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因為上學或是上班離開了這座小鎮，並且再也不想回來。
2021年元旦假期，在東京一家睫毛美容店工作的22歲的上田由美，回到家鄉——東京西北方230公里的新潟縣津南町。
迎接她的，是故鄉接近兩米高的皚皚白雪，和一成不變的單調。
這是她離開新潟定居東京的第4個年頭。
跟家鄉的單調不同，上田由美在東京的生活繁忙且充實：睫毛美容店的工作沒有固定休息日，她幾乎每天早上七點離開公寓，晚上十點才能回家；但客戶的預約總是源源不斷，這讓她的每一天都充滿了成就感。
「雖然我很喜歡家鄉，但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要回去。」上田由美說，她離開家鄉的堅定信念，少不了母親的支持。50多歲的母親總讓她安心待在東京，「就算你回到家鄉，也做不了你想做的工作。」
上田由美的這種選擇，暴露了許多日本中小城鎮女性不想留在家鄉的現實。
新潟縣津南町的冬天 圖片：網路
896座「可能消亡的都市」
2014年，由專家組成的民間研究機構日本創成會議發佈了一份《為了21世紀的持續發展——停止少子化·地方元氣戰略》的報告。
日本創成會議主席、原日本總務省大臣增田寬也在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可能消亡的都市」（消滅可能性都市）一詞。
在他看來，「20歲到39歲的女性是生育的主力，根據估算，從2010年到2040年，如果一個城鎮（自治體）裡該年齡段的女性人口下降超過50%，那麼該城鎮（自治體）在未來很可能會因人口減少而滅亡，這就是‘可能消亡的都市’。」。
根據這一標準，增田寬也在日本選出了896個「可能消亡的都市」。佔地僅有172平方公里、人口9000人的津南町就是其中一個。
截止到2020年12月，津南町20歲左右的女性只有254人，僅佔到10年前該年齡段人口的64%。包括上田由美在內的許多年輕女性，因為上學或是上班離開了這座小鎮，並且再也不想回來。
896座「可能消亡的都市」地理分佈 圖片；網路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估算，2045年日本總人口將達到1億642萬人，比2015年減少約16%，其中有688個市町村人口將減少40%以上。
該研究所所長林玲子分析指出，從2000年起，城市年輕女性的比例一直高於農村地區，且女性學歷越高，向城市流動越明顯。此外，從都市返回鄉村的女性比例也遠低於男性。
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的大量流出，成了各大「可能消亡的都市」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女性再也不回來的城鎮
能為津南町帶來一絲希望的，大概只有現年34歲的桑原悠，這位全國最年輕的女町長。
桑原悠是津南人，起初，她考上了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並和町上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打算畢業後就留在東京工作。然而，2011年長野縣北部的一場地震殃及了津南町，使得25歲的桑原決定投身到家鄉重建的工作中。她先成為了町議會議員，後又從2018年起擔任町長。
「我從小就立志長大後要去東京生活，所以我很理解那些不願意回鄉的女性的心情。在津南町，很多男性會因為繼承家業而留下來，而大多數女性在被養育的過程中根本沒有繼承家業這一前提。」感同身受的桑原在競選町長前，就認清了自己執政的主要目標：阻止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的不斷流失。
津南町町長桑原悠 圖片：網路
兩年多以來，桑原悠進行了一些改革：合併幼稚園、增加政府和民企管理崗位的女性數量、鼓勵當地女性創業和男性參與家庭育兒等等。然而，這些政策還未見效，她卻不得不先承受這個小鎮帶給女性的無形壓力。
在桑原悠還是町議員的時候，她嫁給了當地的一名養豬戶，從此以後，她總是被當地人「教導」：「你的丈夫在外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應該聽他的話，在家支持他的事業」。
工作之餘，身為兩個孩子母親的桑原還要端茶倒水、洗衣做飯，可即便如此，她受到的指責也從未停止。在她競選町長時，人們依舊對她橫眉豎眼：「你的孩子還那麼小」、「你要是個年輕男人，就不會整天叫囂這些女性權益了」。
