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台灣著名的文藝地標「海邊的卡夫卡」（下文簡稱卡夫卡）宣佈將在今年的一月份結束營業，訊息一出，立刻引起了整個樂迷圈的震動。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244巷2號，2樓即為海邊的卡夫卡
為了紀念這一時刻，「海邊的卡夫卡」發起了一連串的文化活動，包括紀錄片、插畫、播客、文化講座等，許多藝術家、文化人士紛紛出手相助。
但最受矚目的，還是一個名為「24小時告別派對」的活動：
在結束營業的當天，將會有25組獨立音樂人輪番上場演出，演出持續24小時，陣容裡有不少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包括1976、HUSH、鄭宜農、LINION、大象體操、告五人、巴奈、旺福、康士坦的變化球、昆蟲白、法蘭、Green!Eyes、OHAN、八十八顆芭樂籽等。
所以問題來了，為什麼這間小小的咖啡店會有這麼多音樂人力挺，它對於台灣的獨立音樂又有什麼貢獻？
從一個獨立樂隊的副業，變成台灣的文藝地標
白天，「海邊的卡夫卡」是出產美味咖啡、可以閒坐小憩的咖啡店，但一到晚上，就變成了售票演出的 Livehouse。
來這裡演出的，都是台灣的獨立樂隊、獨立音樂人。有的已經頗有名氣，有的仍然籍籍無名，但並不妨礙觀眾踴躍地前來觀看演出。
工作日的卡夫卡
週末的「海邊的卡夫卡」
「海邊的卡夫卡」的老闆名叫陳瑞凱，人稱阿凱，他也是獨立樂隊1976的主唱。
「世界上沒有缺一個上班族，但是缺一個吉他手。」這句出自樂隊吉他手的名言，可以完美概括阿凱開店的緣由。
「海邊的卡夫卡」於2005年開始營業，其前身是一間名為「挪威森林」的咖啡店，老闆名叫阿寬，除了煮得一手好咖啡以外，藝術品味也很好，店裡常常放著Tom Waits、Flamming Lips等音樂。因此，包括阿凱在內的年輕音樂人，還有文青、小說家、導演，都經常來這家店裡結識朋友、閒聊。
2005年，阿寬有意將咖啡店轉手，此時1976樂隊正好面臨著解散或繼續玩團的抉擇，要知道，當時是搞獨立樂隊能否飽腹都是問題的年代，如果選擇繼續玩團，那麼樂隊成員還得各自再找一份工作，就在阿凱猶豫不決時，吉他手對他說，自己要選擇繼續玩團：「世界上沒有缺一個上班族，但是缺一個吉他手。」
阿凱被這句話深深激勵，於是他接手了「挪威森林」，並依據村上春樹小說的靈感將店名改為「海邊的卡夫卡」，前幾年，阿寬作為合夥人教授了阿凱所有開店的技巧，直到2008年，阿凱全面接手。除了賣咖啡之外，還售賣CD、書籍，舉行現場演出，而後者是他一開始就規劃好的事情。
店裡沒有固定的演出區域，但阿凱請專業人士佈置了頂尖的音響系統。阿凱也沒有設置專門的鼓區，他更希望演出是以不插電的方式進行，即便如此，在這裡演出的音樂人風格仍然十分多樣：包括搖滾、民謠、嘻哈、DJ等。
沒人算得清卡夫卡一共舉辦過多少場表演，可以說，大大小小的獨立音樂人/樂隊都在這裡表演過，包括還未成名的蘇打綠、張懸、落日飛車等，甚至還有日本的星野源，第二年他再次來到台灣演出時，還專程回到卡夫卡的門前拍攝了一張合照。
蘇打綠曾在「海邊的卡夫卡」連演六晚
星野源
有的獨立音樂人則通過卡夫卡開啟了職業生涯，比如近些年個人作品突出，同時為眾多主流歌手如孫燕姿、張惠妹、徐佳瑩等寫了主打歌的Hush。
在成為獨立音樂人之前，Hush是卡夫卡的店員。阿凱一直都鼓勵店員們進行文藝創作。
