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浩視點 |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控辯雙方的「反悔權」

摘要

摘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本質核心是控辯協商,認罪認罰具結書作為合意的結晶,對被追訴人和檢察機關具有當然約束力。但為了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公信力,不同於被追訴人在任何訴訟階段均享有反悔權,檢察機關的反悔權應當被嚴格限制在四種法定情形。認罪認罰具結書對於法院的效力,應秉持「不利限制、法定例外」的司法精神,對有利於被告人的量刑建議,應以採納為原則;對不利於被告人的量刑建議,法院可依職權予以從輕判決。

目 錄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本質

二、被追訴人的反悔權

三、嚴格限制檢察機關的反悔權

四、認罪認罰具結書對法院的效力

五、結語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施行以來,一直爭議不斷。不可否認,「認罪認罰從寬」意義非凡,它承載了「公正為本、效率優先」的價值取向和司法資源最佳化配置的重大使命。2021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高達85%,法院的採納率為97%以上。[注1]高適用率和高採納率背後,很多理論問題依然在探討,很多制度細節依舊尚未釐清,很多難題在司法實踐中不斷暴露出來。特別是認罪認罰後又反悔應當如何處理,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不得不面對的「特殊的制度困擾」。本文將從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性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後反悔的處理、認罪認罰具結書對檢察院、法院的約束力等方面,來逐一探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施行後在實務中遇到的難題。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本質

為節約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2016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試點工作[注2]。2018年,在總結改革試驗成果的基礎上,立法機關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引入刑事訴訟法。依這種 「頗具特色的量刑協商機制」[注3],給予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並願意接受刑事處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依法從寬處理的機會。

對於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性質,學理上頗有爭議。部分學者認為,認罪認罰程序是單方聽取意見而非雙方協商程序,具結書亦非控辯雙方簽訂的「契約」。[注4]被告人沒有程序啟動的選擇權,只有在服從和配合司法機關、協助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前提下,才能獲得國家刑事司法的從寬「恩惠」。[注5]從形式上看,認罪認罰是檢察機關「職權主導」下「單方聽取意見」的行政審批模式。控辯雙方雖然存在互動和對話,卻無控辯實質協商。這不僅是控辯協商的落空,更有可能在遭遇檢法意見不一時,認罪認罰程序運行淪為「空轉」。

但學界普遍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核心要義在於「協商」,「控辯協商是認罪認罰從寬訴訟程序的本質核心」[注6]。從本質來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種協商式刑事司法。[注7]在此前提下,認罪認罰具結書也具有「準司法契約性質」,[注8]可被視為控辯雙方基於定罪量刑問題而簽訂的「契約」。

本文同意通說觀點。首先,從啟動程序和適用階段來看,雖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可避免帶有檢察機關職權色彩,但程序啟動權是平等的。檢察機關可依職權發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依申請啟動。在任何階段都可適用認罪認罰程序。其次,從量刑協商上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在量刑建議提出前,享有對本案事實和證據提出意見的權利。提出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量刑。在檢方提出量刑建議後,被告人享有接受或者拒絕量刑建議的權利。最後,從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效力看,「屬於公法意義上的司法契約」,[注9]是控辯雙方對案件定性、量刑合意的確認,對雙方具有當然約束力。

二、被追訴人的反悔權

隨著司法實務中認罪認罰的被告人提出上訴、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的案例增多[注10],學界對認罪認罰後反悔權的保障與規制也存有不同的觀點。

為保障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各國刑事法律通常會賦予被追訴人一定的程序選擇權。被追訴人選擇放棄實體抗辯與同意適用簡易程序,以此換取實體上從寬處罰的權利。實務中,不排除被告人為了換取檢察機關的寬大處理,基於「趨利避害」的利益權衡而放棄辯護權、簽署具結書,因此認罪認罰的「自願性」和「真實性」,成為法院審理時重點核實的內容。

反悔權作為被追訴人強有力的救濟措施,仍能頻見於各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注11]雖然我國刑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擁有反悔權,但相應的程序安排已然被司法解釋確定,被追訴人有反悔的權利,已成為實務界和理論界普遍共識。一方面,既然認罪認罰具結書是在檢察機關職權影響下「有限的合意」,那麼作為弱勢一方的反悔權,不僅能彌補被告人權利處分能力的不足,還可避免司法裁判違法性的風險。另一方面,反悔權作為一種補救機制,一旦行使將直接導致具結書失去效力,審判程序發生迴轉,既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避免虛假認罪的不利後果,兼顧了追求公平正義的訴訟價值。

(一) 被追訴人反悔後的實務處理

被追訴方認罪認罰後又反悔的,檢察機關區分不同情況進行分別處理:

1. 偵查階段認罪認罰、移送審查起訴後反悔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規定,在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可認罪認罰。若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認罪認罰,但在移送審查起訴後又提出無罪抗辯,檢察機關應當查明「翻供」的事由,全面、客觀審查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的自願性、真實性與客觀性,根據事實和證據依法作出認定。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檢察機關應適用普通程序提起公訴;若犯罪嫌疑人無罪辯解成立或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檢查機關應作出依法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或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從本質上看,偵查階段的認罪認罰僅屬於犯罪嫌疑人的「單方承諾」,對公安機關和犯罪嫌疑人均無約束力。

2. 審查起訴階段認罪認罰後又反悔的

對偵查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審查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無罪、罪重和罪輕、從寬和從嚴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認罰的,檢察機關依據法定從輕情節[注12]提出量刑建議,在辯護律師或值班律師的見證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若被追訴方在提起公訴之前反悔,包括對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或量刑建議任一項提出異議,均被視為單方毀約,導致已經形成的認罪認罰合意——認罪認罰具結書立即失效。人民檢察院將重新審查在案證據,調整量刑建議(一般較認罪認罰前提下的量刑建議更重),且提起公訴後,之前簽署的《認罪認罰具結書》不得作為證明被告人有罪的不利材料。

3. 認罪認罰起訴至法院後又反悔的

《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第三十四條對審判階段反悔的情形進行規定:「被告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後,庭審中反悔不再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了解反悔的原因,被告人明確不再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建議人民法院不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撤回從寬量刑建議,並建議法院在量刑時考慮相應情況。依法需要轉為普通程序或者簡易程序審理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議。」

4. 認罪認罰一審判決後反悔上訴的

被告人認罪認罰後再上訴,常見於兩種情形:一是法院超出檢察院量刑建議從重判決的,如「餘金平交通肇事案」[注13];二是法院採納量刑建議,但被告人不服一審判決的。在第一種情形下,被追訴人不存在認罪認罰的反悔問題;在第二種情形下,被追訴人違反與檢察機關達成的認罪認罰合意,形成對認罪認罰的違反。根據《指導意見》第三十九條,檢察機關出於維護訴訟程序的權威性,應當依法提起抗訴,要求對上訴人進行重判。

(二) 被追訴人有隨時反悔的權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與檢察機關溝通協商達成一致意見,自願認罪認罰並簽署具結書,實質上是在個人與公權力機關之間達成的合意。《認罪認罰具結書》作為「合意的結晶」,不僅直接決定案件適用簡易的訴訟程序,還起到「罪」與「罰」雙重「預審」的作用。針對不同司法主體,《認罪認罰具結書》產生的效果也不盡相同。

一旦被追訴人同意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等同於放棄進行無罪、罪輕抗辯的實體權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一項法定從寬制度,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司法機關依法認定的罪名與刑罰均無異議,在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均可以啟動。如前所述,被追訴人的反悔權有一定理論與實踐基礎,但是反悔權的行使是否不受限制,我國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

一些國家對反悔權進行了限制性規定。如美國對反悔權的行使時間和行使條件作出限制。根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32(e)條之規定,在法官量刑前,被告人沒有撤回業已做出的有罪答辯的絕對權利;只有在被告人能夠證明存在公平且有充分根據的理由(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法院才有可能允許被告人撤回有罪答辯。[注14]

「每個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體,因此規則必須是明確的,如果規則不明確,那麼它的適用就不具有可預期性;如果不具有可預期性,那麼被規則約束的人就沒有辦法通過對規則的預期來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注15]我國法律尚未明確反悔權,更沒有對「撤回」權的限制規定,導致在實務過程中反悔引發抗訴、加重程序負擔的案例比比皆是。不少學者呼籲要從反悔事由、反悔階段等限制被追訴人的反悔權。即便如此,在法律尚未完善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現狀:根據現行法律與規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任一階段可選擇認罪認罰,也可隨時反悔。

三、嚴格限制檢察機關的反悔權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反悔行可能為對刑事訴訟程序的穩定性產生影響,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從檢察機關對一審認罪認罰後又上訴的上訴人提請抗訴的諸多案例可以看出,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後反悔的行為,一般持審慎甚至反對的態度。即便如此,作為認罪認罰「契約」一方的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態度應以「守約」為原則,「違約」為例外,即人民檢察院不得隨意反悔,更不得加重量刑建議。

(一) 明確禁止特定條件下的反悔權

《指導意見》第三十條明確禁止檢察機關在特定條件下的反悔權:

1. 犯罪嫌疑人已簽署具結書;

2. 案件沒有新的事實和證據;