「女性們不願意回來，是因為她們同男性的差距比大城市要大很多。」桑原悠坦言，「我親自體會到了這裡的一切對女性而言是多麼窒息，而我們的政策，還沒有真正見效。」
緊鄰新潟縣的長野縣川上村，同樣被列入了「可能消亡的都市」。
10年來，川上村人口減少了600人，現有居民不到4000人，未婚男性、外出後不再返鄉的女性比例也在逐年增加。迫於無奈，村裡請來了一家婚慶公司，希望能吸引到別處的女性嫁過來。而婚慶公司詢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在這裡，女性的生活容易嗎？」
川上村一名三十多歲的女性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說：「自從我嫁過來，就感覺自己是屏住呼吸在生存。婚後的每一天我都提心吊膽地。有時候我想打扮或者嘗試一些新東西，周圍的人就會對我指指點點。」
另一名20多歲的未婚男性則表示，村裡的氣氛很沉重，他不願帶自己的伴侶回村裡。
大分縣的鄉村 攝影：蘊醬子
女性們更青睞大城市
與一些城鎮在走向消亡不同，東京首都圈（東京都、琦玉縣、神奈川縣、千葉縣）的人口卻在不斷增加。
日本總務省的資料顯示，2018年，從地方遷入首都圈的人數超過遷出人數約14萬人，其中大部分都是15歲到24歲的年輕人，他們多因上學或工作而來到首都圈。
自1990年以來，女性遷入人數逐年上升，並在近十年來超過了男性。2018年，有7萬8千名女性遷入東京都，達到了4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各年份東京首都圈人口增長數（僅日本人）(1960～2017年) 圖片：金融經濟Initiative
一家女性雜誌《Telling》調查了年輕女性願意留在東京的原因：相較於鄉下，東京是個更宜居地方；對於很多從鄉村來東京工作的女性而言，東京是一個「什麼都有」、「選擇多」的城市。
「就算是去個便利店，大家也可以選擇是去7-Eleven，羅森，還是全家。而在鄉下，人們往往沒得選，甚至有時候連便利店都沒有。工作也是一樣的，東京的公司多如繁星，女性的選擇被擴寬了。」
此外，人和人之間相對遙遠的距離、沒有明顯的男尊女卑思想，成了許多女性青睞大城市的另一個原因。
在鄉下，人們對彼此的動向非常敏感，如果一名單身女性的周圍有人結婚生子，那麼她也會被問及相關問題。
而在大城市，被問及個人隱私的情況相對較少，此外，「女性應該早點結婚」「女性婚後必須要相夫教子」這樣的傳統觀念在大城市並不盛行，年輕女性也能更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愛的生活方式。
東京街頭人來人往 圖片：CFP
常年進行都市研究、營銷雜誌《Across》的主編三浦展也認為，由於近年來女性社會地位不斷提高，日本的女性開始向大都市聚集已經成為了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在鄉村，如果男人找不到自己特別喜歡的工作，只要「不太挑剔」，他們就還有選擇的餘地，然而女性就只能被告知去結婚。所以，如果鄉下女性找不到吸引自己的工作，她們會選擇去東京這樣的大城市。
這也間接解釋了日本不斷走高的不婚率：「收入高的未婚女性會選擇住在大都市裡，而收入普通或是低的未婚男性一般選擇住在普通城鎮或鄉村。所以只有東京有很多未婚女性，鄉下則有大量未婚男性。這兩個群體無論如何也不會遇見對方。」三浦說。
如何阻止「消亡」
日本創成會議的「可能消亡的都市」名單，為許許多多城鎮敲響了警鐘，和桑原悠一樣，一些地方官員開始著手改革，希望能減緩或阻止都市滅亡。
位於兵庫縣北部的豐岡市，正在通過努力消除社會中的男女性別差異，來留住女性。豐岡市有常住人口8萬人，2017年當地官員發現，由於本地沒有四年制的大學，許多豐岡的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後就離開了家鄉。
在離開家鄉的人中，每4名女性中只有1名返回家鄉，男性返鄉率則高於女性：每2名中就有1名返鄉。
經過進一步調查，官員們發現了豐岡市的女性在本地一直處於不利地位：在市內工作的男性中有80%都是正式員工，而女性正式員工的比例不到50%，平均收入也僅為男性的一半。此外，豐岡市休育兒假的女性比例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這是一場無聲的反抗。如果女性們說出來，我們就可以採取行動。可是她們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從這座城消失。這些女性在豐岡市生活的價值被剝奪了。」豐岡市市長中貝宗治說。
兵庫縣豐岡市街頭 圖片：維基百科
為了縮小性別差異，豐岡市一家箱包領軍企業「由利」率先站了出來。
