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保,幫你加大力度生孩子?

輔助生殖納入醫保?

《浙江日報》前段時間的一篇報道稱,杭州「試管嬰兒」的部分項目將在2023年起獲得「西湖益聯保」的報銷補助。

其中,胚胎培養費用報銷限額為0.15萬元/年,胚胎移植費用報銷限額為0.15萬元/年。

胚胎培養和胚胎移植是輔助生育中的兩個重要項目,在杭州有資質的三甲醫院,胚胎培養收費標準在每次2000元至6000元不等,胚胎移植收費標準在每次2000元左右。

也就是說,施定向補助後,明年在杭州實施輔助生育的參保市民,這兩項治療費用大部分將由「西湖益聯保」承擔,最高將可獲得3000元的報銷。

輔助生殖進醫保一直是近幾年的熱點議題。早在2014年,就曾有政協委員建議把不孕不育納入當地醫保。

去年9月,國家醫療保障局網站宣佈,將符合條件的生育支持藥物,如溴隱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藥品,納入醫保支付範圍。

今年8月,國家衛健委、國家發改委等17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更是明確提出,指導地方逐步將適宜的分娩鎮痛和輔助生殖技術項目按程序納入醫保(含生育保險)基金支付範圍。

也因此,很多人都將杭州此次的報銷項目解讀為杭州將胚胎培養和胚胎移植「納入了醫保」,認為這是8月的指導意見出臺後,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的政策落地標誌。

不過,這樣的解讀可能存在誤導。因為「醫保」的簡稱通常指我國的基本醫療保險,是國家為社會全體參保人員就醫看病的全民性福利政策。

而杭州這個補貼項目只面向「西湖益聯保」的參保人員。「西湖益聯保」本身,則是一款商業補充醫療保險,為杭州本地的「惠民保」,共保體包括中國人壽、人保財險、泰康人壽、平安產險等。

換句話說,這並不是將胚胎培養和胚胎移植納入「醫保」,更不是「杭州明年起可以報銷試管嬰兒費用」,而是一種市民自願繳納的商業性保險行為,稱「輔助生殖納入杭州商保」更為合適。

儘管如此,「西湖益聯保」本次新增輔助生育定向補助項目,也的確切實響應了國家的政策號召,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幫助,是一次輔助生殖參保報銷的有益實踐和探索。

目前,我國人口高速增長的時代已漸行漸遠,在生活壓力、社會觀念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育齡人群生育意願降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關於生育問題,公眾的焦點似乎普遍聚焦在「生不起、不想生」的討論上。

然而,與具有生育能力卻自願選擇不要生育子女的「丁克」家庭不同,有一類家庭,他們已經成功做出「想生」的選擇,但卻承受著「想生而生不了」的折磨,他們就是不孕不育家庭。

想生不能生

不孕不育家庭指的是生育能力受損、非自願無子女的家庭,即夫妻雙方都希望生育,但卻無法自然懷孕生子。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不孕不育症定義為:至少12個月以上未採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卻沒有成功妊娠。

受自然和社會環境等因素共同影響,近年來,不孕不育家庭在數量上呈現出愈來愈多的趨勢。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目前全球約有4800萬對夫婦和1.86億人患有不孕不育症。不孕不育正在成為繼癌症和心腦血管疾病後,困擾全球人類的第三大疾病。

年齡是影響生育能力的關鍵因素。一般來說,適齡婚育更容易受孕,因為女性在30歲後生育能力呈下降趨勢,35歲以後生育能力迅速下降;男性40歲以後生育能力開始下降。

而現在晚婚的趨勢卻愈發明顯。

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鑑》,2020年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9.38歲,女性為27.95歲。而在2010年,我國平均初婚年齡為24.89歲,男性為25.75歲,女性為24歲。

也就是說,10年間,我國平均初婚年齡就推後了近4歲。

晚婚的情況與不孕不育增加的趨勢高度重合。根據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國家婦產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喬傑院士團隊開展的全國育齡人群生育健康監測資料,我國育齡人群的北醫三院不孕率已從2007年的11.9%上升到了2020年的17.6%,估計目前約有3300萬對育齡夫婦面臨不孕問題困擾。

另外,今年11月15日,來自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教授哈蓋·萊文領導的研究團隊在《人類生殖進展》期刊發表的論文指出,從1973年至2018年短短45年間,全球男性平均精子數量下降62%,精液中的精子濃度下降52%。

精子數量和濃度的下降,意味著男性生育能力的下降,這也會使備孕的成功幾率下降。

針對這一趨勢,目前普遍認為是環境汙染、塑化劑的影響以及生活工作壓力增大等因素造成的。不良的生活習慣,比如熬夜、打遊戲、久坐不動、抽菸、喝酒等,也會造成精子質量的下降。