某天，Hush問阿凱能不能聽聽自己的音樂作品。第二天，Hush拿來一把木吉他和一個隨身碟，隨身碟裡裝了50多首Demo，阿凱聽完之後，對這名年輕人充滿靈性的創作印象深刻，於是給了他上臺表演的機會，同時將他推薦給各大唱片公司。
然而，唱片公司卻覺得Hush寫的天文學、神秘學題材的歌詞太怪了，按阿凱的話來說是「這些公司很沒有想象力」，於是他自己創立了一間唱片公司（re：public），將Hush簽下，並學習如何成為一名A&R（Artist and repertoire,根據市場取向，來決定藝人的定位與包裝）。
Hush和樂隊於2013、2014年推出的兩張專輯，都在re：public推出，2015年，他憑藉為孫燕姿寫的一首主打歌《克普勒》，一炮而紅，並迅速成為新一代台灣樂壇的代表人物之一。
此後，re：public 還陸續簽下了 Easy、馬克白、記號士等新冒頭的獨立音樂人，同時每年推出一張卡夫卡的不插電現場專輯。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還「出版」過詩集，他們與啟明出版社合作的獨立詩人吳芬的詩集《把你的心跟肺挖出來帶回鄉下餵狗》，創造了現象級的銷量。
運營17年後，卡夫卡因面臨商圈改造，只能被迫關店。因此，當這個文藝地標要舉辦告別活動，許多在此演出過的音樂人都主動回家，送它最後一程。
猛虎巧克力主唱，創作歌手鄭宜農表示，卡夫卡是她累積表演經驗和觀眾的重要據點，除了自己表演，還欣賞了很多音樂人表演，是她早期吸收音樂養分的重要來源，因此「告別演出是一定要參加的，畢竟我是在那裡長大的！」
去年剛剛登上Fuji Rock音樂節舞臺的大象體操，第一次在卡夫卡演出是在2013年，貝斯手凱婷說：「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有人為了看我們表演排隊，從二樓往下看到這個場景的時候超級感動。」
也有人懷念的是包含卡夫卡在內的「溫羅汀」地區，昆蟲白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沒有溫羅汀，昆蟲白不會出現，溫羅汀對我來說是人格養成蠻重要的一部分。」而這次卡夫卡的告別活動名稱也是「再見卡夫卡——來Chill溫羅汀」。
所以，溫羅汀和台灣的獨立音樂，又有什麼樣的關係呢？可以說，沒有溫羅汀，就沒有現在的台灣獨立音樂。
沒有溫羅汀，就沒有現在的台灣獨立音樂
如果你追溯台灣獨立音樂史，一個絕對無法繞過的地方便是台北市南區的「溫羅汀」。
所謂溫羅汀，是由溫州街、羅斯福路、汀州路街巷組成的區域，在這個區域中，坐落著兩間高等學府（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還有30多間獨立書店、20多家音樂咖啡館和Livehouse。
2010年的溫羅汀地圖
由於是兩間重要大學的所在地，從日據時期開始，這一區域便成為知識菁英的聚集地，提倡自由開放的風氣，進入21世紀後，這裡因為便捷的交通、相對中心區低廉的租金，書店、咖啡館、Livehouse都選擇在這裡開店，從而吸引了更多追求個性的年輕人到此遊逛。
其中最重要的五間表演場所：地下社會、河岸留言、海邊的卡夫卡、女巫店、The Wall，它們共同哺育了處於襁褓期的台灣獨立音樂。考慮到21世紀初，搞獨立音樂（那時還叫做地下音樂）壓根算不上一份正經職業，甚至連填飽肚子都是問題，但這些場地的存在給了年輕人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同時也讓各種非主流類型的音樂能夠被聽見。
The Wall