社長由利升三郎表示，在公司的越南工廠裡，幾乎所有關鍵崗位都由女性擔任，而豐岡的總公司卻完全沒有看不到這樣的場景。
對此，由利升三郎細化了每一個職位的分工，以便員工更好地調休和請假；縮短了哺乳期女性的工作時長，還有意識地將管理崗位分配給更多的女性。
隨後行動起來的是市政府，從2018年起，中貝市長開始了市政部辦公室職位調整和行政改革，截止到2020年，市政府辦公室女性管理人員(科長以上)的比例由2018年度的7.7%提高到2020年度的10.2%，男性員工休育兒假的比例也提高到了54%，並預計在2022年達到100%。
除了改革，改變人們的「主流」家庭和社區意識也十分重要。2020年，豐岡市的市民團體開展了「縮小性別差距戰略會議」，並選取了不同職業的10名市民參與會議。
經營一家護理機構的女性大槻京子也是參與者之一，曾在當護士期間受到過性騷擾、在創業初期也因為女性的身份受到批評的她，對正在努力消除性別差異的豐岡市寄予了厚望，並表示自己永遠不會放棄「給城市開闢一種新意識」。
然而，也不是每一個城鎮的政策都能有所獲益。位於日本東北地區的岩手縣釜石市就是一個失敗案例。
從上世紀60年代起，釜石市就開設著一家大型鋼鐵生產廠，由於效益極好，這家工廠僱傭人數頂峰曾達到過8千人，半個世紀以來，釜石市是整個岩手縣最重視工廠效應和員工利益的地方，也一直採用「工廠招徠」的策略來留住居民。
然而，釜石市失敗得很徹底。
2005到2010年的人口資料顯示，釜石市人口流失接近8%，幾乎是整個岩手縣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地方。
瑞穂綜合研究所的一份報告解釋了其中緣由：城市的第三產業會隨著時代逐步發展起來，對於生活中充斥著娛樂和消費的人們而言，傳統的工廠對他們已經毫無吸引力。
此外，從1990年代起女性大學升學率的急速上升，也是鄉鎮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對於高學歷、想要掌握自己未來的女性而言，工廠顯然早已不是她們的最佳的選擇。
日本男女大學升學率走勢(1954～2012年) 圖片：瑞穗綜合研究所
瑞穗研究所在報告中還指出，發掘地區潛在資源、振興地方產業、推廣旅遊業的政策，對於阻止人口流失並沒有太大幫助。
日本人口減少的原因，並不是東京首都圈人口增加和地方人口減少的對立，而是隨著女性學歷的不斷提升，日本社會並沒能為她們創造出理想的工作和生育環境。
在首都圈，人口的大量聚集導致了第三產業的高速發展，這為高學歷的年輕人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這些優勢是地方鄉鎮難以突破的。此外，如果政府無法改變女性在工作和生育上面臨的困境，就無法從本質上解決低生育率的問題。
短暫的逃離
無論政府多麼警覺地制定著政策，「可能消亡的都市」名單公佈後的六年多裡，依舊有越來越多的人湧向了東京。
不過，隨著新冠疫情的蔓延、奧運會的延期，東京的人口數在2020年5月首次出現了負增長，並在2020年8月創下了遷出超過遷入4500人的新紀錄。
在疫情期間，東京的弱點被暴露了出來：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感染和傳播病毒的風險都更高。加上遠端辦公的普及，人們在東京生活的積極性也隨之降低。於是，逃離東京成了很多人的無奈選擇。
疫情爆發後，越來越多人開始逃離東京 圖片：CFP
明治大學研究人口經濟學的加藤久和教授指出，在討論「可能消亡的都市」的時候，不能只侷限在出生率上：「不管年輕人去向哪裡，只要20歲至39歲這個主要生育年齡段的女性不再增多，那麼無論出生率多高，出生的孩子數量都會減少。」
在他看來，「就算在疫情期間人們離開了大城市，但對於整個日本而言，這不是零和遊戲，而是負和遊戲。全國所有的城市人口都在下降，唯一的區別不過是速度的快慢。2019年，日本的新生兒數只有86.4萬，這是由於年輕女性人數減少而引起的。這樣看來，日本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可能消亡的國家’。」
在談及解決方案時，加藤久和教授強調了「多個當地核心城市」的重要性：「加強個別地區是沒有用的，日本必須要在各個地方發展一些核心城市，例如：大阪、名古屋、仙台、福岡等等。這些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魅力，也是諸多大學和企業的所在地。只要吸引人們定居，核心城市會造成‘大壩效應’，就能阻擋當地人口外流到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