如果說,「能生不想生」是個人選擇的問題,那「想生不能生」,則是個人意志難以控制的麻煩問題。生育受挫的背後,是無數不孕不育家庭的苦痛與掙扎。

一方面,治療不孕不育的成本隨著生育的難度而遞增。

一項2020年的研究調查指出,我國不孕不育家庭治療的花費主要集中在「3萬—20萬」的區間。具體而言,「3萬以內」的佔16.4%,「3萬—5萬」的佔23.0%,「5萬—10萬」的佔31.2%,「10萬—20萬」的佔20.4%,還有9.0%在「20萬以上」。

這樣的治療費用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一個不小的經濟負擔,也並非每個家庭都能承受。在調查中,當被問到「生育治療對於家庭經濟有何影響」時,只有6.7%的患者表示沒有受到影響,無經濟困擾;另外93.3%的受訪者均表示治療對於家庭經濟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高昂的費用客觀上需要不孕不育患者更努力地工作賺錢,但治療卻往往與工作在時間、精力上存在明顯衝突。為了方便治療,部分家庭選擇辭職備孕,如此便會直接失去收入來源,又因為治療效果並不打保票,治療費用對他們而言似乎像個無底洞。

另一方面,除了經濟壓力,不孕不育帶來的心理壓力也更是無處不在。有研究表明,不孕不育夫婦潛意識裡的焦慮會隨著不孕時間的增加而遞增。

不孕不育還可能提高離婚率。據國家研究中心的統計,在對北京市1000個離婚者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近30%的人是因為不能生育的原因而導致離婚的。

儘管夫妻雙方達成了不生育共識,也仍然無法停止來自周圍人顯性或隱性的壓力。而外界的議論與汙名化,也將進一步加劇患者的心理壓力,並抹殺患者在其他事情上的表現。

最後一根「造人」稻草

現階段,治療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藥物治療、手術治療和輔助生殖治療三種方式。

其中,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簡稱「ART」) 是指運用醫學技術和方法對配子(精子和卵子)、合子(受精卵)、胚胎進行人工操作,以達到受孕目的的技術。

輔助生殖技術通常被認為目前是治療不孕症的最有效方法,一般作為常規藥物和手術方式未見成效後的最終解決方案,成功率能達到40%-60%。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2003.10.01,有效)將輔助生殖技術分為人工授精(AI)、體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兩大類。

其中,人工授精包括夫精人工授精(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ID)。

體外授精-胚胎移植就是大家常說的「試管嬰兒」技術,指從人體取出配子,在體外條件下受精形成胚胎,移植入子宮腔著床發育成胎兒,根據適應症和技術手段的不同分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不孕率的快速上升,代表著越來越多的家庭需要輔助生殖服務。對於那些夫妻感情和睦、喜愛孩子卻面臨生育問題的家庭來說,試管嬰兒技術是作為最後一根「造人」稻草般的存在。

但試管嬰兒並非「萬能藥」,不是所有的不孕不育患者都可以做。有部分患者如果存在子宮內膜損傷、卵巢功能衰竭等問題就無法進行。而且從確定手術到最後的成功,也不簡單,中間需要經歷十幾道嚴格的程序。

自1988年國內首例試管嬰兒誕生於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以來,我國的輔助生殖技術發展迅速,臨床妊娠率已經從早期的6.4%提高到了現在的32%,活嬰分娩率達30%-35%。如今,我國每年約有30萬名試管嬰兒誕生。

不過,我國輔助生殖技術滲透率並不高。根據Frost&Sullivan,2018年中國輔助生殖技術滲透率僅7%,遠低於美國的30.2%。

這一方面是由於部分公眾仍對輔助生殖技術存有誤解,由於認知不足,選擇嘗試其他非正規的治療方法,浪費了時間和金錢,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

另一方面,我國輔助生殖行業起步相對較晚,仍有成長進步的空間。

據科技日報2018年的報道,國內想做試管嬰兒的中產階級,有大部分最後都會選擇去美國治療。因為美國的成功率有80%,而中國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北醫三院,成功率能達到40%,有的機構連20%都不到。

同時,由於輔助生殖涉及國家生育政策、技術成熟度和倫理道德等問題,我國對輔助生殖從嚴監管,對輔助生殖牌照採取審批制。

例如,申請試管嬰兒牌照必須通過省衛計委、國家衛計委的審查,在試運行一年後進行復審,隨後每2年進行一次校驗。

審批標準高、週期長,許多省份的輔助生殖中心都存在數量不足、供不應求的問題。

國家衛健委婦幼健康司的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國經批准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共536家,全國經批准設置人類精子庫的醫療機構共27家。其中北京市有18家輔助生殖醫療機構和2家設置人類精子庫的醫療機構。

有牌照的輔助生殖醫療機構中,技術缺口也較大,僅有約78家可實施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五類技術都能提供的機構僅50家,約佔比9.33%。

除了受制於觀念接受程度和市場供不應求狀況,如前文提到的,動輒幾萬到十幾萬的花費也令不少家庭望而卻步。

很多患者因為家鄉沒有生殖機構,還不得不到異地的大城市參與治療,這無疑又增加了不孕不育家庭實施輔助生殖的成本。

補助落地,或不再遙遙無期

其實,今年2月,北京醫保局就曾發佈過一則通知,擬將門診治療中常見的宮腔內人工授精術、胚胎移植術等16項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稱將於3月26日開始正式實施。

不過,這項政策後面被暫緩執行。截至目前,北京地區輔助生殖納入醫保政策仍沒有實施。

此外,江西、四川、湖北等地也曾發佈過擬將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的訊息,但目前也均未落地。

輔助生殖進醫保,難在哪?