當時流行這麼一句話：「如果想要聽民謠或不插電，就要去女巫店；如果想要比文青更文青那就去卡夫卡；對爵士樂和Fusion感興趣的話就要去公館的河岸留言（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一樓便是河岸留言）；想要感受Underground氣氛就一定要去地下社會。」
在這五家表演場所中，許多人最常聽到的名字，是位於新生南路三段56巷的女巫店。
女巫店於1996年營業，老闆彭鬱晶是一名糕點師，初衷只是想開一間能間歇舉行文化活動的咖啡館，後來誤打誤撞成了台灣最知名的獨立音樂演出場地。
與我們印象裡的Livehouse不同的是，女巫店只有幾十人的容量，缺少隔音設備，然而這並不妨礙一到晚上，店門前就排滿了想進去觀看演出的年輕人。
舉辦演出時的女巫店
在女巫店演出過的獨立樂隊/音樂人數不勝數，但女巫店的特色在於對女性音樂人的支持。位於樓上的女書店，便是一間專門售賣女性議題書籍的書店，而要說從女巫店走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獨立音樂人，毫無疑問是張懸。
高中時期，張懸和一幫同學就十分憧憬臺大、師大的大學生活，因此放學後經常前往溫羅汀閒逛，尤其是喜歡到有「高中女生聖地」之稱的女巫店。此時，張懸已經積累了一些個人創作，便報名參加了女巫店的演出徵選，結果由彭鬱晶親自面試後，同意了她在女巫店舉辦自己的作品發表會，並在她休學前往英國讀書，再度返回台灣後，主動打電話邀請她回來工作、表演。
「那是我認真學習吉他的開始。」張懸在接受採訪時說，當時她還兼任女巫店的PA（音控）。
2006年，張懸發行了自己的首張專輯《My Life Will…》，一舉震驚整個台灣樂壇，而她在限量版專輯的預購贈品中，還增加了一首特別版的《寶貝》，副標題為《獻給鬱晶和她的女巫店》。
2015年，女巫店舉辦了20週年「女巫祭」
然而，這些承載著獨立音樂場景的Livehouse，在發展過程中卻常常因為違法和商圈改造等原因瀕臨關閉。
比如位於地下室的「地下社會」，就數次因為消防和噪音問題停業整頓，並且因散場觀眾在街上喧鬧引來居民投訴。事實是，相關部門對於Livehouse這一新生文化產業始終沒有制訂適配的法規，因此Livehouse只能一次次在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舊法規中反覆碰壁，最終，地下社會因為不間斷的投訴、罰單、以及高昂的租金，在2013年結束營業。
地下社會
The Wall和女巫店同樣如此。自2005年開始，這兩家店便不斷遭到警察臨檢，原因是「營業登記項目不符而違反《商業登記法》」，加上2011年台中夜店「阿拉」大火造成9人死亡，Livehouse面臨的社會壓力更加巨大，女巫店曾在2011年5月宣佈於月底結束營業。後來，台北市「政府」姍姍來遲，稱2010年已新增「音樂展演空間業」這一營業項目，才讓女巫店能夠繼續存續下去。
後來，女巫店老闆彭鬱晶作客馬世芳的廣播節目《音樂五四三》時笑著說道：「我們本想自動歇業，但最後又被勒令‘不準歇業’。」
但實際上，正是這些Livehouse的一直以來的堅持，使溫羅汀這一獨特的音樂文化場景沒有消亡。而這一基礎的建立，才有了後來台灣獨立音樂的爆發。
不是告別，卻勝似告別
後來的故事你可能略有耳聞，即台灣的「文化部門」終於注意到了正在蓬勃生長的台灣獨立音樂。
除了協調有關部門解決Livehouse的法律規定和定位問題之外，2010年，台灣提出了「流行音樂產業發展行動計劃」，從資金、渠道、人才、演出機會上對獨立和主流音樂進行扶持。