3. 犯罪嫌疑人也未反悔。

上述三個條件同時滿足時,人民檢察院不得撤銷具結書、變更量刑建議。檢察機關作為代表國家行使公訴權的司法機關,理應誠實守信。檢察機關出具的文書應當具有天然的公信力,不得隨意悔棄,否則有損國家公權力機關的「公信力」。否則被追訴人對認罪契約的信任將驟然崩塌,從而危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正常運行。

(二) 檢察機關可反悔的四種法定情形

根據《指導意見》,本文總結得出人民檢察院可提出更重量刑建議的四種情形:

1. 犯罪嫌疑人悔罪不真實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緩解案多人少的辦案壓力,提升刑事司法運行效率。但公平正義依然是刑事司法的終極追求,不能因追求「效率」而犧牲「公平」。在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量刑建議時,依職權「應當全面收集、審查有罪、無罪、罪輕、罪重、從寬、從嚴等證據,依法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客觀公正提出量刑建議」[注16]。只有滿足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所有量刑情節均有證據證明之後,方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當檢察機關發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不真實」、「不客觀」或「非自願」時,應當「撤銷」認罪認罰具結書。這不僅是程序正義的形式要求,也是實質正義的內在要求。

2. 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又反悔

認罪認罰是檢察機關職權主導下,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適用為前提的法定從寬制度。被追訴人自願對「罪」與「罰」的認可,是該制度適用的必備前提。若該前提不復存在,從寬制度及認罪認罰程序將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此,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認罪認罰或者簽署具結書後又反悔的,《認罪認罰具結書》即刻當然失效,人民檢察院無繼續「守約」可能,可以收回認罪認罰量刑情節的「優惠」,重新提出量刑建議。

3. 犯罪嫌疑人不履行具結書中需要履行的義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為認罪認罰具結書的一方,若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一併明確了賠償損失、退贓退賠等附加義務,犯罪嫌疑人未履行約定義務,人民檢察院可以「主動加重」量刑建議。[注17]雖然《指導意見》第三十條賦予檢察機關在該情形下的違約權,但本文並不贊同。該規定變相提高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門檻,除認罪認罰外,還增加了賠償義務,變相限制了被追訴人的合法權利。值得肯定的是,在實務中也鮮少有依據該規定剝奪嫌疑人認罪認罰從寬權利的案例出現。

4. 法院建議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

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效力能否約束人民法院,現行法律並未予以明確。《指導意見》的檔案精神,似乎明確肯定了人民法院擁有對量刑建議的調整權,即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有「明顯不當」,或者認為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的異議存在「合理性」,可以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接到法院通知後,應當認真審查,對於建議合理的應當調整;認為建議不當的,應當說明理由和依據。

綜上,只有出現上述四種情形時,人民檢察院悔棄認罪認罰具結書,無需承擔違約責任。除此之外,人民檢察院並無「反悔權」。

四、認罪認罰具結書對法院的效力

《認罪認罰具結書》是否對法院裁判產生拘束力?肯定觀點認為:《刑訴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明確,對於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法院「一般應當採納」,而其後五種例外情形均不屬於認罪認罰的範疇;法院審理案件應當遵循「訴判同一」、「不告不理」原則,不得作出超出量刑建議的加重判決。否定觀點認為:控辯雙方認罪認罰的合意,並不總是符合證據裁判原則和實體真實原則[注18]。人民法院獨立審查證據、查明事實、適用法律的義務和職權,不應當受到認罪認罰具結書效力的約束。

本文持折中觀點,提出「不利限制說」,即對有利於被告人的量刑建議調整,法院一般應當採納;對不利於被告人的量刑建議調整,法院不應當採納。具體陳述如下:

(一) 法院應以採納為原則、不採納為例外

有學者認為《刑訴法》第二百零一條賦予認罪認罰量刑建議「以剛性約束力」[注19]。反對觀點則認為,不同於以往《刑訴法》「可以」或「應當」的表述,第二百零一條的措辭是「一般應當」,不同於有強制效力的「應當」。法院基於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依然可行使自由裁量權,不受認罪認罰量刑建議的約束。

本文認為,「一般應當」之表述應解釋為「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必須採納量刑建議」。雖然有限制和侵犯審判權的嫌疑,但認罪認罰的量刑建議畢竟是被告人與檢察機關的合意,是控辯協商的結果,也是檢察機關量刑承諾得以實現的必由之路。因此,對於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對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議,除非出現《刑訴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規定的「被告人無罪或不應追責」、「認罪認罰不自願」、「被告人反悔」、「判決需變更罪名」及「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理」的五種情形,否則「一般應當採納」。總之,法院對於《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態度應以採納為原則、不採納為例外。