據媒體報道,一位三甲醫院多年從事輔助生殖的醫生表示,政策暫緩執行「可能還是因為錢的事兒」。

以試管嬰兒技術為例,首先,整個治療週期下來費用比較高,一、二代一個治療週期3到4萬元,三代要7到8萬元。如果結合試管嬰兒的成功率同時考慮,相關費用可能就更高。

除了費用昂貴,輔助生殖這類消費級醫療服務也可能不符合國家醫保「保基本」的定位。

正如2021年8月,國家衛健委在答覆政協委員提案時指出的那樣:當前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醫保籌資能力限制,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只能立足於「保基本」,不具備將支付範圍擴大到治療不孕不育費用的條件。

同時,整體流程和診療項目較為複雜,包括各項檢查、降調促排用藥、實驗室操作、取卵及移植手術等,並且不同夫婦因自身情況不同,診療流程、用藥、耗時等也有差異。

因此,有觀點認為輔助生殖納入醫保政策暫未落地,也有可能是相關方案的細節正在敲定之中,輔助生殖涉及的項目多、時間長、複診次數多,哪一部分醫保可以報,哪一部分不能報,報的話報銷多少,都需要時間來統籌規劃。

近年來,在出生率持續走低、老齡化趨勢愈發嚴重的背景下,國家相繼放開了二孩、三孩政策,但部分育齡人群「不想生」、「不敢生」的觀念似乎並沒有由此明顯好轉。

而對於那些「想生不能生」的不孕不育家庭,為他們實施輔助生殖提供資助,的確可以作為緩解相關人口問題的有效手段之一。

國外已經有文獻研究表明,由於生育孩子能夠產生超出家庭單位的外部效應,體外受精的補助政策能夠帶來3-16倍的淨回報率。

從這個角度來說,為輔助生殖服務提供補助,並不再侷限於對少數人群的關懷幫助,而能夠作為一項公共投資,為社會發展帶來積極的經濟效益。

從國際實踐經驗來看,日本、韓國、瑞典等國家都已將輔助生殖技術作為解決生育率下降問題的方法,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資金支持,如醫療保險、補貼、稅收優惠等。

好的政策大方向是,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最佳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上個月,荊門市已出臺新政,對夫妻雙方中至少一方為荊門市戶籍、女方年滿35週歲、未曾生育過子女、確需實施輔助生殖技術的家庭,按每戶累計不超過1萬元的標準給予輔助生育補助金。

政策利好訊息不斷,相信我國輔助生殖補助政策的全面落地,已不再遙遙無期。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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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豔霞.輔助生殖,誰來買單?[N].中國銀行保險報,2022-06-16(006)

季媛媛.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報銷 市場「擴容」後規範在即[N].21世紀經濟報道,2022-11-29(003)

邢燦.輔助生殖進醫保還有多遠[N].中國城市報,2022-12-05(017)

邱幼雲,王源,李彥雯.社會性別視角下不孕不育家庭的困境分析[J].青少年研究與實踐,2021,36(02):70-76.

於鐵山,楊朝清.不孕不育家庭的苦難敘事與認同調適——基於知乎32起自述者的分析[J].醫學與哲學,2021,42(20):47-50.

世界衛生組織:不孕不育症https://www.who.int/zh/health-topics/infertility#tab=tab_1

澤平宏觀:《國際輔助生殖研究報告2022》https://mp.weixin.qq.com/s/dZqUc7mlHzPVr3V1R5hjLg

北京大學新聞網:《北大第三醫院喬傑院士團隊發表最新研究成果 解析全球不孕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流行現況和適宜干預策略》https://news.pku.edu.cn/jxky/25e89eee5dfa4cf58f03eb78f1816e14.htm

2021年中國輔助生殖機構數量及重點企業分析:輔助生殖技術首次納入醫保[圖]丨MCH婦幼健康 http://mch.ihe-china.com/cn/IndustryNews/2022/03.10.html

前瞻產業研究院:《十張圖帶你了解我國輔助生殖行業發展現狀 不孕不育率走高致市場供不應求》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91107-e1166024.html

界面新聞:《輔助生殖在杭州可報銷?實際為商保項目》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470307.html

紹興晚報:《杭州「試管嬰兒」部分項目明年起可報銷》http://epaper.sxnews.cn/sxwb/html/2022-11/28/content_11964_7032119.htm

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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