括達奇這個小孩,他語言學習特別吃力,對我們來講學習「嘟」這個單音很簡單,他要花上一個禮拜。這首歌就是在關心這樣的弱勢群體。」

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他的歌似堅硬也柔軟,總能讓聽的人酸楚落淚,也總能讓聽得人心懷安慰。

他毫不留情的直指你最深的傷口,把沒癒合的患處戳的再次鮮血淋淋,還要撒上一層細細的鹽,在你痛的涕泗橫流的時候又衝傷口輕輕地吹氣,對你說,很疼吧,疼就對了,這就是現實啊,但那又怎樣,站起來往前走吧,前面還有路的,你也還有夢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台灣歌壇出現了一批後來被稱為人文歌手的歌手,他們對自身對時代都進行著深刻的反思,對社會和民生都充滿關懷,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現如今,再沒有哪些歌手被冠上「人文」二字,取代他們成為主導流行樂的,已經是那些被精心包裝、精緻的無懈可擊的年輕偶像了,他們反覆吟唱的,只剩愛情。

在2005年北京演唱會要結束時,鄭智化說了這樣一段話:大家都知道我的歌影響了一代國人,我想應該不對,我的歌影響了一代跟我一樣,對著生活無奈,失去目標理想的人,大家跟我一樣,有點自卑,所以才有在我的歌裡有感觸。

從過去到現在,他寫作,畫畫,做工程,做廣告,唱歌,最後投身IT,從不因為身體和世俗限制自己的想法,也從不辜負歲月和才華。

時至今日,他已經是個六十多歲的男人,依舊做著他的企業,也偶爾會登臺演出,歲月給他添上更多的風霜,但曾經那個孤傲叛逆卻心懷家國的男人,眼神依舊清明,言辭依舊犀利。

像個在大海上漂泊已久的老水手。

曾經有許多人喜歡聽鄭智化,因為他給你力量,後來又有許多人聽鄭智化,因為他道盡現實。

生而為人,有許多無法言說的痛苦,鄭智化真正懂得這些痛苦,他為那些千千萬萬終日為生命奔波,且無愧於生命的普通人們寫下這些,這些充滿煙火氣的,紅塵味的,最普通不過的生活,最普通不過的你我。

這大概也是鄭智化憤怒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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