(二) 對有利於被告人的量刑建議,法院一般應當採納

法院經審理,若認為檢察機關量刑輕,能否建議加重量刑或直接加重判決?根據《刑訴法》第二百零一條及《指導意見》第三十二條,只有在「量刑明顯不當」時,法院才有量刑調整權。本文認為應當區分對待:

1. 對量刑「畸輕」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或者調整後的量刑建議仍然明顯不當,法院應該依法做出加重判決;

2. 對量刑「偏輕」的,人民法院沒有建議檢察機關的調整權,人民檢察院在四種法定反悔情形之外,無權調整量刑建議。即使量刑偏輕,基於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有效性,應將有限利益讓渡給遵守量刑協商的被告人,法院也應依法採納偏輕的量刑建議。

(三) 對不利於被告人的量刑建議,法院可依職權輕判

根據《指導意見》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即量刑建議偏重)或者認為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的異議合理(即被告人、辯護人作罪輕、無罪辯護),可以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從輕,或者直接依法做出從輕或無罪判決。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設計來看,立法者在追求效率的同時,依然恪守《刑訴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價值追求。

五、結 語

從工作試點轉變成現行法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已經成為我國長期貫徹施行的一項司法制度。準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核心,在於要精準把握認罪認罰是「控辯協商」與「契約」之間的差別。認罪認罰的結果對控辯雙方具有當然約束力,但鑑於被追訴人與代表國家行使控訴權的檢察機關地位懸殊,需要在反悔權上體現地位平衡與權力制約,即被追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隨時反悔,檢察機關只有在法定四種例外情形下才可反悔。審判機關對控辯雙方合意的結晶——認罪認罰具結書,也應以「採納」為原則、「不採納」為例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解與適用,均不能背離保障人權的最高價值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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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及參考文獻:

[1] 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1年度), https://www.spp.gov.cn/gzbg/202203/t20220315_549267.shtml

[2]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載中國人大網2014 6月27日,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4-06/28/content_1869454.htm

[3] 陳瑞華:《論量刑協商的性質和效力》,載《中外法學》2020年第5期。

[4] 孫海燕:《認罪認罰被告人反悔權研究——以一審宣判後反悔權的正當性和運行機制為分析視角》,載《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5] 曾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控辯平衡問題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誌》2018年第3期。

[6] 樊崇義:《認罪認罰從寬協商程序的獨立地位與保障機制》,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7] 胡銘: 《認罪協商程序: 模式、問題與底線》,載《法學》2017 年第 1 期。

[8] 馬靜華、李科:《新刑事訴訟法背景下認罪認罰從寬的程序模式》,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9] 秦宗文:《認罪認罰案件被追訴人反悔問題研究》,載《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年第5期。

[10] 2021年1月至11月,認罪認罰案件上訴率為3.5%,available at 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12/t20211220_539038.shtml#1

[11] 洪浩、方姚:《論我國刑事公訴案件中被追訴人的反悔權——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自願性保障機制為中心》,載《政法論叢》2018年第4期

[12] 認罪認罰後,被告人可最高減少法定刑的20%。

[13]季金平交通肇事案:被告人餘金平涉嫌交通肇事,認可檢察機關提出的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的量刑建議,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後被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以被告人主觀惡性較大,判處緩刑不足以懲戒犯罪為由,未採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改判為有期徒刑二年。宣判後,門頭溝區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被告人也以原判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量刑過重等理由提出上訴。二審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最終判決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14] 郭明文:《論美國有罪答辯的撤回理由及對我國的啟示》,載《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15] 易延友:《證據法學:原則 規則 案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頁。

[16] 《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第二條第(三)項。

[17] 《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第三十條 :對於認罪認罰案件,犯罪嫌疑人簽署具結書後,沒有新的事實和證據,且犯罪嫌疑人未反悔的,人民檢察院不得撤銷具結書、變更量刑建議。除發現犯罪嫌疑人認罪悔罪不真實、認罪認罰後又反悔或者不履行具結書中需要履行的賠償損失、退贓退賠等情形外,不得提出加重犯罪嫌疑人刑罰的量刑建議。

[18] 孫長永:《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現代化發展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21年第1期。

[19] 李瑞鑫:《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效力中的控審關係》,載《河南科學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 特別聲明:本篇文章所闡述和說明的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意見,僅供參考和交流,不代表本所或其律師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見或建議。】

作者簡介

王麗淋

王麗淋

國浩蘇州合夥人

王麗淋律師專注刑事案件十餘年,曾榮獲「十佳公訴人」等省市級十餘項榮譽稱號,辦理過多起無罪、罪輕及有重大社會影響案件,蘇州工業園區律師專家庫成員。

郵箱:wanglilin@grandal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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