根據公眾號「聽見對岸」的文章《在臺團熱潮背後，了解下台灣的音樂補助是怎麼一回事》的梳理，以獨立音樂人最為頭疼的資金為例，台灣在2020年一共對九個項目進行了補助：包括流行音樂作品的製作/發行費用、音樂人進行海外巡演、赴海外參加音樂節的費用、本土音樂節的推廣費用、流行音樂人才技能培訓費用、音樂跨界合作計劃的費用、音樂類新媒體的補助、本土語言（臺語、客家話、原住民語）專輯的製作/發行費等。
2020年的創作樂團類補助，專門針對獨立樂隊進行補助
有了補助資金，獨立音樂人便可以將更多的心思放在創作上，並且有條件在錄音室製作出更為精良的作品。至今，這一補助計劃已經頗見成效，比如草東沒有派對就在2015年拿到了30萬臺幣（約合6萬元）的補助，用來錄製首張專輯《醜奴兒》。落日飛車、茄子蛋、甜約翰等樂團也曾拿到補助。
而自2010年起，台灣還設立了面向獨立音樂人的金音創作獎，隨著台灣獨立音樂的繁榮，金音獎目前已經成為繼金曲獎之後樂迷又一十分關注的獎項。
以不久之前結束的第13屆金曲獎為例，總共設立了包括「最佳專輯獎」、「最佳樂團獎」、「最佳搖滾專輯獎」、「最佳民謠專輯獎」、「最佳嘻哈專輯獎」在內的21個獎項，獲獎者中有我們十分熟悉的——比如大象體操的貝斯手凱婷拿到了最佳樂手獎、旺福拿到了最佳樂團獎。也有許多讓人眼前一亮的新人，比如LÜCY、珂拉琪等。
金音最佳新人獎得主LÜCY的首張個人同名專輯，風格十分國際化
除此之外，台灣也在獨立音樂的兩個重鎮台北、高雄分別設立了流行音樂中心，以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簡稱北流）為例，園區內建有能夠容納數千人的表演場館、展覽館、產業區、戶外表演區。
目前，北流除了舉辦自己品牌的音樂節之外，還承辦各種各樣的演唱會、音樂劇、音樂會。許多音樂產業相關的公司、店鋪也搬遷到此，比如卡夫卡，就分別在北流和高流開設了分店。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北流卡夫卡
所以嚴格說起來，卡夫卡並沒有告別，只是關閉了位於溫羅汀的店鋪，而目前卡夫卡也是一個包含音樂空間、唱片公司的品牌，因此在未來的日子裡只會更加忙碌，據阿凱在馬世芳主持的特別播客《再見卡夫卡》所說，溫羅汀的店鋪結束營業後，所有員工都將被調去支援唱片公司的業務。
但在許多與卡夫卡、溫羅汀有著共同回憶的人、或者在阿凱本人看來，卡夫卡已經告別了。因為只有在溫羅汀特殊的環境、空氣、人群中，卡夫卡才能稱之為卡夫卡。雖然新的環境更加高級、店內設施也更加嶄新，但舊有的靈魂卻是無法一同帶來的。
那靈魂是什麼？是溫羅汀密密麻麻的文藝小店，是漂浮在街上那咖啡香與紙香交織出的氣味，是四處閒逛的高中生、大學生們，是籍籍無名的音樂人、藝術家，甚至是被無數人踩踏過的前往二樓店面的樓梯，是店裡的木質桌面與杯角磕碰出的磨損。
這也是為什麼，像沒有面臨都市改造計劃的女巫店、The Wall仍然堅守在溫羅汀，前陣子，女巫店因疫情衝擊傳出經營困難的訊息，剛剛在小巨蛋開完兩場演唱會的盧廣仲，立即決定重回女巫店舉辦兩場「續命演出」。
去年12月22日，盧廣仲在女巫店舉辦「續命演出」
這讓我想起「地下社會」的老闆林大鈞，曾有記者問過他是否會重開地下社會，他的回答是：「不會，時空背景不同，那個地方就不會一樣，即使是在原地原貌重新開，也已經回不去了。」
「不是說政府設置專區，把Livehouse移到哪裡去就好了，因為那種空間，本身與人聯結、與音樂聯結的那種東西，是無法這樣被隨便對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