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磊 楊淨 發自 凹非寺
量子位 報道 | 公眾號 QbitAI
一個話題標籤,炸了整個德國學術圈。
#IchBinHanna
翻譯過來就是「我是漢娜」。
起初,它只是一個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局(BMBF)發佈的2分鐘宣傳視訊。
從一個主人公漢娜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如何在德國學術圈立足、找到穩定的工作的故事。
結果沒想到的是,一經發布,就激起了千層浪。
科學家們紛紛開始藉著這個話題大訴苦水。
「幾乎全是臨時工」
「幹了6年又6年,還是拿不到教職」
「逃離德國,另謀出路」……
啊這,不就是德國版的「非升即走」麼?
但不為人所知的是,這樣的矛盾,其實很早就已經存在。
並在過去四十年間悄然滋長,不斷激化。
「臨時工化」日益嚴重
先來看下這個《我是漢娜》中的具體內容。
漢娜是視訊虛擬的一位生物科學家,她唸完博士花了6年時間,現在要面臨的是再次簽訂固定期限合同。
然後視訊中針對漢娜接下來在科研道路上怎麼走穩,給出的建議大致就是:
籤合同,要早早地做好規劃。
漢娜需要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再當6年的「臨時工」。
那麼這6年的大限到了之後呢?
若沒謀求到教職,直接走人。
在這種大環境下,這個宣傳視訊內容描述得還非常「對啊,就得這樣」。
於是乎,青年學者們炸了(視訊已被下架)。
/#IchBinHanna這個話題也就隨之走紅。
網友們紛紛在此之下吐槽德國學術界這種「臨時工」制度。
但在看「熱鬧」之餘,也得了解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於是,德國康斯坦丁大學的一位教授George Walkden,便連發了30多條推文,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整理了出來。
他認為,在德國學術界,「臨時工」是一個巨大的隱患問題。
除了正教授之外,其他科研人員基本上是沒有穩定的工作。
而且這種情況在過去50年內日益嚴重。
來看下這張統計圖。
從1975年以來,德國大學裡的「非教授」(黑色曲線)和「教授」(灰色曲線)的差距越來越大。
說白了,就是德國整個科研人員體量在增長,主要是因為那些不穩定的「臨時工」數量,而並非的教授人數:
1975年,教授佔德國大學研究人員和教師隊伍的24% ;2019年甚至不到13%。
造成這種局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德國將博士生和博士後混為一談,也就是所謂的「Mittelbau」。
就在這種「混淆」之下,德國的科研人員在完成第一個「資格考試」之後,再來一個(即Habilitation)。
這實際上還是同一個領域的博士論文,只是主題不一樣罷了。
這時你就會說了,那儘快升到教授不就好了?
不不不,沒有那麼簡單。
在德國,教授這個職位並不是升上去的,用Walkden的說法就是:
必須通過一個漫長而又充滿官僚氣息的過程來申請。
因為在德國,教授相當於是公務員了。
當了教授,就意味著在醫療保險、養老金等方面,將擁有相當好的福利待遇。
但也正是如此,教授,很難當:
很多人要等到自己晚年,才能得到這樣的機會。
例如2002年便有一篇文章直接指出,在德國第一次被評為教授的平均年齡是42歲。
這時你又會問了,那先一直幹著「臨時工」,熬到教授不就好了嗎?
年輕了。
一個WissZeitVG,直接斬斷這個念頭。
這個政策簡單粗暴的來說,就是:
博士,給你6年時間;博士畢業之後,再給你6年時間。
然後,拜拜。
現在知道為什麼一個簡單的話題,竟能讓德國學術界如此「炸圈」了吧。
總結來說就是:
德國有個系統,可以有效防止「臨時工」獲得永久合同。
還有一條法律,防止個人重複獲得臨時合同。
但比起這些,還有更重要、更深層的一點。
剛才也提到了德國科研人員裡面,「臨時工」目前所佔的比例之高,於是Walkden就認為,「這極大地加劇了德國學術界的不穩定」。
「這就是我離開德國的原因」
除了自述經歷外,更多的德國學者紛紛聲援進來。
他們齊聲呼籲,想要改變這一套系統。
不要忘記那些被邊緣化的人。
一位神經科學家則表示,
德國的學術體系正在毀掉人們的職業生涯,並通過定期合同將人們排擠出去。我希望這個系統能夠改變。
也正因為這樣的學術體系,就勸退了一波學者。
他們都紛紛表示:這就是我離開的原因。
「逃離德國,另謀出路」成為他們共同的選擇。
正身陷囹圄的學者,也表達了自己的焦慮:自己想留德國,但是合同只有幾年
不過,德國這波操作也不是特例。
知名科普博主@光頭怪博士分享了自己當時在日本的留學經歷。
2007年,日本發起了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WPI,世界頂尖國際研究中心)的倡議。倡議的目標,不言而喻。
而實現途徑就是選拔一些單位的學者進行補助,希望他們能在指定期限內完成一定的學術成果。
但在WPI之外,日本的大量博士生還是拿不到合理的補助,大量青年學者要做3-4期博後才能熬到一個穩定職位的機會。
國內「非升即走」
放眼國內,不免就回到了老生常談的話題——
青年教師「非升即走」的困境。
這個話題此消彼長,討論更是一波接著一波。
究其根源,還得跟Tenure-track制度有關。
Tenure-track,起源於北美,國內也叫做「預聘-長聘」制,目前絕大部分一流高校都採用了這一制度,以此來優中選優。
流程大同小異。
即新入職的教師以3年為一個聘期,試用考察期最長可達兩個聘期。
6年之後,如果你能達到一定聘用條件,就獲得終身教職,如果這段時間內沒有完成競升,則自動解除聘用關係。
這當中的聘用條件則包含了一些量化考核指標,比如論文、重點項目數量等。
對剛讀完博士或者博士後來說,大概30歲左右才開始職業生涯,然而到了35歲左右,就可能面臨失業的壓力了。
如果沒有成功拿到教職,再去業界找工作會比較難。
因此德國版的「非升即走」一曝光,就讓國內的學術圈產生了共鳴。
怎麼全世界的學術圈都在卷…
有網友認為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學者過剩,供過於求。
網際網路科技博主@sven_shi就認為,博士相對穩定的教職供給量實在太大,各國都有這個問題,我國特別嚴重。
就拿清華來說,2021年授予3168人博士學位,除去疫情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往年也都有兩千多人左右。
從清華官網上看,當前教師數量為3641名,其中在崗博導為2836人,基本上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博士生的比例。
什麼概念呢?
拿今年UCLA來說,共有566名博士生畢業,Faculty有4300名,比例可以說達到了1:7.7。
而這樣的佔比,也是得益於清華允許進入Tenure-track的教師能直接帶博士生的制度。
那該如何解決呢?
有網友認為,則從根源入手——減少博士生招生人數,實現博士培養的少而精。
但不得不承認,在這樣的評價體系下,國內科技才有了質的飛躍,實現彎道超車。
如何衡量這當中的度,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對於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呢?
參考連結:
https://twitter.com/gwalkden/status/14088180203954053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q5GlY4h4E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984538/answer/1930318461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5436
https://weibo.com/DrGuangTou?topnav=1&wvr=6&topsug=1&is_hot=1#1625042275046