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幾乎已經沒有人還在談論疫情。但是疫情真的已經結束了嗎？德國在這次疫情中做的到底如何？
根據病毒學家凱庫萊最新的採訪，不誠實的政客，不科學的科學家，巨大的財政浪費，最重要的是，凱庫萊認為死亡人數不可接受。他呼籲成立調查委員會。
世界報：凱庫萊先生，疫情真的結束了嗎？就在幾天前，聯邦衛生部長勞特巴赫還對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更新變種發出了警告。
凱庫萊：大流行的緊急態勢已經結束，但終會有新的omicron 亞變種出現。羅伯特·科赫研究所 12月初的報告顯示，自2022年1月以來，住院區沒有出現因為嚴重呼吸道感染而產生的醫療負擔。因此，新冠病毒不再是醫療系統的負擔。Omicron 變體也沒有出現任何超額死亡率，因此事實上從2022 年春季以來，大流行緊急狀態就已經結束了。
世界報：然而，德國也曾被一波波感染潮所淹沒，各大醫院抱怨超負荷。尤其是兒童的呼吸道疾病。我們不應該考慮這個問題嗎？
凱庫萊：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都預見到會發生這種情況。在經歷了三年的新冠防疫之後，我們現在看到流感和感冒的追趕效應。然而，對於在室內戴口罩、保持距離、增加檢測這些措施我們別無選擇。但如果政府在大流行開始時反應更快、不淡化危險、不愚弄民眾，封鎖和關閉學校是本可以避免的。
世界報：聯邦政府最依賴且影響力最大的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聲稱，如果沒有防疫措施，德國本會有超過100萬人死亡。您怎麼看？
凱庫萊：鑑於目前已有16.3萬死亡數，我認為沒有自我表揚的理由。如果採取更快更好的措施，許多死亡本可以避免。
在國際上，我們也只處於中端，哪怕是和貧窮國家相比也是如此。另外他們的計算我也看不懂。德國有8300萬居民，只有當每個人都被感染且死亡率為1.2%時才會有100萬人死亡。但哪怕國家不介入防疫，哪怕是傳染性極強的omicron變種也不會讓德國超過80%的人口被感染。
世界報：內政部還假設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2020年3月就有100萬人死於新冠病毒。為了實施強硬措施，必須使用「休克效應」。
凱庫萊：德國的流行病政策有多個階段。儘管許多專家從一開始就覺得大難臨頭，但也有人不把這種「小流感」當回事。我當時提出的關於口罩的問題影響了口罩運動，為此受到了同事們的公開攻擊。2020年初，我提出通過短暫的封鎖來減緩病毒傳播的建議也被忽略。當政客們幾周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硬性封鎖已不可避免。
世界報：我們是如何度過這場大流行的？德國人付出的代價是否過高？
凱庫萊：是的，不幸的是我們到最後才知道。一方面我們花了很多錢。行政部門也大規模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甚至違反了《基本法》，正如法院後來判定的那樣。
鑑於這種巨大的努力，我們取得的成就則顯得相對較少。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醫保系統之一，比我們的鄰國更勝一籌。但結果，16.3萬死亡是不可接受的。許多其他國家依賴個人，在較少的限制下取得了更好的結果。
世界報：在德國，我們很早就呼籲要「遵循科學」。所以說科學家也犯了錯誤嗎？
凱庫萊：我的很多同事現在說，我們給出了正確的建議，政治家應該為錯誤負責。但我的看法卻不同。主流科學給出的建議並不夠好，幸好有些建議沒有被採納，比如說完全清零，比如完全誇大Omicron的警告。
世界報：儘管採取的措施不同，但許多國家感染潮過程幾乎相同，您對此有什麼解釋嗎？
凱庫萊：適應風險的個人行為才是決定性的成功因素。當公民得到充分的、透明的資訊時，他們自會採取措施保護自己。我稱之為「群體彈性」。人們在電視上看到重症監護室的畫面，自然會自願限制接觸。
然而，民主國家並沒有在這次大流行中找到國家干預於個人責任間的最佳界限。因為與專制制度的制度競爭。
比如中國，他們的防疫措施最初似乎更成功。如果中國的疫苗更有效，他們可能會保持這種優勢到最後。然而，我們的疫苗更好，所以我們能以更小的代價完全開放，這並不是由於政府的政治制度更優秀。這方面，大流行是應對其他挑戰的彩排，比如環境危機。我們需要一個調查委員會，以便我們在這種制度競爭中有所改進。
世界報：梅克爾很早就回答了制度問題。她曾說，在中國沒有橫行思考的示威遊行，人們戴口罩的習慣也更容易培養。
凱庫萊：聯邦總理更傾向威權制度，這也許是一種諷刺。流行病學家對此也感到羨慕。任何目睹過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發的人都會迅速呼籲國家力量的介入。
但生命不僅僅是避免死亡和疾病。這就是為什麼我希望以民主方式回應，即使存在生存威脅。但首先要對人們進行全面且透明的危機教育。
遺憾的是，在德國並不是這樣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